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为昌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日的序幕。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燃起战火。整个上海沸腾起来，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颐中三厂（即英美烟公司上海卷烟三厂）工人也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颐中三厂地下党员和工人先进分子先后参加了“一·二八”公祭、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抗议“七君子”被捕等抗日救亡活动；工人夏良珍加入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后，积极从事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活动，并在党的指示下，到难民收容所从事难民登记、分发饭票、服务病员等工作；青年女工丁月玲、戴林娣等利用工休时间，上街宣传抗日；陈心慈等与一些学生、店员一起上电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激发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
烟厂工人们尽管自己缺衣少食，却在“节约救难”、“节约献金”等活动中四处奔走。例如，曾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颐中三厂女工戴林娣在工友中宣传抗日意义，发动大家捐款捐物。在烟厂工人踊跃捐献的带动下，上海市民也纷纷慷慨解囊。由于颐中三厂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捐献活动中发动面广、募捐钱款较多，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赞扬。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需要大批骨干。颐中三厂地下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先后输送10多名地下党员到新四军、游击队，为城市支援苏北根据地建设、上海地下斗争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以及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做出了贡献。
1940年1月，颐中三厂地下党支部成员陈炳南、韩翠娥先后参加新四军。同年下半年，陈启英、周晓华、喻贵明、薛善璋、徐鄂等10多位地下党员以及印刷厂的杨群宝相继离厂，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和苏北根据地的建设等工作。这些同志政治上忠诚可靠，多次穿越日军封锁线，执行护送干部、文化名人、进步学生，传送上级情报等任务。陈启英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往返苏沪10余次，先后护送了50余名文化名人、进步学生进入革命根据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日益险恶，为了保存敌占区干部的有生力量，党中央决定，将江苏省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为了完成这一战略转移任务，周晓华等地下交通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日军严密封锁的敌占区，在关卡林立、岗哨密布的险恶环境下，长途跋涉，先后护送了刘晓、刘长胜、刘宁一等领导进入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任务。
1944年，上级党组织指示颐中三厂党支部，要在工人和当地群众中宣传和散发《评〈中国之命运〉》一书，使群众清楚地了解抗战时事及前途。党支部接到任务后，除在党员中组织传阅和学习外，还有计划地秘密发给一些政治上可靠的积极分子阅读。对于一部分中间群众和工人，则采用秘密寄送的方法，即确定寄送对象后，把书刊封入信封或其他一些物品里，半夜无人时将其悄悄塞进寄送对象的门缝里。在日本法西斯的眼皮底下开展这些地下工作非常艰险，但党员刘康、陈三连、杨村等都能很好地完成发送任务。《评〈中国之命运〉》在工人中反响强烈，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工人们普遍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抗战胜利前夕，颐中三厂党支部不但组织工人传阅《时代日报》等进步报刊，还绘制了东至高郎桥、南到黄浦江、西临外虹桥、北达昆明路范围的日本兵营、岗哨及明碉暗堡的地图，并秘密传递给新四军，作为他们进入上海的参考。此外，在颐中三厂党支部的号召下，工人们还组织了救护队、纠察队和医务队等，为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