□ 王文正
“世界商都”——义乌，是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结果，但如果追寻义乌的“商脉”，我们就有理由将它的源头追溯到100年前的义乌第一个商会——佛堂商会。
佛堂位于义乌市南郊，是义乌最大的集镇，“其地四方辐辏、服贾牵车、交通邻邑”。民国时期佛堂镇商业经济繁荣，称为“浙东四大重镇”之一。发达的商埠经济使得义乌第一个商会落户佛堂有着其内在的合理逻辑。
庆典血案
义乌人骠勇无畏、一呼百应，带着一股强烈的从泥土中而来的草莽气息。正因为此，明朝时戚继光在浙江招募了义乌兵组成的戚家军，才将流窜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肃清，海清河晏。义乌人后来还把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格气质带到了商业领域。这不，佛堂商会成立时的动静可谓“振聋发聩”，因为它伴随着一桩震惊浙江的暴动而诞生。
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过两年的筹备，佛堂商会终于成立。为了庆祝商会的成立，佛堂商会总理(会长)、义隆典铺经理魏世福决定举行成立庆典，会场就设在“义隆典铺”旁边。为了增添喜庆气氛，会场上张灯结彩，大开筵席，并宴请了许多优伶跳舞助乐。这种热闹华丽的景象，吸引了数万乡民的聚观。然而，随着围观群众的增多与吵嚷，魏世福嫌人声嘈杂，不能畅饮，便命令手下执鞭驱逐乡民，遂引起了乡民们的愤怒。此后，魏世福又登台演说，称以后无论何项货物进入佛堂市场，即便是挑柴担炭、一鸡一鸭，均需纳税，不得遗漏。
魏世福不合时宜的讲演更是引起了群众的愤怒，于是有数十人一拥而上，将庆典的戏台掀翻捣毁。魏世福眼见大势不妙，急忙躲进自己的典铺之中。但乡民们不依不饶，乘势而入，砸壁敲墙。这一来又惹恼了铺中的伙计，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他们持枪开火，轰倒数人，酿成了血案。
此案影响巨大，逐级诉至县、府、道、省四级审理。除了巡抚增韫、金华知府嵩连的批文外，还有“藩宪”(布政使)、“法宪”(按察使)、巡道、劝业道都对此案进行了批示。宣统二年5月21日的《全浙公报》，也以《佛堂商会案有和平议结之望》为题对此事件作了报道。
自铸货币
佛堂商会的影响力曾达到何种程度？也许可以从这件事情里管中窥豹：它曾经用锡铸造金属币，并通行到与义乌交界的东阳、永康两县的山区。
现存的几枚佛堂自铸货币，正面居中印有“佛堂镇”三字，两边是麦穗、花卉等纹饰，背面正中是一布币图案，边书“价值一分”字样。钱币磨损较严重，说明流通时间较长。钱币是用模子手工打造而成，币面因模子敲打用力不均及模子磨损等原因，略有不平，整币不是很规整。
对于钱币的铸造，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绝不允许私造。佛堂镇私铸币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时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局动荡，通货膨胀过于迅速，为了保护当地经济及商品流通，佛堂商会迫不得已自行铸造货币。从发现的几枚钱币上看，图案大体相同，但仔细比较还是略有差别，说明不是同一个模子里敲打出来的。这些货币的面值都很小，发行量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除自铸货币外，佛堂早期商业发展中还出现了期票。期票是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出的、在约定期限内支付款项的债务凭证。期票到期，债务人必须按票面金额向持票人付款。这种私人的期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投放货币过多而物资又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用期票代替现金，解决暂时的资金周转困难，又可避免意外情况而使自己蒙受货款或利息的损失。
私铸币和期票的出现，显示了佛堂当年商业发展的规模。在时局动乱的情况下，为了稳定区域经济、促进商品流通，佛堂的商人和商会不断自我调整，共同维护着商业氛围。
花团锦簇
根据章程，佛堂商会下设同业公会(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协会)，各个同业公会由同行推举资金最大、年辈最高或资格最老、能力最强的人担任会长。
同业公会的主要功能有：统一议定批发和门市商品价格，凡是参加同业公会的正规商店，商品门市价格都经过同行公议，分等论价，任何商店无权更动，并挂上“同行公议”木牌于门首；仲裁同行间的争执纠纷；通报同行外埠消息，商量对策；若某店号在资金周转、运销货物有困难，或发生了灾害，公会要出力帮扶相助；摊派地方捐税的配额或兵灾、劳役的负担等。
除了商业领域之外，佛堂商会还承担了某些政府职能和社会公益职能。比如，佛堂以前除了元宵、清明两次灯会外，并无庙会之举。但在民国21年(1932年)，由当时佛堂商会会长赵钦生、委员朱和顺负责筹备，利用民间传说农历十月初十是达摩祖师的诞辰日，为镇内的渡磬寺重修庙宇，佛像贴金，择日开光的机会，首次兴办佛堂“农历十月十庙会”。
庙会开始前个把月，就先派人外出四处张贴《通告》。庙会开始的第一天，镇内士绅们带头，上庙进香。镇上还聘请6个戏班同时演出，行业工会和较大商号自己出钱，组织或聘请舞狮队定时巡街表演，晚上还要举办“放焰火”晚会……经过广泛的宣传和周密筹备，一年一度的“十月十庙会”一举成功，行商坐贾，大发其财，数日之内，利市三倍。“十月十庙会”成了浙江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名气最高的庙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十月十的旧庙会，改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邻县、邻省的各行各业商贾纷至沓来。佛堂镇万人空巷，四周田畈也摆满了各种交易商品；镇内所有的工商、行政、税务、公安都全力投入；学校、工厂放假，各家各户都亲朋满座，成为比春节还热闹的盛大节日与聚会。
商而好儒
早在清乾隆年间，徽商就在佛堂建造了徽州会馆，让在佛堂经商的徽商子弟同样能够在会馆里上学读书。徽商这种崇文的习气，对佛堂当地居民影响很大，佛堂本土商人争相效仿。
佛堂商会历史上另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会长是丁瑞熊。丁瑞熊是佛堂“留轩学堂”创始人丁成余(字留轩)的孙子。1925年，上海的航空彩票在佛堂镇销售时，做粮贩生意的丁成余得了5000大洋(银元)的二等奖(一等奖3万大洋被当时的佛堂商会会长丁廷干所得)，丁成余就利用这笔钱购买了3亩地建校舍。此时丁瑞熊正在上海震旦大学附中读书，其班主任由同济大学的一位著名的建筑系老师担任，于是丁成余通过这层关系，不惜重金请其来佛堂设计筹建留轩校舍。最终，留轩学堂于1928年落成。丁瑞熊在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也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回到留轩学堂担任自然科学的小学老师。
1931年，杭州至江山的铁路(浙赣铁路)通车后，丁瑞熊任佛堂商会会长。他带头向佛堂镇商界集资建成了义乌境内第一条从佛堂镇到义亭火车站的公路，促进了佛堂镇市场的繁荣。1946年，丁瑞熊又在佛堂镇创办了义乌第一家兆丰机械动力碾米厂，同年又去上海买来一辆美国雪佛兰汽车公司产的大道奇牌客货两用的义乌第一辆商用汽车，专为佛堂商家到义亭火车站提货营运。他学以致用的实践，使佛堂镇的居民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亲身体会到了现代技术的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