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名 片
孙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广播电视局调研员。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开始出版个人专著。迄今已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吴斌：中国最美司机》《高速卫士吴连表》《中国快递桐庐帮》《天堂流过一条河》《两山之路：美丽中国的浙江样本》《从南湖出发》等，以及人物传记、文史随笔、散文集40余部，曾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浙江省社科成果一等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作品被列入中宣部农民最喜爱的百种图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浙江省、杭州市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项目等。
■ 马晓才/文
马晓才：最近几年来，你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大规模写作这一体裁的文学作品的?
孙侃：我是从2012年6月开始，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当时，英勇救人的吴斌事迹传遍全社会，而我荣幸地接到浙江省交通厅的委托，着手创作以这位英雄的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报告文学。这本名为《吴斌：中国最美司机》的报告文学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时任交通部长杨传堂作的序言。写过这本书之后，我一发不可收，就基本放弃了别的体裁的作品写作，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尤其是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也就是写书，写一本一本的书。
其实，在此以前，我也写过报告文学等纪实类的作品，包括我的第一本书就有报告文学的元素。我还写过人物传记、人物访谈、口述实录等五六本书。但那时，写这类东西还不是我的主业。把报告文学当做主业，只能从2012年6月开始算起，迄今已有八年多时间了。这八年多时间里，虽然偶尔写过少量的散文、小说、文学评论，也写了好几本文史随笔，但最主要的还是写报告文学。可以说，这八年多来，我每天笔耕不辍。说句不谦虚的话，我可能是在浙江省内报告文学作家中产量最多的一个。
马晓才：为什么最终选择报告文学作为写作主业?它有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孙侃：一是我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公务员，在基层乡镇工作过，后来到省作协工作，现在又在主管媒体的行政部门工作。这一系列较为复杂的工作经历中，我一直在关注现实社会，关注各种社会热点、社会发展进程的大课题、大趋势，有不少感悟;二是我觉得报告文学与其他题材的作品相比，比如影视剧、小说、诗歌、散文，它能更加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的发展，能反映社会正能量的一面，以及有问题的那一面，直接反映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东西，因为它是非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值得敬仰的人，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有很多值得记录的史实，值得文学叙述的现象，这些都特别适合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加以书写，这可能是我最终选择它的主要理由。
从前还没有专事报告文学创作时，我一直在阅读报告文学作品，一些优秀报告文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或许，《吴斌：中国最美司机》是一个触发点，让我一下子进入了某种状态，觉得我应该投身于此的状态，以前的一切都是铺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选择报告文学这一体裁作为写作主业，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写作到了一定的程度，思考到了一定的程度，某些选择仿佛是一种既有的设定，在某个时间点呈现，或者说爆发。
不过，当时也有人觉得很奇怪，甚至当面来问我，说孙侃你为什么写报告文学?为什么不去写更纯的文学?也有的人甚至觉得我蛮可惜。他们可能认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比较弱，不能称作纯粹的文学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更应该从事纯文学的写作。事实上，报告文学在很多方面，文学性是非常强的，并不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反映了历史、反映了时代而减淡它的文学性，很多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其实并不比所谓的散文、小说或者别的文学门类差。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出于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而远离它，认定我这个选择还是正确的。
马晓才：从当年的杭州市青年文学创作组我们相识，至今已经30多年了。那时，我们才20多岁，但已在狂热地从事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我记得当时的你已经写下了不少作品。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
孙侃：我可以简单地讲一讲，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创作经历。一句话，是对文学的痴迷，使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坚持到现在。
在这里仅讲一点，就是我在读书时的事。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读书时最关注、最感兴趣的是文艺理论，结合文艺理论的学习，我阅读了大量的经典性文学作品，研究它们的写法、技巧、理论方面的东西。我经常喜欢把一部文学作品像机器一样拆开来，又把它装回去。整天在琢磨、研究，作者为什么这么写，采用了什么技巧，人物和情节是怎么合成的，哪个是它的内核，哪个是它的表象，这个作品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入手写的，等等。
