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黄蕾
在《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一文中，梁晓声称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全面深入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长篇小说。”(梁晓声.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自述[J].小说评论,2019(05):63-65;)并且希望：“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梁晓声.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自述[J].小说评论,2019(05):63-65;)《人世间》就是这个希望和心愿的成果。从作家自陈的创作初衷角度看，毫无疑问，《人世间》绝对成功地达成了“广泛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亲疏冷暖”，从而“反映发展图景”的愿景。阅毕这本仿若史诗一般长达一百一十五万字的浩浩雄文，唯“隐秘而伟大”可以概括跟着作家一览图景的观后感想。
《人世间》以北方A城周家小儿子周秉昆为主人公，展现了周秉昆以及他周围的人们自1972年到2016年，四十余年波澜变迁的生活图景，期间众人历经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学生运动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大潮等深切影响。正如三卷本封面所题：“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梁晓声.人世间[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一般来说，包括作家本人，将梁晓声的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英雄主义的书写转换到平民的视野，并且关注边缘;从冷峻的批判到温情的关怀。可以认为《人世间》是梁晓声目前在关注平民的视野下，以温情关怀的笔触创作出的其现阶段风格的集大成者，他一如既往地践行着现实主义的书写路径，也一如既往地在作品中展现出“对以往生活的追怀”(蔡翔.对确实性的寻求——梁晓声部分知青小说概评[J].当代作家评论,1985,(6): 72-77;)。
一、理想的人物形象
梁晓声在访谈中总结他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他认为“文学的自身宗旨更要比镜子高一些”，文学不能停留在展现“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而一定要能够表达“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我想每个人主体的意识，原本都一定是想做好人，善良的人。而不是反过来，天天琢磨着怎样变坏。”(朴婕，梁晓声.有严霜,就有傲骨——梁晓声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9,(5): 57-62;)
《人世间》前后出场的几十个人物形象，其塑造逻辑均体现了作家“展现人应该是怎样的，人“原本都一定是想做好人”的观点。比如经历磨难依然信念坚定、拥护组织、团结青年的长者，有可敬的曲老太太和金月姬老太太;比如意气风发的青年，包括周秉昆在内的酱油厂“六君子”;又比如书中的女性形象，有坚韧守信的郑娟，智慧朴素的郝冬梅……此外，关注书中所有的具有较为正面意义的人物，不难看出，这些形象都具有固执的性格特质：一方面，可以认为是具有地域特点的东北人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固执的特质是此类形象坚持“做好人”的原则的一种表现。
以周家的三位儿女为例，周秉义、周蓉、周秉昆三人分别展现了三种“好人”的模式：理智驱动的长兄周秉义，成为务实清廉的政府官员;情感驱动的周蓉，一生中因她的情感多有挫折也获得成长;而家中的小儿子周秉昆，不像哥哥姐姐那么聪颖，在哥哥姐姐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时，留在城里陪伴父母(主要是母亲)，书中周秉昆涉及的事件多与家庭人伦相关——亲子两代人的相处方式、小家庭的构建、非亲生子的教养问题等。
周秉义是一个理性的“好人”，面对自己的爱情和政治以及前途的冲突——郝冬梅的父亲政治身份在当时是一个负面因素，他的通过理性判断选择坚守爱情的承诺;作为家中长子甚至是同辈朋友中政治成绩最为突出的“名人”，当弟妹朋友遭遇人生关口甚至走投无路期望得到周秉义的帮助时，周秉义内心一边是帮助亲人朋友的意愿，另一边是他对公平正义和党员的职责。出于不可以权谋私的原则，可以看到，在三卷本中，每一次出现这样的两难境地，周秉义都选择了“为公”的一边——即使弟弟埋怨甚至斥责他。即使周秉义也处在不公的境地中，比如当岳母金月姬女士有意帮助他升迁却让他面临更棘手的岗位环境，他依然是“服从组织安排”，并且宽慰妻子为他产生的委屈，抚平岳母的愧疚。(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333-337;)
