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郭欣然
《牵风记》取材自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大军挺进大别山这一历史片段，展现了汪可逾、曹水儿等人在战争背景下的命运流转、于极端环境中的性情碰撞以及身处历史浪潮里的自我抉择。小说一反战争文学注重“大历史”写照的常态，将表现视域转移至战火中的“小人物”，以唯美的笔触点染严酷的现实，谱写了一曲浪漫与痛楚并存的战地乐章。《牵风记》虽落笔于“小人物”本身，但也不失历史意识，它将战争体验与人性观照融为一体，在突破既有战争文学叙事模式的同时，也将绵延的历史足音灌注于文本之中，贡献了中国军事文学史上创新与厚重并存的书写。更为可贵的是，《牵风记》中不乏对革命历史的戏谑化写照，如旅长齐竞精通艺术与军事，既留学东洋，又是进步刊物撰稿人，但对女性贞操却有着无可挽救的执念;又如革命队伍为了维持自身纯洁性，听信诬告，处死了勇猛忠诚的警卫员曹水儿……种种颇具讽刺意味的书写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反思意识，令人在哂笑或惋惜中领会战争的多重侧影。毫无疑问，《牵风记》的创作是一场赤诚的文字跋涉，在血与火、情与义的交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搭建别样战争图景的用心，以及开拓另一种向度的战争文学的绝决。小说文本表露出的创新意图与果敢姿态无不令人动容，但在感动之余，文本的人物、情节设置与一些零星的症候隐约让人感到与作品有些许隔膜，从而无法彻底沉浸在“牵风”的世界中。
一、“完美”的缺陷
在《牵风记》中，作者着力塑造了汪可逾这一“女神”典范。这位女学生一经出场便不同凡响，她“下凡”至野政文工团的慰问演出场地，用古琴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令全体军民陶醉不已，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除却平板脚与夜盲症的生理缺陷，汪可逾从内到外都是凡常女子所不能匹及的。她高大丰满，又不失柔弱;她心思单纯，不谙世事，同时又极具文化修养，对古琴与书法尤为擅长。此外，汪可逾有着极强的道德感。在带领后政慰问团赴前线演出的路上，因渡口有国军士兵尸体横陈，汪可逾选择改道，即便耽搁战地演出，也绝不碾压敌人尸体。在俘管所中，她以有限的饭菜优先满足战俘需求……汪可逾的人道主义关怀已然超越了战时敌我双方的对立，在种种不乏夸张成分的书写中，她圣洁的内质得到了极大的彰显。这一完美女神毋庸置疑地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戴，其神性光芒之耀眼，连惯于拈花惹草的警卫员曹水儿也对她顶礼膜拜，甘愿做一名无性的护卫。
不难看出，作者对汪可逾偏爱有加，以至于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堆砌了一系列外在言行、事件，将汪可逾塑造成了真善美的代言人。但这一人物的缺陷正在于她过于完美。汪可逾近乎是左翼英雄的浪漫化变体，在人物彰显崇高个性时，其行动时常游离于常规行事逻辑之外，应有的性格张力也于无形中遭到了磨损。如福楼拜所说，“叙述故事的特殊艺术，只由于性格对立而有价值。”在虚构的小说世界中，人物的真实源于其复杂内质的交织、纠葛，而单向度的性格写照难免使人物塑造流于片面，其真实性也会大打折扣。这便导致读者难以与“汪可逾”产生共情，同这一人物的精神联结也会相对微弱，以致小说结尾处，汪可逾的死去很难引起人内心的强烈撼动。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人”驳杂多样的性格应当是小说世界的根基，全然完美的“人物”难免使文学神化，至于汪可逾的离开，与其说是人的陨灭，不如说是一尊神像的倒塌。
二、男性的凝视
