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潇逸 谭力榕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加速融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算法主导劳动过程，催生了数字劳动、平台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这些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为其理论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分析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形态的嬗变与理论冲突，验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核心原理在当代的适用性，并探讨数字经济语境下的理论拓展，最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维度出发，提出实现数字时代劳动解放的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形态的
嬗变与理论冲突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正在重构劳动对象的属性体系。数字劳动以数据为核心，其对象既具备物理载体，又呈现虚拟形态。用户点击、浏览行为等行为数据，经由传感器和算法转化为生产资料，形成“数据—流量—价值”的转化链条。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这种趋势在平台经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数据处理正逐步取代传统生产资料，成为价值创造的新支撑。然而，与工业时代原材料的有限性不同，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可无限复制性，使劳动对象突破了稀缺性约束，却同时加剧了数据垄断：全球90%以上的用户数据集中于少数巨头平台，形成了“数据寡头”格局。
与此同时，平台架构正在重塑劳动组织的结构维度。通过算法的介入，平台劳动呈现出时空离散、关系灵活与控制隐蔽的多重特征。以外卖骑手为例，表面上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接单时间，实则受限于算法设定的奖惩机制，不少人日均工作超10小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也被算法动态调控，最高抽成为30%。这种“去雇主化”的劳动关系，促使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逐步演变为“实际从属”，平台企业以技术中立的外衣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新型剥削。
零工经济催生了劳动主体的身份裂变。数字劳动者往往同时具备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短视频创作者既是价值的生产者，又是平台数据的贡献者；外卖用户在享受服务的同时，其地理位置信息也在不断滋养着平台算法。这种“产消合一”现象模糊了生产与消费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受到挑战。当点赞、评论等用户行为被纳入价值体系时，无偿劳动与有偿劳动的边界愈发模糊，形成了数字时代独特的“劳动殖民化”现象。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核心原理的当代验证
数字劳动形态虽然发生巨大变化，但其本质仍可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加以解释。首先，数字劳动依然是抽象劳动的体现。无论是数据标注员为AI系统训练提供素材，还是主播通过语言与场景营造带货，实质上都是脑力与体力的耗费，其价值量依然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尽管劳动形式已由体力主导转向脑力主导，由集中劳动转向分散劳动，但劳动本质未改。
其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量方式正被算法重塑。外卖平台通过大数据确定“合理配送时间”，将个体劳动时间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电商平台则基于用户行为优化展示页面，其劳动效率标准由算法实时调整。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这种“数字必要劳动时间”依然符合社会平均劳动熟练度和强度的基本原则，只是计量工具从市场竞争转向了技术系统。例如，外卖平台的算法会根据路况、订单量等因素动态调整配送时间，这种时间调整实际上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种量化和优化。
最后，劳动二重性原理在数据商品中得到新体现。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其信息承载和应用功能，而其价值则来源于数据收集、清洗、分析等抽象劳动。例如，某电商平台通过分析海量用户数据形成信用评分系统，每年创造数十亿元收益，而这背后凝结着数据工程师和算法专家的劳动。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性源于劳动二重性”，这一原理在数字经济中依然成立：具体劳动赋予数据商品特定用途，抽象劳动决定其交换价值。
数字经济语境下的理论拓展
数字经济推动了价值创造领域的边界突破。非物质生产已成为价值创造主阵地。云计算工程师、AI训练师等群体，虽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却支撑着社会再生产体系。据统计，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中，超过六成来自数据相关劳动，价值创造重心已明显转向数字服务领域。
同时，价值分配机制日益异化。平台垄断导致剩余价值严重向资本方倾斜。例如，苹果应用商店向开发者收取30%佣金，谷歌控制90%的流量入口。这种“数字圈地运动”加剧了价值分配的不平衡：2023年，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利润总额高达8300亿美元，而平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却不足传统行业六成。数字资本通过算法垄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不再依赖工厂围墙，而是通过对数据产权的把控强化剥削边界。
与此同时，劳动异化现象被技术强化。算法加剧了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性：外卖骑手因超时被罚，体现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对立”；网约车司机被强制接单，反映“劳动活动与劳动者对立”；数据标注员陷入机械重复，导致“人的类本质与人对立”；用户隐私被平台攫取，则体现“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斯坦丁提出的“流众阶级”概念，精准描述了数字劳动者的困境：他们被困于稳定的不稳定，缺乏基本保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维度
数字时代科技进步与社会正义的失衡日益突出。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隐私侵犯等问题屡见不鲜，印证了马克思所言“资本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必然带来社会对抗”。要实现技术与公平的平衡，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三方共同治理：政府应强化制度供给，通过完善数据安全、反垄断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划定数字资本的运行边界；企业需重构技术伦理，将社会责任嵌入算法设计与数据应用全流程；社会则要激活公众参与，通过行业组织监督、媒体舆论监督等多元渠道形成治理合力，从社会基础层面推动技术进步回归服务公共利益的本质。三者协同发力，才能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批判，实现技术赋能与社会公平的良性互动。
平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日益激化。技术进步服务于垄断利润而非社会福利，谷歌、亚马逊等企业虽技术领先，却制造出平台方与劳动者、商家间的深层冲突。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矛盾，在数字时代表现为“数据生产社会化”与“数据产权私有化”的对立。这种矛盾引发系统性风险，2023年全球数据泄露损失高达4.5万亿美元，警示着平台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实现数字时代劳动解放的路径
实现数字时代的劳动解放，亟待多维突破。在价值分配上，推动“数据红利”回馈用户；在劳动保障上，纳入平台劳动者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算法审查机制；在技术伦理上，确立“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拒绝算法对生存权的支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理想在数字时代仍具有鲜活生命力。超越平台资本主义，迈向数据共享、算法公开、劳动民主的社会形态，是数字经济走向公平与正义的应有之路。
数字经济并未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而是为其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从数据成为劳动对象到算法控制劳动过程，从平台重构雇佣关系到零工模糊劳动边界，这些变化都可在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正在于其能够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无论劳动形态如何演变，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不会改变，追求人的解放的价值立场不会改变。在平台资本主义盛行的当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不仅是理论创新的需要，更是构建数字时代公平正义秩序的必然要求。
（和潇逸、谭力榕，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