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凌
春节期间，与数友小酌。席间谈及中国酒文化，一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我则拈出“醉翁之意不在酒”之论，致使举座鄂然;而待我稍加解释，又皆曰“有点意思”。宴罢归来，意犹未尽，遂乘兴敷衍成篇，以弘扬传统文化并供同好佐酒。
话说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四大发明”，自不必说，单是酒文化，就令我辈不胜荣光。有人说五千年前的黄帝就发明了酒，又有人说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早已有酿酒的“滤缸”，这与西方酿酒史己很接近了，再考证下去，说不定我们才是第一呢。更为骄傲的是，我们还有许多喝酒的理论。古贤有谓：“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敬意”。中华民族既然是“礼仪之邦”，这酒是非喝不可的。李太白的理论更加豪迈：“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所以，国人大多“爱酒”。
谈酒文化的论著多如牛毛，不知有多少人靠它们评定了职称。但总嫌其鸡零狗碎，千人一面，难挠痒处。我试着一挠，竟挠出酒文化一大特色乃是突出政治，自也不敢妄断就是“痒处”。大禹曾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后来有人说桀、纣“亡于酒”，甚者连当代学者也称，商朝统治集团素质低，源于集体“酒中毒”。孔子二十世纪孙孔融也说酒能“和神定人，以济万国”，所以坚决反对曹操禁酒。为了安定团结、防暴免祸，古圣制定了“乡饮酒礼”;为了庆贺士子进步、转干，竟有“鹿鸣宴”、“闻喜宴”、“牡丹宴”、“烧尾宴”等几十种酒宴名目。刘项斗法“鸿门宴”、赵公“杯酒释兵权”，哪杯酒不飘荡着刀光剑影?孔融辩酒而伏法、阮醉酒以免祸，何处不是政治?
此类故事暂且按下不表，下面单说说三位诗酒明星陶潜、李白、苏东坡。
陶潜的“性嗜酒”，决非仅是个人嗜好。其当晋宋易代之际，政治昏暗，环境险恶，为求明哲保身，陶老挂冠归田，不跟他们玩儿了。但他毕竟难以忘情于政治，而况“不平则鸣”，人总要发点牢骚吧，然而，事关政治的牢骚危险得很，于是便拿酒水盖着脸—非吾牢骚，酒牢骚也!且看陶令《饮酒》诗，分明讲政治，哪里是“述酒”?末章“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一语，乃是施放烟幕、预留退路，如东坡所言“乃醒时语”。“对酒绝尘想”，“任真无所先”，陶公之饮实为消极反抗、积极自卫。所谓“酒中有深味”，其“味”何关辣和甜?
李白与陶潜大异，他一心“安社稷”、“济苍生”、“使寰宇大定，四海清一”。在他那里，喝酒、吟诗、访道、隐居，无不是进身之阶、干政之具。终于混出了名堂，玄宗把他请去了。但老板认为他“固穷相”，并非“廊庙器”，只让他“帮闲”，不要他“帮忙”。把醉李白用冷水泼醒，看他出口成章、文不加点，多好玩儿啊!可是李白“载酒五湖狂到死”，也不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价。所以，他便借酒发泄“不得帮忙的不平”—你凭什么不让俺玩儿啊!他将失意夸大为“千古恨”、“万古愁”，需要饮酒“百壶”、“三百杯”、“二千石”来“消愁”，结果还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他总以为是“权贵”、“奸臣”们“馋惑明主心”、“使我不得出”，却不明白，老和尚和小和尚本是一伙的，同属一个“庙堂”。后来他成了老和尚内斗的牺牲品，可流放中遇赦，竟又高兴地手舞足蹈，恨不得插翅赴朝堂，也实在天真可爱。
从天性上看，苏轼或许更接近李白，也有点“狂”—“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但历经宦海浮沉，文狱之灾，但不敢再效李白之“狂”，张“皎皎之操”，做“出头鸟”。而是“敛才就陶，而时时亦自露本色”。却又学不来陶潜的躬耕田园，脱不掉这身官袍。于是乎”，便融合陶、李，锻冶出“外圆内方”的人格，既“得时行道”，又“远害全身”，成为“不择山林，而能避世”的“市隐”和“朝隐”’—我还跟你玩儿，但我有保留。这就是他致力追求的“达”和“真”。“醉里有独觉”，“惟有醉时真”，饮酒乃是识“达”向“真”、超越政治的小道具。但毕竟是“达人自达”、“识真要在心”，“若需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又怎生醉”?因此，他认为，“善饮者，澹然与平时无少异”,无需刻意求醉求醒。所以，他“有酒不辞醉，无酒斯饮泉”;“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不醉亦不醒”，“一笑人间古今”。他老先生确实是想通了，看开了。
欧阳修《醉翁亭记》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想翻其意而用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廊庙之间也。”这才是中国酒文化最大的特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