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卓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绿色低碳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战略方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必须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深度融入改革开放全过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治理创新，构建起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的新格局。特别是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国际竞争加剧的关键时期，统筹绿色转型与改革开放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探讨绿色低碳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新要求，深入分析二者协同推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供决策参考。
一、绿色低碳转型与改革开放的协同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理念，深刻揭示了绿色低碳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之间存在多维度、深层次的协同关系。从目标导向看，二者均致力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绿色低碳转型强调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源结构调整等举措，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而改革开放则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二者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
（一）政策工具
在政策工具层面，绿色低碳发展需要依靠市场化改革来完善资源配置机制。例如，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同时，绿色金融创新也需要依托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拓宽绿色项目融资渠道。反之，改革开放也需要绿色低碳标准的引导与规范，如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对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限制，以及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规则的引入、绿色产品认证体系的构建等，均为改革开放划定了绿色底线。
（二）实施路径
从实施路径来看，绿色低碳转型与改革开放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深化改革开放能够为绿色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如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提升绿色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绿色转型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动力源泉，如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领域对外合作和制度创新。
（三）空间布局
在空间布局上，二者协同效应更为明显。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这既涉及土地、户籍等领域的改革突破，又需要贯彻绿色低碳理念。同样，区域协调发展也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生态要素跨区域流动，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二、协同推进机制构建：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分析框架
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理念，构建绿色低碳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协同推进机制，需要从市场驱动、政策协同、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四个维度展开系统设计，形成多维度发力、全方位联动的工作格局。第一，市场驱动是协同推进的基础性力量。通过完善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市场等市场化机制，能够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参与绿色低碳转型，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第二，政策协同是协同推进的关键保障。需要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政策协调机制，确保绿色低碳政策与改革开放政策在目标设定、实施路径和考核评价等方面保持一致，避免政策冲突与执行偏差。第三，技术创新是协同推进的核心动力。要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以技术突破破解转型难题、激发改革活力。第四，国际合作是协同推进的重要补充。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下，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协调，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治理体系构建。
（一）市场驱动和政策协同
在市场驱动机制方面，应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碳市场体系建设，逐步扩大碳交易覆盖范围至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并探索碳税与补贴联动机制；同时，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推广碳中和债券、绿色信贷等金融工具，建立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在政策协同机制层面，需强化顶层设计整合，将绿色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推行GDP（国内生产总值）与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双核算双核算制度。在区域协作方面，可借鉴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与产业转移政策结合的成功做法，构建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
（二）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
在技术创新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设立国家绿色技术银行，重点突破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关键技术瓶颈；同时，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加快建设循环经济园区，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新兴产业集群。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上，积极参与全球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谈判，推动绿色贸易互认，助力企业更好适应国际碳关税要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深化绿色产能合作，重点推进风光电、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光伏合作项目不仅促进了当地能源结构优化，还带动了我国光伏产业国际化发展。
三、挑战与优化路径：基于二十大精神的实践探索
尽管绿色低碳转型与改革开放协同推进具有显著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价值，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深层次挑战。首要问题是制度摩擦带来的协同障碍，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绿色要素跨区域流动受限。例如，部分省市在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时，因担心本地企业竞争力受损而设置隐性壁垒，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此，建议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用能权、排污权交易平台，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行政壁垒。
（一）技术壁垒
技术壁垒是另一重大挑战。我国在关键低碳技术领域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如高端光伏材料、氢燃料电池核心部件等核心技术尚未完全掌握。针对这一问题，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集中攻关卡脖子技术。同时，鼓励企业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建立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部分传统行业由于技术更新换代慢，难以快速适应低碳技术要求。例如，一些高耗能企业因缺乏先进的节能降碳技术，在转型中面临成本上升、生产效率下降等困境。为此，需要加强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推动传统产业与绿色低碳技术的深度融合。
（二）利益协调
利益协调困境也不容忽视。传统能源行业的绿色转型往往伴随着就业岗位流失、资产搁浅等社会成本，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为此，需要建立健全转型期社会保障机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受影响职工再就业培训。浙江丽水市的做法值得借鉴：该地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业等新业态，成功实现了煤矿工人向绿色产业的平稳过渡。然而，不同地区在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担心环保标准提高会限制其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应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区域间横向补偿等方式，对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贡献的地区给予合理补偿。例如，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以来，上下游地区通过资金补偿、产业协作等方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此外，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利益诉求也需要得到充分重视。一些企业反映，在实施节能减排措施时，面临技术改造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等问题。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等政策手段，降低企业绿色转型成本，激发企业参与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同时，建立健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将企业环境行为与信贷、招投标等挂钩，引导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三）优化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优化路径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用能权、排污权交易平台，推动绿色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能够有效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设置的隐性壁垒。例如，可借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成功经验，构建覆盖全行业的碳配额分配机制，同时完善市场监管规则，防止投机行为扰乱市场秩序。二是强化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建设。应加大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设立绿色技术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前沿领域攻关。通过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三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利益补偿机制，对受影响群体实施精准帮扶；探索设立转型发展基金，支持传统高碳行业人员技能再培训；推行绿色就业激励政策，对新能源、环保等领域新增岗位给予税收优惠；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建设，通过环境信息公示、听证会等形式保障社会监督权，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四、结论
本研究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理念，系统探讨了绿色低碳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内在关联及协同推进机制。研究表明，二者在目标导向、政策工具、实施路径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互补性，通过构建市场驱动、政策协同、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四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能够有效破解发展与环保的矛盾，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面向未来，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将在协同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加速重构也将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创造新机遇，通过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能够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协同推进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建议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绿色财税金融体系，健全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和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只有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远发展、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才能确保绿色低碳转型与改革开放协同推进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持久动力，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