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30日 星期六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中国•企业家日报

了不起的天津:我国发酵研究的萌芽处(上)

来源:企业家日报 作者:

  这几日,你是否身处天津,在第10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现场忙碌和流连?这是五年内秋季糖酒会第二次走进天津。在以往认知中,除了名噪一时的葡萄酒巨头王朝,天津在酒业发展过程中的参与度似乎并不算高。但如果你到解放路与东大街交汇处的天津碱厂走一走,一定能找到对酒业发展具有启蒙意义的印记。

  ■ 肖易

  中国第一个企业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简称黄海社)就诞生于此,这也是我国发酵研究的萌芽处。

  少有人知道,100年前,酿酒行业的科学之路正是从这里起步。

  产学研结合的早期样本

  今天,企业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已经不算新鲜事。但在100年前工业化尚在襁褓中的民国时期,一位实业家在开办企业的同时,便建立了一座独立于企业的科研机构,未免令人惊讶。

  这位首开先河者名叫范旭东,是一位热心实业的化学家。

  范旭东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曾当过直隶大兴县知县,父亲以教书为业。但他年少丧父,童年过得十分凄苦,一度靠母亲帮人浆洗衣服勉强糊口。在姑母的资助下,才有机会读书求学。

  这个看起来不那么幸运的家庭,却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除了范旭东名留史册,还出了著名教育家范源濂(范旭东的兄长)。

  在哥哥范源濂的影响下,14岁那年,范旭东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湖南大学前身之一)。

  这所维新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由熊希龄任校长、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其宣传民权平等学说和变法主张,让范旭东成为有别于大多数的“新派少年”。

  17岁,范旭东随兄长东渡日本,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化学工业系。毕业后他本打算留校任教,由此度过“化学家的一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清政府统治被推翻的消息传来,范旭东决定回国。他在梁启超的推荐下,进入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成为一名化验员。

  但这位青年阅历丰富、个性强烈,仅两个月便因不满当时政府内部的腐败辞掉工作。

  此时的他,纵有鸿鹄之志,仍缺少一个契机。

  好在没过多久,范旭东迎来了影响人生方向的一次远行。

  1913年,范旭东被派往欧洲考察盐政。欧洲的工业化程度令他大吃一惊:第二次技术革命带来了更高阶的机器、生产线和工艺技术,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了质的提升。

  在那里,范旭东目睹了大规模生产精盐的工厂。这种盐颗粒小、色如白雪且纯度极高,价格却比国内的粗盐还低。范旭东顿生危机感,“照此下去,西方垄断中国盐市是迟早的事”。

  考察回国的范旭东独自一人来到天津塘沽——这里属于河海交汇处,自古就有煮海滩晒的制盐历史。

  眼前一望无际白如皑雪的盐冰和盐坨,坚定了他办盐厂、做实业的信念,这便有了久大精盐公司。

  正是这个注册资本5万元的盐厂,生产出中国本土的第一批精盐,结束了国人长期食用纯度不高的土法粗盐历史。范旭东为此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虽然起步十分艰难,但精盐的品质逐渐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到1936年久大的精盐产量达到每年20万吨。

  久大成立同期,范旭东还在厂内建设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久大实验室)。尽管最初仅有平房数间,但千万别小看它——除了科研上的影响,它还为后续故事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奇妙的空间。

  在盐厂的基础上,范旭东还计划着创办一座生产纯碱的公司。

  1917年,经张謇介绍,他结识了陈调甫、吴次伯、王小徐等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几人奔赴天津,与范旭东共商创办碱厂大计。

  一日范旭东与陈调甫在厂外散步,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有感而发:“一个化学家面对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还没有雄雄壮志做一番事业,那也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此番言语令不到30岁的陈调甫十分动容,也坚定了他挑起技术重担、干出一番事业的信念与决心。1918年,永利制碱公司正式成立。

  然而,豪情壮志之下,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

  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苏尔维法”、“路布兰法”制碱技术已被西方国家垄断,中国要想拥有自己的化学工业,自主研发是绕不开的难题。

  这段从零开始的科研之路十分波折。

  永利创办之后,历经8年时间不断尝试实验,期间几次因质量不佳而停产,一些股东已经信心耗尽。

  直到1926年,才生产出纯度高达99%的纯碱。同年8月,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回顾永利制碱公司的发展,重中之重当属科研上的突破。

  建立永利之初,为了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必须加强研究力量。久大实验室那几间平房不够用了,范旭东便于1920年,在久大左侧辟地数亩,建成一座两层楼房作为实验室使用。

  1922年8月,他又将实验室与工厂分离,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寄语, “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他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独立的化工研究机关。”

  黄海社的成立,不仅为生产精盐、纯碱等提供了技术支持,还开展了对发酵、菌种等方面的研究,对酿酒科学具有启蒙意义。

  范旭东聘请了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主持黄海社务。在孙学悟的带领下,1924年,黄海社确立了切合国计民生的几个科研方向:轻重金属的研究用于国防工业;肥料的研究用于农业;菌学的研究用于农产品加工;水溶性盐类的研究用于化工和医药工业。

  1931年7月,随着研究社的不断壮大,黄海社设立董事会,并正式颁布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章程》。同年,成立了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开展对酒精原料和酵母的研究。

  不久后,著名农艺化学家魏喦寿应邀来到黄海社,负责主持菌学室。赴任时,魏岩寿还带来两名学生,一位是金培松,一位是方心芳。

  “忠实的牧童”

  “方心芳先生心目中的微生物,绝不比一头牛小,他是个忠实的牧童。”

  这是日后范旭东对方心芳的评价。

  第一次来到黄海社,方心芳最先留意到墙上的社徽标志。其外圈是代表工业动力的齿轮,内圈是互相涵抱的三个部分,寓意“致知”、“穷理”和“应用”的学术态度。

  社长孙学悟解释:涵抱的三个部分,表示彼此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把致知所得、穷理所到的结论,拿到实际应用中去考验,以便断定所“致”的“知”,所“穷”的“理”是否可靠。

  这第一次“入社教育”影响了方心芳一辈子的治学思想,促使他成为我国现代微生物学的开拓者之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