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战略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周刊》主编管益忻对话医工融合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邓玉林
日前，著名战略经济学家、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周刊》主编管益忻先生与北京理工大学讲席教授/医工融合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邓玉林先生就人的全面发展、大健康、干细胞、转基因等重大科学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对话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没有大众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创造了卫生健康领域的“中国奇迹”。
对话首先从事关人的全民发展，大健康谈起。对于当前的医学状况，邓玉林院士表示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人民健康水平已经提到了新的高度。同时我们也需要明白，我国的医疗水准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目前对于我国来说，心脑血管类疾病和癌症是造成国民死亡率最高的两类疾病，也是我国医疗所要解决之任务的重中之重。一旦将这两大类疾病做到有效控制，整个国民的健康会有很好转变。心脑血管疾病，监测的三大衡量指标就是血糖、血脂和血压。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首要任务就是做到三血监测，能够做到以社区为单位的监测系统。其次，运动和饮食的调节，加强民众的健康意识，提高身体素质，宣导人民合理饮食。最后就是关于药物治疗的方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必须给予相应药物的调节。
肿瘤疾病防治的重要一条是及早发现：及早发现几近于最核心的因素。当前发达国家早发现率达70—80%，而我国肿瘤疾病早期发现率20—30%，也就是说，70%以上的人一发现就是中晚期。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肿瘤只要发现的早，基本都是可控制、可治愈的。目前，应用病人的基因型信息选择最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案，亦即个体化药物治疗，已被广泛接受并开始进入临床，基因导向的个体化治疗是4P医学中的先行领域。我们应当看到当今药物治疗模式已从“反复探索”医学模式向“量体裁衣”未来治疗模式转变。于肿瘤而言，恶性肿瘤是一种多基因异常的疾病，有些病人还存在多药耐药情况。因此，肿瘤基因突变的检测对于当今肿瘤诊断和治疗均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构建以基因检测、分子诊断为核心的更加细致化、专业化的监测系统。
我国的药物使用要比国外晚一些，主要是发达国家药物研发专利的覆盖。对此，我们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药物的研发，而不必受制于进口药物的高价。同时，我国高端医疗器械80—90%需要国外进口，大部分中低端的设备可以自主生产。对此，邓玉林教授表示，我国的医疗体系应当秉承“长期重体系、短期重效率”的原则，医疗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医疗体系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短期而言，我们需要重点抓住产业链相对较短的产业，能够在短期形成完备的产业链，能够只需依靠国内就可以形成大部分产业体系。
管益忻院长指出：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高速发展的制造业包括医药产业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毫无疑问，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时下还不能算是制造业强国，大而不强的局面急需改变。这里首先要注意学习发达国家正在推行“任务导向型”研究模式，把重心放到攻克技术“瓶颈”和技术“经验”翻译上面来，实施“非对称策略”超越。其二，加快成为世界制造业某些产业链、供应链“链主”的步伐，成为某个共同体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协同者。其三，在医院药物产业链上，坚决改变原材料低利润出口、成品高成本进口的两面吃亏状况。与此同时，我们在学习西方医学医疗技术基础上，也要不断推崇和发扬中医药技术。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的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样也必将对现代世界医药大健康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当下，应切实做好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全面提升中医药诊疗水平，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中的优势。我们同西医在竞争过程中，有一个跟跑、并跑、领跑的问题，在这过程中要大力发扬施展中医中药的威力，必须明了，在中医药领域我们就是老大，是“独尊”。
对于转基因技术和干细胞技术，邓院士认为转基因作为生命科学、生命技术基础手段和基础技术，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学家开展生命科学的基本手段，是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必要技术。转基因技术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将人们期望的目标基因，经过人工分离重组后，导入并整合到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改善生物原有的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现在我们的科研水准，不仅做到基因的转移，甚至可以做到基因的重组。对于转基因的热点问题，邓院士表示从科学的角度看待，这是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事情，可以改善农作物育种质量，大大提高生物能源的利用效率。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转基因技术的弊端，它可能会引起生物代谢的变化，造成生物营养成分改变，可能产生新的病毒类疾病，对生态系统及生态过程存在潜在影响。更需要重视的是，转基因技术切记注意医学伦理结果，坚决反对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等类似试验的发生，但是只有更了解才能更好地利用，我们必须要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使转基因技术贴近民众、造福人类。
干细胞是一类本身不执行具体生理功能，分化程度较低，但具有自我更新和继续分化潜能的细胞，也是形成动物各种组织、器官的原初细胞。这类细胞具有较强的分裂能力，在一定的刺激因素的作用下可以定向地分化成分化程度相对较高，但分裂能力相对较低的细胞。鉴于这种特性，干细胞不仅可用于在胚胎和个体发育时期的组织和器官的构建，还可用于修复和补充各种衰老、受损或丢失的细胞和组织。通过将干细胞或相关衍生品移植入患者体内，替换损伤细胞，将为多种“绝症”的治疗带来希望，同时也可能为疾病的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因此以干细胞为核心的替代医学策略是再生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用于替代患者已经损失的组织器官，可以有效地解决免疫排斥问题。同时，将干细胞与体细胞克隆技术结合，为形成大量品种单一的实验动物和繁殖稀少的动物提供了诱人前景。此外，合成生物学发展方兴未艾，类似于可以将不同原料通过焊接技术有效的组装起来，我们将细胞视为最小的合成部件，干细胞通过分化成各种细胞，在多种生物活性因子作用下，将细胞合成新的部件，发挥新的生理作用。这种合成生物学策略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尖端方向。
对话大健康医学、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转而引向到中美学术交流，管益忻先生和邓玉林院士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交流与解读。
政治上，美国通过一系列卑鄙手段，无理而粗暴干扰事关中国新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内政，这不仅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难以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反而会削弱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对于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来说，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经济上，美方对中国所采取的货币和贸易战争，不许中国在美国搞投资等违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倒行逆施，最终酿成美方更为惨痛的损害。中国目前拥有全方位多领域的产业链，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门类工业门类的国家，正在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中心。中国有着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的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显现，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要保障，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形成，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受制于美国政策的影响。贸易战争最终损害的只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美国。
科技层面，美国政府不顾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对中国企业技术实施封锁，意在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和创新。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尤其是直接关乎人的全面发展之医学科学创新提到首要位置，指明了我国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而对于美国政府此举需要进行多层次的看待，短期内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存在一些卡脖子情况，同时也要清楚，长期看卡脖子问题激发了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做大事，共同为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贡献力量，中国科技产业正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