进入社会之后，我的阅读没有停止，同时，开始消化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开始把它们转化为具体的文学创作。这样说的话，我真正的文学创作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即就在与您相识之时。当然我在读大学时也发表过诗歌、散文，还是班里比较重要的一个写手，也是学校里比较受关注的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在大学里成立了校文学社，当了社长，还编过我们学校的《黄金时代》杂志，但大学时更多的还是学理论、研究名著。
传统作家的写作其实是很坎坷的，需要经过很多磨练，才能让自己的作品与大家见面，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马上展示在网上。这个磨练期往往非常漫长，每个人都是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创作路子，其间的痛苦一言难尽。
马晓才：2012年后你创作的作品中，你认为哪几部文学作品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
孙侃：我觉得我还处在写作的上升期，可能还会写出更好的东西。因为我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时间也不算特别长，还觉得是在起步阶段。如果说我的作品哪部最好，我只能这么说，最好的作品还在下部，这虽然是句套话、老话，但我认为这句话在我身上还是正确的。
马晓才：我还是想请你说一说，你的哪几部作品，相对来说基本上符合了你的写作思路或者你的要求。
孙侃：真要排一排的话，除了我前面说的《吴斌：中国最美司机》这本书之外，我觉得还有几部作品，还是值得关注的。
一本是《两山之路：美丽中国的中国样本》，这本书是浙江省委宣传部的重大选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列入省里的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项目，还获得了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省树人出版奖等奖项。我觉得这本书达到了一个目标，就是还原了习总书记的“两山”理论是怎样在浙江实践的这段历史。这样的题材很可能会写成一个事件的罗列或者说是一个政策的图解，成为一本非常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是把它作为故事来写的，或者作为一种形象生动的实例来写，让人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文学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做出了很大努力。
还有一部，是《中国快递桐庐帮》。这本书当时是桐庐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写的，是他们唯一委托作家写的一本关于当地民营快递业发展的报告文学。接受这个任务之后，我面临了一个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桐庐当地作家写过的一部关于快递的作品集，他们把“三通一达”每个公司都分开写了一篇，但没有把整个东西揉合在一起。县政府领导要求我：第一，你不能把每家公司都分隔开来写，要揉合在一起;第二，不能以某家公司为主，四家公司要平均分配力量;第三，你要把桐庐帮的特点写出来。我听了以后，觉得第一点我有能力做到，第三点因为我是浙江人，是宁波人，我能理解他们的创业过程。最难的是第二条，因为这四家公司各有要求，公司之间还有些矛盾，怎样平均用力，怎么真实地写出他们的各自喜怒哀乐，不回避矛盾，这才是真正考验我的。但我明白县领导的想法，因为这本书需要反映的是整个桐庐帮，而不是某个公司，不是为某家公司树碑立传，这是最大的难题。我没有依靠某一家公司去获得赞助，为它做出倾斜，如果这样写，那这本书肯定是失败的。
经过一番努力，我自认为达到了这几条要求。幸运的是写完之后，审稿时这四家公司都没有提出很大的意见，都认可了这本书，甚至有些对于书上写到的某些很可能引起争议的事情，也没有持很大的反对意见，同时得到四家公司与桐庐县相关领导的认可，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中国快递桐庐帮》是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快递协会的负责人专门写了序言，出版时在桐庐搞了首发式。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很大反响。书的销量不错，中国快递协会等不少单位人手一本作为学习资料，直到现在网上还在不停售卖，很多人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提供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快递桐庐帮》后又改成了纪录片，纪录片本身又被列入省里的文化精品扶持工程项目，浙江卫视国际频道也邀请我拍了关于“三通一达”快递业的纪录片。我相信，多少年之后回头看，对快递业当年的记录，这本书肯定是不能绕过的。
第三本是《日出钱塘升正气》，我特意提起它，主要是指这本书的写作难度。这是一部记录杭州燃气集团40年发展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杭州燃气集团是个大型国企，40年发展历史很不平凡。上世纪70年代法国总统蓬皮杜到杭州访问，就是这个时候，杭州出现的第一只煤气瓶，这本书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天然气已通到千家万户的现在。当时接受这个任务时，燃气公司觉得这本书没法写，为什么?因为没有资料。特别是杭燃最初成立的20年，因为种种原因，很多历史资料他们都没有记录和保留，必须去档案局找，去找老同志问。另外，杭燃发展历程中涉及到很多人物、职务、事件等等，很多老杭燃人都理不清这个关系，你要把它说清楚、而且写出来，绝对是一个神话。记得第一次到杭燃采访的时候，对方问我，你能胜任这个写作任务吗?我回答对方，这本书资料少、写作难度大，但我可以一试。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自信，其实这与我的个性有关。我觉得一个作家，既然要写作，就要敢于挑战，而我喜欢在文字上挑战，越是难的选题越是有写作的激情。
《日出钱塘升正气》前前后后写了两年多，最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基本上把整个杭州燃气集团的历史脉络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了，用了很多文学笔法、很多的珍贵史料。当然这个过程非常艰苦。作品出版后，杭燃的领导笑着说，整个公司恐怕已找不出一个比你更了解杭燃历史的人了!尽管两年多写作历程很艰难，但是成功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马晓才：你认为目前自己的写作状态怎么样?这样的状态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吗?
