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村-方佳
■ 刘 亭/文
日前，有幸参与省外某地“十四五”规划的编制，接着又应邀参加了相关的中期评估及发展新定位的课题研究工作。以下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
简单谈三点意见。
一是这次过来接受的任务，可以说是“评估+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续性的系统工程。之前正式做了“十四五”规划，执行到了中期，按照相关的制度，也要求五年规划有一个中期评估。正当其时，市委对于本区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定位，又有了一个“双中心”的新提法。这个提法怎么理解和把握？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的研讨，这也是对下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做一个前期的指引。
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是这次委托的任务。我看了院里的课题方案，很是赞成。那就是要把区里的“十四五”规划的中期评估，和新的“双中心”的战略思路研究给结合起来，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评估的重点，放在问题导向上；研究的重点，放在目标导向上。评估就是看眼下哪些问题是最突出的，而且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怎样影响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要切实加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问题导向”。研究的话，就是市委已经给区里明确了这么一个“高大上”的定位，这个定位对于区里的发展来说，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是一个需要牢牢抓住、并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这就是所谓的“目标导向”，也就是面向未来，面向更长远的现代化新征程，不但是“十四五”后期，包括“十五五”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需要把握和应对好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按照这么一个想法来理解，不管是从一开始区里到院里提出任务和要求，还是后来院里提交的课题方案，都体现了“过往评估+未来研究”这么一个综合性的通盘考虑，我觉得很合适。
二是“双中心”既然是新的目标定位，还需要有相应的新思维、新价值观和新的工作导向加以配套。不是说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或者现在拜登口口声声讲的“价值观”，实际上我讲的意思是，我们在工作导向上的“偏好”，要有一个转型升级，要有一个守正创新。不然的话，这个“双中心”的目标定位，和我们的实际工作，和正在运作、干着的事情，是相互脱节的，有时甚至是“犯冲”的。那这个新目标、新定位，又怎么可能“新”到位呢？
为了说明我所理解的“新偏好”，我在这里不妨打几个比方：第一个，什么才是我们今后真正的兴奋点和目标追求？发展确实是硬道理，这毫无疑问。但是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把发展归结为GDP总量的做大、增速的加快，而对于人本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语）”却关注不够。现在看起来，要更加突出地回到“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导向上。我总是和人说，所谓的目标定位，就是老百姓的小日子过好了就行，这就是各级领导最大的政绩。可千万不要把眼睛都盯在左一顶“帽子”、右一块“牌子”上，追求那些个东西没多大意义。就像李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绝大部分老百姓不会天天盯着看GDP增长了多少,大家更在乎的是住房、就业、收入、教育、就医、生态环境等身边具体事。”
第二个，原来我们都比较重视硬的，现在恐怕要更多重视软的。硬的如大工程，大投资，像我们这样的高铁新城，绝对称得上是美轮美奂。昨天晚上虽然风大了一点，我一个人出去走路，顺便拍点夜景，没碰到几个人。新城一开始人气肯定是不旺的，它总是要有个过程。但是我们自己的目的一定要很清楚，最后不是为了建楼，而是要聚人气、出大师。我们如果出了像马斯克这样的“大师”，很多颠覆性创新的东西就干出来了。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钱学森之问”，我们建了这么多的大楼，到时候能出了一些什么大师？这些个大师能解决的，真是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又是真的能够切实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进步。
不是单纯的“软”，而是“软中带硬”，最后才是实实在在的“硬道理”。譬如说制度供给，又譬如说法治环境，这些好像比不上基础设施的硬环境，但其实正是我们当下最需要补齐补强的。现在各地政府的“双招双引”都很努力，官员们也很辛苦。但是营商环境好不好？最后还是要看“用脚投票”的情况。说一千道一万，最后人才的净流入、资本的净流入，结果还不如以前了，那这个营商环境的建设，不说是“白忙活”，起码也是劲没用到点子上。我主张营商环境建设不要搞那么多指标，搞那么多考核，好像大家都很忙碌，实际上是“内卷”，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浪费了。
