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一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域作为中国行政层级的重要节点，既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枢纽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回应新时代县域治理的复杂挑战，形成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制度创新与人民立场统一”的理论体系。本文从历史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创新、时代价值这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习近平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的价值。
一、历史逻辑
自秦代推行郡县制以来，“县乃国之基”等理念贯穿两千余年治理实践。以宋代为例，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通过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有效强化了县级在经济调控与民生保障方面的职能，使得县域经济得以平稳运行，农民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要从古代治理智慧中汲取经验。这种历史观照在当代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转化。例如，浙江省“枫桥经验”继承和发展明代吕坤《实政录》中的“民胞物与”思想，秉持着关爱民众、和谐共处的理念，在基层治理中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成功模式，有效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然而，在历史上，传统郡县制依赖道德教化等方式，难以应对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治理复杂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法治化、数字化与协同化重构治理县域逻辑。例如，湖南省浏阳市将“智慧政务”系统覆盖全市32个乡镇，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行政审批效率提升，充分彰显县域治理历史传统与现代县域治理理念的深度融合。
二、核心要义与实践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继承了“郡县治则天下安”的历史智慧。首先，在价值维度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论断，确立了县域治理的价值坐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县域治理要善于“十个指头弹钢琴”，既抓改革促发展，又保民生护稳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县域治理应直接面对群众诉求。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832个贫困县实施县域层面的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扶贫攻坚等，使9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例如，云南省怒江州独龙江乡通过文旅融合模式推动经济发展，农民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充分诠释了“发展为了人民”的县域治理理念，为实现县域的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实践基础。其次，在空间维度层面，坚持城乡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要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激活了县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再者，在动力维度层面，坚持改革与创新的双轮驱动。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创新重塑产业形态，共同构成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晋江经验”，强调“处理好有形市场与无形政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突出政策创新与改革突破相互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在实践中形成五大创新路径。具体而言，包括党建引领组织力提升、法治赋能的“规则治理”、文化认同的“柔性治理”、生态价值的“绿色转化”以及数字赋能治理革命。例如，贵州省毕节市建立“党建+积分制”，将基层治理任务量化为132项指标；浙江省诸暨市构建“枫桥式法治体系”，制定全国首部《县域法治建设规范》，使法治成为县域治理的“刚性框架”；陕西省岐山县挖掘周礼文化，建设“道德讲堂”，将“德治”融入县域治理；福建省将乐县创新“生态银行”机制，引入社会资本开发文旅项目，体现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三、 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继承了中国传统“郡县制”智慧，如汉代“刺史巡行”、唐代“考课法”等历史经验，同时创造性回应了“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国家政府管控强化会抑制市场活力，但中国县域治理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打破这一困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话语。中国县域治理充分证明了“共识型治理”的有效性。在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时，中国县域构建的“粮食安全责任制”“应急物资储备网络”展现出强大韧性，中国县域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稳定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历史厚度、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回答了“如何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实现县域有效治理”难题，其价值不仅在于推动县域经济跃升，更在于构建了秩序与活力平衡、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县域治理范式。这一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县域治理领域的鲜活体现，又为全球县域治理贡献了独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