孙侃：我曾经问我的一个老师，我说是不是到60岁就可以不写了?老师很干脆地说，我比你大15岁，我都还在写呢，你怎么可以到60岁就停笔?你应该再写20年。老师的鼓励让我充满了信心。以我目前的写作状态，我觉得确实还可以写个15年、20年。
到目前为止，我出版了40多本书，其中报告文学作品占据了70%左右。倘若再写15年，我都不知道还能写出多少本书来?或许有80本，甚至100本。但是有一条，我现在正处在写作精力旺盛期，处在一个写作经验越来越丰富、写作能量逐渐迸发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自己正在进入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接下来还会更好。
创作每本书都像是一次长跑。对我来说，每次跑步既锻炼了体力，也培养了我的技能。这次长跑成功了、完成了，下次长跑可以跑得更好、更快、更有技巧，打破自己以前的纪录，对此我还是很有信心。
马晓才：请问你这么多的写作任务是怎么来的?是自己细心观察获得的吗?平时忙得过来么?
孙侃：我的写作任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级部门和出版部门下达的任务，这个是比较大的一块;还有一块是有些单位、有些个人主动与我对接，希望我给他们写作。前面的那个部分相对多一点，后面的部分相对少一点。在我看来，这是“订单式”的写作，他们派任务，我来完成。
如果说从接任务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手上同时有几本书，一本书正在写作中，一本书已经交给了出版社，正在排版，还有一本书正在谈，这样三本书同时进行，我觉得是最好的。很多人问我，你写了那么多东西要不要紧?你有没有时间?我说没关系，因为有个时间差，这本书在谈了，那本书在出版社了，虽然还没出来，那本书已经在写了，互相之间不会打架。当然我目前所接的任务，还不止这个数量，比三本书的数量更多，但我仍然可以胜任。在这里，我可以透露这个小小秘密。
不过，写作任务多了，并不意味着我会粗制滥造，相反，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会为某个素材、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而进行深度思考，一直在琢磨、一直在研究，怎样的表达才会更好?即便对一段文字、一个标点符号，也是翻来覆去琢磨。凡是看过我作品的人都能感觉出来，我写下的每个文字，都会尽可能做到精雕细琢，任何一个可以避免的瑕疵都避免掉，因为我是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人。我的写作的速度虽然快，但并不影响我的质量。我从不会因为任务多、任务急、要求速度快，甚至别人反复来催促而影响质量、降低要求。我要对对方负责，要对这个题材负责，要对写作质量负责，要为读者负责。
始终抱着这样的责任心，这也与我完美主义的个性有关。比如说书架上一本书没有放正，我可能一晚上都睡不好，我会爬起来，放正以后再睡下去，写东西也一样，如果我觉得这个词不是我最想要的，我就会把它修整过来，不调整过来、不找到我认为满意的词语我就不舒服，说不定一个晚上都睡不好。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想写什么、自己寻找题材、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但话说回来，这样的“订单式”写作未必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接的这些活都是有选择的，绝大部分的任务都是与当今社会有关，都与好人善事有关，与正能量有关，都是围绕解读社会发展，怎么讴歌这个时代这些主题，有关社会经济、时代发展，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成就，这些东西恰恰就是我想写的。虽然我没有非常主动地去找题材，但是他们想要我写的题材恰恰就是我想写的，这两者并不矛盾。
马晓才：你是在什么时候写作的?有人说你是一台写作机器，写作从来不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人毕竟不是机器。日复一日的写作，究竟是什么在推动你?尽管我也经常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我还是想听一听你的说法。
孙侃：我还在机关上班，担任着一定的职务，单位里的工作不能放弃，同样得认真对待，所以时间不够，对我一直是个问题。我必须提高效率，不能太多地浪费时间，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的。在平时，上班时我在考虑单位的事情，但一下班，我的脑子就必须马上转换过来，转换到写作上。正在写的这本书该写什么了?怎样把握?回家的路上我就得转换状态。
其实，一个人如果每天保持三个小时的创作时间，肯定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我现在靠的就是这个。我有我的优点，第一，我坐下来能很快进入状态，不会磨磨蹭蹭，写作的效率很高;第二我有很好的睡眠状态，虽然也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更多的情况下我会马上睡着，在火车上可以睡着，飞机上天的时候能睡着，公共汽车上也可以睡，醒来以后就有精力，哪怕今天累了，好好睡一觉就可以恢复体力继续写;第三我不抽烟，对酒也没有太大的嗜好，茶叶也就放那么一点点，不需要有什么东西来刺激我，我也不喜欢吃零食，最多有时一天泡一杯两块钱的速溶咖啡来提神，因此我在写作时没有多余动作。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把时间利用好，一年内写100万字，一年内看很多很多书，这不是不可能的。每天保证精力，保持良好状态，坚持写三个小时，尽量减少时间浪费，去把任务一个一个完成，这是我的长处，也是我战胜自己、完成任务的法宝。既然成了写作者，成了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这点基本功还是需要的。