第三个，原来我们比较习惯于党政推动，现在恐怕要更多重视社会和企业的作用，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作用。党政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需要有个发动推进的机制，这本身没错。但凡事都搞一套严密的指标体系和动作规范，然后回过头来再考核有没有完成和到位，这样一整个地运作下来，为了把上级的“规定动作”做好做到位，结果连基层的“自选动作”都没有了，连基层和个体本着上级精神和本地实际相结合的“自主创新”空间都没有了，这么搞下去的话，在发展进程中社会能起什么作用？企业能起什么作用？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又能起什么作用？我们现在确实得想想这个问题了。
浙江改开以来45年的发展，现在回过头去看，最大的原动力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就是个人的致富愿望驱动的经济。然后政府能干什么呢？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如果没有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到时候坑蒙拐骗、强买强卖，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都来了，就像吴敬琏老先生说的，那也不是“好的市场经济”。最后还会因为政商关系污浊、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社会撕裂甚至社会动荡，甚至改开成果尽付东流。
所以，制度供给一定要跟上去，法治一定要完善起来。营商环境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健全的法治。现在我们左一个指令，右一个政策，弄得法治的权威不彰、地位弱化，这个营商环境怎么能好？民营企业家的预期怎么会强？党政的功能在于提供导向和环境，当好裁判；下场子踢球、赢球的事儿，还是要还给球队和球员。
第四个，有些更具体的譬如产业发展的导向也得要与时俱进。制造业、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这个是不能动摇的。但是到了21世纪了，我们也得要再追问一句，当下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制造业？我们省里编“十四五”规划的时候，我参加了郑栅洁省长主持的最后一次专家咨询会，我只提了一条质疑性的意见。我说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搞的“十四五”规划，没有必要去人为地划定制造业在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作为国家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但就地方而言，要害是自己想清楚，在这个发展阶段，到底是要发展什么样的制造业？
我们现在要发展的，是实施数字化转型以后的制造业，是智能制造业。我们去看看上海特斯拉的生产基地，现场哪看得到什么人？不是说未来工厂是黑灯工厂、无人工厂吗？人家是地地道道的汽车制造业，但人家更是面向未来的智能制造业。它的效率是一流的，对我们国内的一众造车新势力，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它的成本和价格挤压下，大家都挺难受的。但我觉得这样挺好，当初上海把特斯拉引进来，就是要树一个标杆，可以激活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不然的话，白拿到人家免费开放的一整套专利，国家又有一系列的优惠扶持政策，那家伙一哄而上，虽然现在生产和销售都是全球第一，但是好不了多少年，后劲又不足了。创新不可持续，就是发展不可持续，那已经投入的一大摊子怎么办？技术上不断的迭代创新光靠说教没有用，有了这么一条“鲶鱼”进来“搅和”，大家都坐不住了，对吧？打造良性的竞争环境，就是需要这样做。
我跟宁波和杭州萧山的同志说，你们原来制造业都很强，后来杭州搞了数字经济以后，你们的发展势头好像有点下来了，大家有一阵子也有点困惑。我就讲，只要你们能成功地把数字信息科技赋能和增值应用于传统的制造业，你们的后劲，未来或许比杭州还要大。数字经济包括两大块，一大块是“本体型的数字经济”，即中央讲的“数字产业化”，包括数字科技研发、数字装备和产品制造、数字基础设施建维、数字内容生产等；另一大块是应用型的数字经济，即中央讲的“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数字科技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广泛而深刻的应用。这后一块数字经济，在整个数字经济大盘中，占到了70%左右的大头，是主体部分，但关键是您一定要顺利完成数字化的改造和转型。“人脑+经验”的传统制造业，最后肯定会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它们和那种“电脑+算法”引领和支撑的智能制造，完全是两个水平、两个时代，或谓是“云泥之分、霄壤之别。”
粗浅想到的几个比方，不一定确切。主要是想借此强调一个问题：要达成新的目标定位，需要有新的思维、新的价值观，需要有新的工作导向及其偏好。这个东西一定要跟上来，不然的话，“穿新鞋，走老路”，很可能“换汤不换药”，最后还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即便是十年八年过去了，有了一些变化，但缺乏实质性的变化，缺乏呼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颠覆性变化，那很有能就会在现代化新征程中再一次落入被动局面。
