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勇
自《中央企业发展规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印发以来，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工作进入战略引领、系统规划的新阶段。该《管理办法》通过确立发展规划在企业管理中的统领地位，重塑了我国国资企业的发展模式，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例如，深圳市、湖北省、安徽省等依据《管理办法》积极推动地方政策与中央要求协同，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合力，预计该《管理办法》全面落地实施后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具体影响将呈现在五个方面：
一、筑牢国家经济安全微观经济基础
《管理办法》系统性重塑了国资企业的发展逻辑，把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建设置于国家安全地位，深化了国资企业宏观政策设计与微观经济行为，为筑牢我国坚实的经济安全防线奠定了基础。具体内容：规划引领机制、主业聚焦机制和风险内嵌机制。
（一）规划引领机制。规划引领机制确立了发展规划在国资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国资企业的投资决策、预算安排和业绩考核都必须经过中长期科学规划论证依据，将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部分国资企业存在的短期逐利倾向。以矿产资源领域为例，在规划五年发展规划时，需要依据《管理办法》要求，从单纯追求贸易利润，转向全球战略资源布局、国内稀缺矿产储备和国际定价权提升等内容，“规划引领”必须做到前瞻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有机统一。
（二）主业聚焦机制。主业聚焦机制有效防止了国有资本的非理性扩张。《管理办法》强制要求国企应聚焦主责主业，巩固和发展其核心业态。例如，主业是铁路施工的国资企业， 其战略重心在于提升其工程建设与技术创新的核心能力，而非分散资源去经营与主业协同性不高的农业或物流产业。同理，粮储国企的核心使命则是专注于现代化粮仓与高效物流体系的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非涉足与主业无关的其他领域。
（三）风险内嵌机制。风险内嵌机制为我国国资企业安装了“风险预警系统”。《管理办法》要求国资企业在规划中系统识别各类风险并制定应对预案，风险预警系统使国资投资不再盲目。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资企业为例，必须建立健全覆盖地缘政治、运营安全、金融市场等全面风险的评估和防控体系。当这些深耕海外市场的央企都能具备抗风险能力时，就共同构筑了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压舱石”。
二、从规模扩张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管理办法》有助于推动我国国资企业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粗放的规模扩张转向集约的高质量发展。这一变革体现在三个方面：战略统领、闭环管理和考核重构。
（一）战略统领。《管理办法》中战略统领重新定义了我国国资企业的发展方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发展规划是我国国资企业经营活动的总纲，要求所有重大决策都必须服务于长期战略目标，而不是短期行为。例如，以XG工程机械制造央企为例，依据《管理办法》，基于目前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XG央企在制定规划时，就需要将资源集中投向智能化液压系统、新能源工程机械等核心技术突破，而非盲目进入芯片、地产等非主业领域。用量规模化发展方式必须让位高质量发展本职主业。
（二）闭环管理。闭环管理是确保我国国资企业战略的有效举措。《管理办法》构建了从规划编制、论证、实施到监测、评估、调整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以钢铁企业绿色转型为例，通过定期监测吨钢碳排放强度、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关键指标，管理层能够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和投资节奏，确保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偏离。这套动态管理系统，使战略规划从静态蓝图转变为动态流程，成为我国国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动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战略性举措。
（三）考核重构。《管理办法》重构了考核评价体系，将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国资企业的绩效航向。通过将规划目标完成情况与绩效考核、负责人激励进行深度绑定，建立了以“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比”“品牌价值”等质量型考核指标制度。这套制度为我国国资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考核制度保障，将引导我国国资企业管理层摒弃追逐短期效应的“面子工程”（即规模效益），转而深耕能够构筑持久核心竞争力的“里子工程”（即高质量效益）。
三、引导国资精准投向国家战略领域
《管理办法》通过制度化约束，解决了国有资本投向的“分散化”和“短期化”问题，实现向国家战略领域的精准配置投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战略聚焦、资本协同和生态构建。
（一）战略聚焦。战略聚焦是为了确保国有资本投资方向的精准性。《管理办法》要求所有国有投资必须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和自身主责主业进行，为资本流动设置了一张清晰的“导航地图”。例如，主业是攻克光刻机、刻蚀机等关键设备的HT集团，在该“地图”指引下，就必须把资金精准“导航”至国家战略急需的产业，避免偏离主业至非相关领域，确保资本始终服务于企业核心战略。
