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大鹏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科技有多发达、消费如何升级，作为一个古老的产业，农业都不可能被淘汰，它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产业。人们可以不买车、不买房、不逛街，但是不能不吃饭，14亿人要吃饭，这个体量是非常惊人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同时又看到农产品购销差价巨大，一些产品从产地到消费者手里价格要翻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不少人认为农业是一片蓝海，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连最有远见的国际著名投资家罗杰斯都认为，“中国农业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行业”。
近些年很多企业纷纷跨界投身于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不失时机地大手笔布局农业，形成了一股资本下乡的热潮。这里面既有实力强大的房地产公司，也有新锐的IT企业，遗憾的是，这些投资有不少是铩羽而归，有些高端产业的佼佼者居然会在这个最“低端”的产业上栽了跟斗，以至于有些投资人悔不当初，发誓再也不碰农业了。
这些大企业个个财力雄厚、人才荟萃，不缺技术，不缺管理，不缺市场筹划能力，为什么这些大资本布局大农业多会以失败收场呢？这需要从农产品的基本属性和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上进行梳理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万变不离其宗：
农产品的基本属性
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农产品的基本属性对农业产业的影响。农产品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它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消费者需求的相对变动与收入的相对变动的比值，用来表示某种商品的需求对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或敏感程度。人只有一个胃，受生理上的限制，填满了就无法继续吃了，这跟我们消费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不同，后者是无止境的。由于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或者说缺乏弹性），人类对农产品的消费就不能与收入同比例增加，这与第二、第三产业截然不同。可以说，这是农业与非农产业最根本的差别。
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这一属性在宏观上就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经济越发达，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越低，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越低。像美国、荷兰等这些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也不超过2%。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这个规律，1952年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51%左右，2023年已下降到了7%。毫无悬念，只要经济继续发展，这个比重还会继续下降。
第二个现象是，经济越发展，从事农业的农民数量就会减少，而且必须不断减少。道理也很简单，由于农业产值在整个GDP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如果农民数量不能减少的话，就意味着他们的人均所得会越来越少。只有农民持续不断地彻底离开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上去，剩下农民的收入才能与全体居民的平均收入保持一定的平衡。可以说，农业是一个残酷的产业。
但是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农民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身份，而不是职业，他们很难彻底离开农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农业其实已经相当拥挤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商业资本转投农业，必须避免与几亿农民在同一水平面上进行竞争，应该尽可能选择那些高门槛、高附加值的领域或单品，在一般产品上投资，必然面临与几亿农民的激烈竞争，甚至是惨烈的竞争。
从微观上来看，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低，农业投资增加也即农产品供给增加，这会使得该产品的市场迅速饱和。即便价格大幅度下调，也很难增加对它的需求，从而导致丰产不丰收。以前我们在教科书上才能看到的现象，在当今中国比比皆是：由于产品卖不出去，或价格下跌幅度太大，一些地方的农民或农业企业不得不把牛奶、水果、蔬菜当作垃圾倒掉，从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入乡随俗：
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
和产品生命周期
以上是从农产品基本属性角度来理解农业产业的一些现象，农业生产过程本身的特点对农业产业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特点是，交易费用很高。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是制度经济学里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指人们为了达成合作，花费在监督、评估、履约等事务上的所有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农业由于生产场域广，难以监督，劳动质量也难以评估，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现象很常见。管理者如果强化监督，那么交易费用就上升，如果减少监督，那么劳动质量就降低，进而农业产出也就降低了。工业不同，其生产大都是流水线，生产场域小，产品的标准化程度高，便于评估工作质量，因而交易费用较低。
改革开放后，政府出于对农业生产的这一客观规律的尊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家户经营这一模式，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效率，农业产量迅速增加，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农业生产的交易费用高，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农业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企业农业失败的重要原因。在那些农业发达的国家里，农业生产的主流形式也是家户经营，很少有企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本身的。因为，他们也同样无法解决“交易费用高”这个难题。集体农业和企业农业都存在着雇佣关系，它们面临的难题也是一样的。
笔者调研中接触过不少受到挫折的农业投资者，他们大都抱怨农民在工作期间偷奸耍滑，不好管理。有的甚至感叹说“农民既朴素又狡猾，既老实又不诚实”。但是这些可爱又可恨的农民一旦进了城，到车间里当起了工人，其行为与市民又有多少不同呢？反过来，如果市民到农业企业去务农打工，他们的行为与农民又有何差异呢？一样会出工不出力，偷奸耍滑，磨洋工。人性就是如此，不能以道德来苛求。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人性上都是一样的，没有根本差别，只是不同的环境和制度让人们的行为迥然不同。
我们通常认为，农业现代化就等于农业企业化，或者必须依托于农业企业化，各地政府也积极招商引资，以此提高当地农业的现代化水平。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仍然是以小农为主体，靠单家独户的小农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确实有很大难度，那么，依托有实力的企业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对企业来说，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不管是机械化、自动化还是现代化，技术永远都是手段，通过它们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单位成本，增加农业收益才是农业经营者的最终目的。
扬长避短：
深耕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
农业增加收益需要攻克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体制难题。受制于我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不管是家庭经营的大规模农业，还是企业经营的大规模农业一时都难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单位成本存在着制度性瓶颈。如果企业不能通过规模化来降低农业生产的单位成本，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潜能不能充分发挥，用现代化的方式来武装农业，只会徒增农产品单位成本。这样，现代化的农业企业相较于不那么现代化的家庭农业，就没有任何成本优势。如果企业放弃机械化和自动化，通过雇佣农民来搞农业，又跌入了交易费用高昂的陷阱，更无法与家庭农业相比。
家户经营可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柔性地控制成本，极小化农业生产成本，甚至可以不计成本，而农业企业的成本支出却是刚性的。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劳动与休息也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们为自己打工，因此可以把成本压缩到最低。来自城市的农业企业，执行的是工业文明的规则，生产与生活、劳动与休息是截然分开的，增加工作量就意味着增加生产成本，除了人工费用，土地租金、生产资料等等支出都是刚性的，只可能增加，却难以压缩。而且，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非常大，气候变幻不定，这都需要临时增加人手来应对，所以成本超出预算几乎是一种常态。没有雇佣关系的家庭农业则通过增加劳动时间、降低生活质量这种方式来应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意外。
农民经营的家庭农业，规模非常小，不可能靠种田挣大钱，其逻辑是风险最小化；农业企业则截然不同，他们寻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但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却碰到了成本极大化的瓶颈。除非企业能通过机械化、自动化和制度来实现规模化，否则成本瓶颈很难越过。也就是说，企业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相较于农民并没有什么优势。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企业不能搞农业。企业是可以跨界从事农业的，除了可以搞前述高门槛、高附加值的领域或单品之外，还可以从事农产品流通、农业生产服务，也可以搞农资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等等。也就是说，工商资本可以避开农业生产本身，深耕农业产业的上游和下游。
（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教授、新农村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