我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我好像从来没有喊过写作太累、写作太苦，相反，我经常说写作是快乐的，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有人给我写作任务，我很感激他。我听到有些作家说哎哟我太累了，哎哟我写不了了，或者说以前写过什么、现在不行了，这个很可笑，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身体健康，不会因为到了60岁或者70岁而写不动了、不会写了，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我选择了写作。写作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累人的一件事情，但其间的快乐又还有什么可以替代?大的来说，写作是一种使命，是人生的使命;小的来说，是每个人的命，我的命就是写东西，我逃不掉命运。大的使命小的命运我都逃不掉，这都是安排。但我乐意接受使命和命运的这番安排。
除了使命和命运安排，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我日复一日的创作?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是我的爱好。说实话，我真的找不到别的什么爱好，除了写作。有人觉得要写十万字、二十万字，这很可怕，压力山大，但对我来说，这只能让我快乐、让我兴奋，特别是碰到好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写作的动力肯定不是为了钱，到了这个份上，多写一本书、多拿一笔钱，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当然，除了爱好，除了幸福感，就是成就感。当一本书出版，当一本书受到好评，获得了对方的满意，这就是巨大的成就感。我一向低调，如今更不乐意去担任什么社会职务，像华威先生那样到处抛头露面，避免干扰，闷头写作、全力以赴去努力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顺利出版，我觉得这就是最快乐的事。有时，碰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复杂的任务，似乎是完不成、写不了的任务，反而让我兴奋，因为完成难度越大的写作任务，这成就感更大。
为什么爬山，因为山就在那里;为什么写书，因为任务就在那里。这也是一句套话、老话了，但事实就是这样。每一本正待创作的书好像是一座高山，但除了爬过去，别无选择。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毕竟还有很多值得写、需要记录的东西，我不能停下来，我要把这些东西认认真真地写完、写好，让自己的作品接受更多人的检验，这是一项事业。
马晓才：你除了写作，还有什么消遣呢?一个人总得还应该有放松的时候吧，一张一弛是很需要的。
孙侃：我一般在12点钟睡觉，睡觉之前还要看一会儿书。我很喜欢阅读，读纸质书。有的时候我会一直坐着阅读，阅读时间甚至超过了写作时间。我订了20多种杂志，也经常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赠书，平时也去书店买一些爱读的书。阅读就是我最重要的放松方式、消遣方式。写累了，想休息了，或者说写东西之前拿本书看一看，非但是一种很好的调节，也是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
阅读对写作有着直接的关联。像我，眼下我经常碰到一种情况，就是今天在写这本书，这本书完了之后明天就要写另外一本书，两本书的内容可能是完全不同领域的，比如一个是有关经济发展的，突然转到某个人物的传记;或者前面那本书是讲历史的，这本书却是讲改革开放的。强大的内容反差必须让我尽快适应，这就得借助必要的阅读。或许，我阅读的东西是非常枯燥乏味的，没有什么可读性，但对我的写作有用，对我完善知识结构有用，那我就去看。在写作、阅读、自我学习方面，我好像还处在学生时代，还处在当年疯狂迷恋看书、写作的这种状态，这个爱好开始于学生时代，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有的杂志自从学生时代看起，现在还在那里一期一期地看。这个爱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这就是我最大的消遣。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消遣，有时，我会在网上下载几部电影，欧美的经典片、艺术片，那就是大消遣了。
马晓才：最后能不能谈谈对《杭商》杂志的印象?虽然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已经聊过好多次了。
孙侃：我非常乐意成为《杭商》杂志的特约作者之一。在那么多刊物中，对《杭商》杂志的感情不一般。直到现在，《杭商》杂志每一期我都不漏过，非常认真地去看，也从中捕捉了不少写作素材。2016年的时候我为《杭商》杂志写过源牌集团叶水泉先生的创业故事，题目叫做《天蓝水清之源》。《杭商》杂志破例地用了整整一期的容量，发表了这篇12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
更重要的是，《杭商》杂志始终和你连在一起，简直成了你的化身。《杭商》杂志的影响力完全是和马总编的魅力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相识30多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在一起，还是经常在联络，这样的朋友如今还有几个?马总编不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敬重的一位文人，虽然长得有点匪气，但骨子里还是文人。我看《杭商》杂志，我写杭商，研究《杭商》杂志，每年的杭商传媒笔会，总让我有机会浏览祖国大好河山，触发我的写作灵感。《杭商》杂志甚至成了我生活和写作的一部分。当然，如今的《杭商》杂志不单是一本刊物了，它是一家拥有多种传播平台的传媒机构，我认为杭商传媒的前途不可限量。我一直等待着能接到杭商传媒交付的写作任务。
我非常愿意为杭商传媒做力所能及的事，也希望与马总编一起继续在文字海洋里面遨游，再遨游15年到20年，甚至更久。希望杭商传媒越办越好，成为世界一流、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