（二）资本协同。资本协同核心目的是放大国资企业政策效应与投资效能。各地方依据《管理办法》组建的“战略资本联合舰队”，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聚合效应。例如，安徽省相关基金精准卡位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优势赛道，通过资本运作助力龙头并购，形成了“引导基金—国有资本—市场机构”的合力，强力驱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创新与增效。
（三）生态构建。生态构建是指通过系统性地整合与优化各类国有资源要素，营造有利于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国有资本引导资源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通过战略性投入，有效带动人才、技术与信息等高端要素的汇聚与融合，形成高度协同的“集群效应”，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为我国塑造面向未来的产业竞争新优势奠定坚实基础。
四、为民企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空间
《管理办法》对国资企业投资行为进行了顶层设计，在重塑市场竞争格局时，为民企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空间。主要通过厘清赛道、透明规划和优化生态三种路径来实现。
（一）厘清赛道。《管理办法》对于国资投资赛道的边界从原则上进行了设定：“聚焦主责主业”，即划定了明确的经营领域，以防国资利用资源优势进入非主业领域挤压民企的生存发展空间。假如，某国有基础设施建设集团，其主业是高铁网和国家级水利枢纽等大型公共项目，依据《管理办法》今后就不得参与普通商业住宅开发等非主业业务，这种非主业业务规划在今后上报国资委的规划方案时均不会获得审批通过。厘清赛道，既是遏制国资企业盲目扩张的限制，也是为市场、为民企留出了充足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透明规划。透明规划对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至关重要，尤其是塑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意义重大，对于民营企业战略决策更具有现实意义。《管理办法》要求国有企业提升规划能见度，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当民营企业能够清晰洞察国企战略动向和投资重点时，就能据此制定更为理性的长期战略。例如，一家从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的民营企业，若明确知悉国有汽车集团重点投入氢燃料电池研发，该民营企业可能会更有信心地提前布局相关技术，为未来融入氢能供应链体系奠定基础。
（三）优化生态。优化生态核心是指优化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环境。《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国资应聚焦主业。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期，部分国有资本存在非主业盲目扩张现象，结果是：弱化了国有资本的效能、主业被“虚化”，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管理办法》出台，有助于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有助于破除国企与民企之间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有助于二者形成相辅相成、良性“正和”发展格局。例如，在需要巨额资本投入的“硬科技”与基础设施领域，可以充分发挥国资的主导支撑作用；而民企则可以在机制更灵活、创新需求旺盛的领域大显身手。
五、凸显国资企业民生公益基础地位
《管理办法》将国资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属性转化为切实的民生福祉和公益事业，通过“强化公益事业由国资企业承担、优化提升国资企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和强化国计民生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三个方面，将极大地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强化公益事业工程由国资企业承担。水、电、气、交通、通信等民生公益事业由国资承担，在《管理办法》指导下将服务最优化为核心目标。例如，某特大城市市政公用事业集团在进行五年规划中，关键指标就应该依据《管理办法》把盈利水平转向“供水管网漏损率”“供电可靠性”“网络覆盖率”等高质量服务指标上，投资重点相应转向管网智能化改造、农村网络延伸和普惠公交维护等，这些投入虽经济回报不高甚至是亏本业务，但是凸显了民生公益事业属性，关乎国计民生。
（二）优化提升国资企业发展的内外环境。《管理办法》要求国有资本在布局时，要注重企业创造协同发展的内外环境，全面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与整体市场竞争力。在内部治理上，要求企业将高质量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战略规划，明确资本投向优化与产业升级的实施路径。例如，发电类央企需规划出传统能源资产的逐步调整方案，并制定在新能源、先进储能等新兴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在外部环境上，通过资本战略传导，驱动企业投资重心从传统领域转向新兴战略领域，以此顺应能源革命、产业升级等宏观趋势，并在变革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三）强化国计民生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国有资本在投资周期长、回报缓慢但对国家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凸显国有资本在服务国计民生的不可替代性。例如，某主业为水环境治理的大型国资企业，在制定河流生态修复重大工程的长期规划时，可依托国有资本独特优势，实施分阶段、可持续的长期投入机制。这类项目难以依赖纯粹的短期市场资本完成，易出现“市场失灵”。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