三是基于“双中心”建设的新目标定位，要给予人文发展以更大的空间。现在提出的“双中心”里面，含金量最高的是后面的“现代化高科技中心”。前面的这个“区域枢纽中心”，尽管带有基础性的意味，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国家大的交通布局中高铁在此有几个“十字交叉”，不是中心也是中心了。枢纽就是中心。交通枢纽主要是一个布局和建设问题，包括配套的网络，相应的硬件投资和项目实施都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您能不能把交通的枢纽、高铁的枢纽，最后变成一个人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信息流来来往往、便捷高效的枢纽，变成一个有机整合、功能强大的中心，这个挑战性倒是极其巨大的。
尤其是面向未来，我们国家要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代化高收入经济体，“华山一条路”就只有靠发展动力引擎的转换和重置。要从原来的那种过度依赖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甚至是资源和环境等自然物质性要素，今后要更多依靠创新型要素的投入和优化组合。要素是实现了财富创造的资源，创新型要素是个啥东西？400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佩蒂讲了“双要素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现在我们再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原来劳动和土地双要素之外，新增了五个要素，劳动也更多指向了马克思所说的“复杂劳动”的承载者——人才。
这五个要素初看起来似乎都有点“虚头巴脑”，但实际上却是未来竞争力最强的创新型要素，也是所谓“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最后一个是数据。有鉴于此，我们对于要素的偏好，也要有所调整优化。
我们因为建区较晚，它的开发空间相对较大。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蓝图，因此不要耽误机遇，这个是好的，是个有利条件。但是最要害的，还是你的动力引擎要提升重置。不是一味地造房子，不是平面扩张制造业的生产规模，而是要搞全面创新、持续创新，整个地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上来。现代化背景下的开发建设，应当是“黄金宝地、寸土寸金”，讲求的是亩均土地的创新收益。如果再能跟“现代化高科技中心”这一新定位有机对接起来，那就是前程远大，无可限量。
在新城开发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关注人文素质、思想精神这方面的进步。“双中心”建设既是个创新空间的开发问题，更是个人文发展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我总是在宣扬人类社会发展三个最新的大趋势。第一个就是数智化，也即数字信息科技的智能和智慧化应用；第二个就是绿色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双碳达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第三个就是人文化，即在中国的语境下，现在得多考虑考虑我们人作为主体所参与的创新、创业和创富的经济活动之灵魂问题，也就是人文精神和价值观的发展和提升。
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就没有，“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早就说了，而且强调这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能够打动内心的，真正能够“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的那种人文精神，那个文化自信的“魂”，我觉得还是不大足的。如果2035年基本现代化以后，我们的GDP搞成世界上总量第一大的国家有可能，但我们会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国家呢？这恐怕还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地区间的竞争也是一个道理，你把总量做得很大，但最后人家是不是觉得下一步发展就要向你“看齐”，成为他们前进的榜样呢？这里边就有一个人文精神要大幅提升的问题。
无论和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科技创新，还是和生产关系进步相联系的制度创新，背后都有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人文创新的问题。所有的创新，都需要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要倡导多元、包容的人文环境和思维方式。现在那种“要好皆好、要坏全坏”的绝对化思维太普遍了。极端化的思维发展下去，学习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就无从谈起，高质量发展也很难实现。刚才有人讲到了“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现在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真不容易，知易行难。但惟其难，更要坚韧不拔地去做。自欺欺人骗得了一时，但骗不了长远。党和国家一路走过来的历史早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做到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会比较顺利。反之，我们就会遭遇很多不应有的曲折，会耽误很多的时间，错失不少的机遇。
（作者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