当我们在探讨被塑造得过于完美的“女神”样人物汪可逾时，不应忽视的是作者在“神”之外，对于“女”这一向度的书写。从前文所列举的丰满柔弱、不谙世事等多种特质，以及书内不胜枚举的身体描绘中可以发现，汪可逾不仅仅是完美人物，更是作者心中完美“女性”的折射。这种完美女性形象整合了男性的心理需求与审美标准，而非特定历史情境下女性自身生命轨迹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女神”汪可逾从未成为她本身，而是一个男性凝视之下的构造物。
男性的凝视在《牵风记》中频频现身，最令人震惊的无异于小说对于女性身体的奇观化书写。书中，野战军强行军途中遭遇暴雨，汪可逾被大雨“浇了个透”，在门洞里裸身睡着了——“管他呐，先舒舒服服睡个好觉”。暴雨天一丝不挂地入睡是否真的“舒舒服服”，我们暂且不论。很快她便出现在爱好“人体摄影”的参谋长齐竞的相机镜头中，这位“女模特”“两臂交叉，似在掩护着丰满的胸部……全身肌肤变得雪白雪白，如同一尊抛光的一比一汉白玉人体雕塑……丰腴润泽。”尽管作者为了划定叙事安全区，不断强调齐竞如何钟爱“人体艺术”、又是怎样的“清纯无邪”，但在观看与被观看的权力关系中，女性身体已然被符号化，作家和男性角色不免同时成为了凝视女性的共谋者，对性欲拒还迎的姿态于焉隐隐呈现。
更为震撼的身体景观出现在军队渡河北返的过程中。汪可逾出于人身安全考量，带领船上百余名女性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与渡河安全是否有必然联系?这一情节的合理性难免引人质疑。小说将这奇观化的女体群像书写得细致入微：裸体的女工们与汪参谋比较起了“奶子”与肤色，“黄花姑娘金奶子，过了门的银奶子”……作者对乳房的迷恋与近百年前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如出一辙。这场身体景观的展示以汪可逾一番颇具个性解放色彩的言说作结：脱光衣服“不过是剥一根大葱的工夫”、“找回赤身裸体无拘无束的那种初始记忆”，等等。显然，作者有意向传统伦常挑战，但究竟是为了“解放”而裸体，还是为了“被凝视”而裸体?由于多种不合理因素的堆砌，加之文本中潜藏的性属定见，使得这一铭写着“身体解放”的景象更像是一场为了“被凝视”而进行荒谬的表演。
三、女性的失语
“女性”似乎与“战争”这一具有雄性特质的语境格格不入，但作为战争小说的《牵风记》确实向我们贡献了大量的女性书写。如果从“女性”与“战争”的裂隙中入手，确乎能够发现一些潜藏于文本内部的症候。
在塑造“曹水儿”这一男性角色时，《牵风记》中浮现出了许多战争中的无名女性，这些身处兵荒马乱的乡下妇女，心中也做着罗曼蒂克的美梦。须要提及的是，警卫员曹水儿书中颇受作者青睐的人物之一。他机敏、健壮、忠诚，并且有一种未经束缚的原始野性，旺盛的性欲是其生命力的一大表征。曹水儿长于“猎艳”，在随部队前进过程中，时常一路行，一路交欢。作者借多种“传闻”勾勒曹水儿的艳史，并将其与《国风》中“野有蔓草”式的浪漫邂逅相类比。但曹水儿的罗曼史不同于《诗经》中快意质朴的两性相会，拨开传奇色彩与浪漫笔法的笼罩，可以发现，跃然于文本之上的是一种无法遮掩的男性中心意识。
叙述者赋予了男性角色显著的优越感：曹水儿“这一头雄鹿，头顶生长着枝枝杈杈威风凛凛的一对大鹿角，不愁没有大队牝鹿排着长队在恭候着他的检阅”。 经由“检阅”的女人，对曹水儿无不感恩戴德。两性交媾不再是双方欲望的满足，而是男性角色对女性施以精神与身体的慰藉，并将其从欲望的渊薮中拯救出来，曹水儿“赐予”女人的性因而具有了一种君王临幸的色彩。在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角色对立中，战火中女性业已丧失自身主体性，成为了彰显曹水儿雄性伟力的道具。这种不对等的两性关系，在小说夸张化的表达中展露得极为明显。有成群结队的农家女要同曹水儿私奔，更有甚者，在意外怀孕后宣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你生下来。”孕妇一番自白过后，军队集合号响起，她高喊道：“记着来领你的孩子!”接下来的描述颇具意味：“这位未来的母亲是在示威，她重合着嘹亮激越的军号声，傲然向世界宣告，我生了我养了!我胜利了!”于一段露水情缘中结下果实，竟然可以成为女性彰显自我价值的标志，不知这是在歌颂女性的胜利，还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讽刺。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文本中雄性国家机器号角的响起，这些女性的声音只是一种微弱的伴奏，并且终将被那些潜在的强音所淹没。
