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同寿 罗仕湘
20世纪初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的茅台酒，是由成义、荣和两家酒厂选送的，当时的“茅台造酒公司”，还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影子公司”。
而时隔十五年后，茅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归宿。
1951年，人民政府通过赎买、接管、没收等途径，将几家烧房的生产合并，成立“国营茅台酒厂”，从此，贵州茅台走向工业化的曙光也从这里开始升起。
国营茅台酒厂的诞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创业过程。
1951年秋，时任仁怀县税务局兼专卖局负责人的王善斋奉命处理几家烧房的赎买、接管事宜，筹备成立“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县茅台酒厂”。同年12月13日，仁怀县人民政府委任县盐业分销处干部张兴忠任酒厂经理，下设秘书、会计、生产3个小组，分别由刘明儒、邹定谦等负责。于是，除办完移交手续即已离任的王善斋外，张兴忠、刘明儒、邹定谦等，加上原成义烧房留用人员及新聘职工在内的40余人，便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国酒人”。
摆在“第一代国酒人”面前的困难不言而喻。建国初期，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收拾残破山河，重振旗鼓，迈步从头越的艰巨任务。
创建伊始的茅台酒厂，不得不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着手恢复生产。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茅台酒厂初创时期的那种困难。由中国轻工业年鉴社2003年出版的《国酒茅台五十春》一书，在“茅台新生”一节中这样描述“第一代国酒人”创业的情景：
“当时，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人多数是半工半农，工厂被居民四处分割，农民养的牛、羊、鸡、犬在厂区自由乱窜。工人的住房和厂办公楼基本是‘干打垒’和木结构，部分房顶盖的是杉树皮茅草，吃的是粗粮，穿的是草鞋，烤酒生产用水要下河去挑。全厂没有一间像样厕所，洗澡用取酒后的天锅水冲洗，夫妻轮流站岗。每到收小麦、高粱的季节，工人们要到15公里外的三合、鲁班、五马、合马、大坝等地去肩挑背驮，更远的还要到习水、金沙等县去运。正是靠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1952年就生产出茅台酒75吨，产值6万元，赢利0.8万元。
茅台人面前永远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永远没有创造不出的奇迹，这句话在‘第一代国酒人’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第一任厂长张兴忠接手之时，包括新招职工在内，全厂有干部12人、工人31人。固定资产只是一间不足4000平米的木结构厂房，全部生产设备为灶5眼、酒窖41个、蒸甑5套、石磨11具、骡马35头，再就是一些用旧了的盆碗杂物之类。当年，依靠国家下拨的4.3万元（旧币）投资，酒厂得以恢复生产，但全年产酒量仅6800斤。
1952年，酒厂先后接收、接管了原私营的“荣和烧房”与“恒兴烧房”，生产规模有所扩大。同年，为解决茅台酒生产原料的困难，仁怀县人民政府责令县辖各区将库存的21.14万斤小麦，统筹调运至茅台，借给茅台酒厂作生产之用。酒厂方面则利用国家提供的资金修复扩建厂房，购置必需的生产设备及燃料，同时千方百计请回经验丰富的老酒师，确保技术队伍。
当年，工厂在淘汰部分不称职员工的同时，由上级向厂里调配干部6名，从遵义酒精厂调进职工14人，又在当地补充招进工人数名，有效提升了技术与生产力量。据统计，至1953年2月，新创建的茅台酒厂共生产茅台酒17.7970万斤，销售8.0772万斤，库存9.3580万斤。
时光荏冉，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晃而过。“第一代国酒人”凭着民主革命时期的斗志与执著精神，竭尽所能在废墟上艰苦创业，终于将原先分散经营、相互排挤、彼此封锁的落后烧房，建成了一座新型的国营工厂。
而正是“第一代国酒人”的这种艰苦创业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后来的国酒人，时隔六十年后，一艘由茅台人自己打造的酒业航空母舰横空出世，在时代的海洋中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引自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独步酒林 茅台酒历史正义》一书，下期请看“国酒茅台历史系列文章之五：博弈市场 铸就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