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四益
一些应当明白底里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讲到烟草，喜欢说“自古以来”如何如何，好像吸烟真是中国古老的文明。不但如此，在卷烟盒子上印漂亮的山水花卉、名胜古迹、珍禽异兽，弄得五色斑斓，据说也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不能动摇。“文化”现在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谋取利益的策略，烟草业也不例外。
其实，烟草传入中国不过400来年，吸食卷烟，更只有短短的100来年，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烟草文化”，实为烟草商一手造成。
烟草传入中国，大致在明代中晚期，是洋人带来的贡品。因为新鲜，被当作稀罕物儿，成为皇上的赐品。达官贵人用以炫耀，盛传此物能够治病。后来发现治病无效，做成鼻烟，这才渐渐流行。大凡流行的玩意儿，总是从宫廷到贵族、富户，再到游民、娼妓，末后才是平民。因此，在烟草传播的过程中，反对之声始终不断。
反对，从不同的角度立论。
有的从吸烟的形象。用小指从鼻烟袋或鼻烟壶中抠出一点，往鼻孔上一抹，狠命一吸，然后眼泪鼻涕、咳嗽吐痰，简直不堪入目。清代董含在《三冈识略》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宾主相见，以此鸣敬，俯仰涕唾，丑态毕具。”现代吸食卷烟，虽不致“丑态毕具”，但在公共场合，互递卷烟，以此鸣敬，依然如此；俯仰涕唾者亦时有所见；当着不抽烟的宾客，吞云吐雾，烟气直喷对方脸面，令人难耐，而吸烟者竟旁若无人，毫无忌惮。且不说二手烟的危害，即便论待客之道、文明风尚，也不当如是。
有的是从经济着眼。著《闽产异录》的郭柏苍，讲当时福建种烟：“各属皆种，下游尤盛。废良田，竭人力，其害甚于罂粟。”他还说，种烟“劳力甚于耕耘，粪壤倍于蔬菜”，而且因为“废农就圃”，闹得“米谷日贵”。他引用长汀人黎士宏的话道：“烟之名始于日本，传于漳州之石码。天（启）崇（祯）间，禁之甚严，犯者刑无赦。今则无地不种，无人不食。约天下一岁之费，以千万计。”今天，烟草种植，对烟农来说，仍旧是投工多，用肥多，地力消耗大，而收益不高的作物。种烟，与其说是帮助农民脱贫，毋宁说是地方把烟叶税当作一笔收入不愿放弃，所以不少地方还在强迫农民种烟。而卷烟工业的收益，据经济学家分析，扣除因吸烟带来的社会耗费，已成负数。
再一种反对吸烟的人，是从烟草对人的危害着眼。那时虽然对此认识尚浅，但烟草有毒，已为人所知。康熙年间，余姚人徐沁，号若耶野老，写过一个剧本，名为《香草吟》。剧中人物都是袭用药物、草木之名，如桑寄生、密陀僧、红娘子、刘寄奴等等。由于木贼、葳灵仙反叛，桑寄生、红娘子等率兵清剿，经密陀僧指点，乃取烟草（淡巴菰），以毒攻毒。密陀僧介绍烟草说，这件东西“神农未尝，本草不载，佛说《楞严经》中列于五辛，名曰兴渠，比于腥血之秽。有误食者，须忏悔四十九日，方许礼佛”；“人一尝之，刻不能少，以致焦灼肺腑，呜呼哀哉”。这里，至少已经讲到这种外来的烟草，吸食后的上瘾性，对肺腑的危害性以及长期吸食的致命性。他还形容吸食烟草后的形状：“乍吸头先晕，频吞体遍麻。略尝滋味浑难罢，半晌昏迷魂欲化。千番呜嘬唇还咂，口角流涎堪讶。似醉酒眼乜斜，如病疟脚波查。”由此可知，尽管当时人尚未通过科学研究得到烟草危害的详尽证据，但也已从实际观察中了解了吸食烟草的严重后果。与徐沁同时的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李渔在评点此剧时写道：“此虎头写生手也。吃淡把姑者，试请着眼何如？”又说作者曾“刻烟诫劝世，阐发曲尽”，可惜这本《烟诫》未曾寓目。
这些反对吸烟的呼声，实在是中华文化中值得承继的有益的见解，虽然它还只是一种经验性的结论。现代科学已经越来越确切地证实了吸烟导致癌症、心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患以及其他多种严重疾病，不仅有流行病学的充足证据，而且有基础医学的确凿证据。如果不把吸烟的严重危害明明白白地告诉广大群众，就是一种对人民生命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以为，在卷烟的包装上印上吸烟导致疾病的图像，是最广泛也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拯救生命的仁义之举。以所谓“文化不同”来反对是站不住脚的。当初把各种美丽图案或政治性象征印上烟包，是烟草业推销卷烟的“政治牌”和“爱国牌”，现在则以“文化牌”来维护烟包，即维护烟草的商业利益。政府的官员是不应散播这些流言的，因为政府维护的始终只应当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某些产业集团或利益集团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