在《牵风记》所打造的战争世界中，女性的失语不仅体现在边缘人物身上，即便是主要人物也未能幸免。尽管小说不无“女性崇拜”意识：被“神化”的汪可逾在战争中尽展个人风采。但是如果追溯其踏上战争“舞台”的源头，却可以得到别具意涵的结论。汪可逾纵然完美，却有无法忽视的生理缺陷：平板脚与夜盲症。这在今时今日确实微不足道，但如果想要进入战争年代的作战部队，恐怕难遂人愿。汪可逾的缺陷被参谋长齐竞纳入眼中，但他却默许女主角进入军队，即便军队“根本不需要精通古琴的文艺人才”。随后小说在齐竞的自问中给出答案：这是“性别意识”在作祟，参谋长“理想中的‘另一方面’……无非是依小汪体形为标准定下来的一个标准就是了”。在“性别意识”的助力下，“女神”才得以进入战争。汪可逾看似进入了一方自己的舞台，但归根结底，这种入场并未体现出女性对自我发展空间的争夺，它完全是在男性的荫庇下实现的。
汪可逾的死，意味着她从战争中退场，而男性人物对这一过程的讲述也颇耐人寻味。曹水儿将汪的死讯汇报给首长齐竞，二人对汪可逾不乏奇幻色彩的死有些理论不清，急于自证的曹水儿强调自己在对汪参谋的照顾上没出丝毫差错，随后又不无唐突地表示：“我曹水儿清清白白，从来没有碰过汪参谋一指头!”此话一出，汪参谋便成为了一块正人君子彰显自律能力的试金石，届时，由“性别意识”获得入场资质的汪可逾“完整”(没被碰过一指头)退场，男性叙事者越是强调自身的清白，就越显得她像一件引人垂涎的战时物资，而不是一位热心革命却抱憾死去的军人。
四、想象的限度
《牵风记》对汪可逾之死的描绘，使她从修辞意义上的“神”转变为更具实在意义的“神”。从汪可逾与曹水儿进入溶洞起，死亡的序曲已经奏响，文本行至这一阶段，情节急转直下。随着想象的大纛被高高举起，这部分满含创新意图的死亡叙事呈现出了与小说整体叙事逻辑的某种分裂。
在溶洞中，汪可逾似乎预知了自己的死亡。她拒绝进食，不断地用山泉水漱口，涤除呼吸系统与消化道内的全部污物。接着，“在接连九天粒米未进的情况下，忽然又是接连数日出现异常排便，……呈喷涌状，肠道系统得到了彻底的清理。”在令警卫员用冷水擦便她的全身后，便骤然离世了。叙述至此，小说已然向某种奇幻的维度挺进。汪可逾死后，亦真亦幻的景象仍在持续：她的头发仍然在生长，一个月过后，她“面容如初，……全身未见任何腐败迹象”。待到人们再次见到汪可逾时，她已被战马从溶洞运到了一棵银杏树的树洞里。战马的尸体化作一堆白骨，汪可逾的遗体则完好无损，昆虫与鹰鹫像有所畏惧般不敢靠近。
这场奇诡的死亡中纳入了许多超现实因素，肉身的不灭意味着汪可逾已经超越了凡人，真正地“神”化了。作者在“神”化之中展现了多种奇谲的想象，这无疑是一场叙事的冒险。在其中，我们仿佛看到了《百年孤独》中预知死亡的阿玛兰妲，死于栗树之下的布恩迪亚上校……一种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相似的神秘色彩笼罩于小说的死亡叙事之中。但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魔幻”是自始至终萦绕于小说中的一种氛围，是一以贯之的叙事逻辑，它不仅植根于地域文化特色中，更是一种再现现实的手法，即便披着神秘的外衣，但依然是以描述现实为旨归的，因而充满了真实性与感染力。而在《牵风记》中，这段饱含神秘色彩的讲述空降至小说末尾，与此前纪实性较强的文字产生了明显的断裂，作家贲张的想象已然溢出了文本整体逻辑。纵然这突如其来的想象升华了人物形象，但不免会令人与小说情境产生隔膜，死亡的真实性与震撼力也被削减了。这种断裂的想象一直蔓延至小说的尾声——齐竞之死。在难捱的忏悔中，齐竞吞下了四十片本不致命的维C，踏上了死亡之路。随着想象的增殖，真与幻的逻辑已然失衡，一个用力，却难尽人意的句点，落在了小说的结尾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