《人世间》中部第九章中，周秉义以工作组名义处理了周秉昆公司的财务问题，周秉昆认为哥哥太不近人情使他陷入尴尬境地，周蓉开解周秉昆时形容周秉义：“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党的人……他的思想和感情都属于党……他会完成工作，心里难过得要命，背地里会想方设法地爱护咱们。”(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3374;)简言之，周秉义始终用理智去压抑他的私心情感，不折不扣地坚守他的政治信念，是一片公心的守诺君子。
而周蓉不同，周蓉是具有用理智压抑情感的智慧和能力的，但周蓉人生中的每个似乎可以用理智去抉择到更“稳定”境地的路口，她都选择了情感驱动的方向：装作和父母满意的蔡晓光恋爱以此掩护，为冯化成出走贵州，结婚生子;在学业的重要关口放弃学业追女儿追到法国，并且一陪数年，也因此，多年后由于学历不足陷入无业的困窘;在北大读书期间，即使被哥哥严肃训诫也依然依照自己的热情行事，屡次引起热议等。或许这些行为让家人亲朋失望寒心，但本质上是糟糕的“坏人”行为吗?显然不是。周蓉只是热情浪漫，她的选择从未存有伤害别人的意愿，即使选择带来了糟糕后果，她都一力承担。
周蓉与哥哥周秉义仿佛是作者设在作品中的一组对立形象。哥哥是理性极致的“好人”，周蓉是情感极致的“好人”。因为哥哥姐姐上山下乡离开家，留城青年周秉昆成为常守父母身边的孩子，而周秉昆的性格可以认为是其兄姐的折中。他有情感驱动的一面，讲义气，会及时为朋友挺身而出，但又不像周蓉那样“离经叛道”;他也有兄长一样理智的一面，尤其是在家庭中时，但又不似兄长一般理智到完全压制个人情感。梳理书中与周秉昆有关的事件，他的行为逻辑和驱动大多来自很传统的人伦观点，尤其是在抚育儿女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妻儿和美。朋友有困难能帮则帮，即使身处困境也尽可能地帮助他人，父母的意愿不正面违抗。周秉昆有过不理解为什么哥哥周秉义不“拉自己一把”或者不为自己的朋友施以援手的埋怨，这种不理解就来自于周秉昆的行事逻辑里，某种程度上，认为他的家人也应该是像他一样行事，而周秉义显然并不同弟弟一样。
周家三个儿女之外，周家数量不少且交际密切的朋友们也大多是“好人”的形象，至少也都符合“原本都一定是想做好人”的设计初衷，乔春燕曹德宝夫妻，虽然在小说下部篇章中因为房产没有享受到政策优惠与周家疏远甚至暗中“使绊子”(梁晓声.人世间·下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385-387;)，但他们的行事逻辑背后也依然不难看出他们顾念“小家”的因由。全书明确是“坏人”形象的只有奸污郑娟(周秉昆妻子)，想将周楠(周秉昆长子)从周秉昆身边“夺走”的骆士宾，而这个人物也在中部的最后一章中由周秉昆亲手解决了性命(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490;)——从骆士宾的结局上看，作家通过作品传达的善恶观显得很朴素：“一报还一报”、“恶有恶报”。
与“恶有恶报”对应的则是“善有善报”，或许由于塑造了数量众多的“好人”形象，在《人世间》书中，包括周家三个儿女在内的众多人物，从作品中部开始(文本时间1986年左右)，人生渐渐开始走“上坡路”：周秉义升迁、周蓉回到A城担任本省重点大学副教授、周秉昆的杂志获得好评、周秉昆外出走穴收获颇丰，不一而足。“好人”有“好报”，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塑造理想的人物，并且给予理想人物形象理想而充满希望的命运路径。
二、史诗的情节组织
秉承着“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的目标，《人世间》的出场人物在书中经历了自1972年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在《补白》一文中，梁晓声进一步明确“反映发展图景”是为了通过“时代图景中出现的人物之间的比较呈现发展成果和问题”，于是时代的阵痛表现为主人公们生活的阵痛并呈现于作品中。(梁晓声.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自述[J].小说评论,2019(05):63-65;)
《人世间》的开篇第一章铺垫“共乐区”形成的历史原因：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苏联举家逃亡到中国的人们的住地，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在A城的宿舍和军营，是苏联红军光复东北的驻地，是本地知名工厂的所在……全文篇章始于如是往事萦绕的城市新区中，读者的阅读一开始，便进入了苦难历史沉淀和城市欣欣向荣的新旧交织氛围中。
第二章开始的文本时间直接来到了1972年冬天，“文革”期间，A市公布了七名死刑犯的判决布告;第三章，周家人出场，周蓉以去贵州投奔“大三线”建筑工人的父亲为幌子，插队贵州金坝村;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蔡晓光为力争自己父亲“从来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四处奔走;同年五月，“为了呼应推广小靳庄革命文艺大繁荣的经验，市革委会决定”编创杂志《红齿轮》，周秉昆调入群众文艺办公室;1976年4月，周秉昆选编来自北京关于“四五运动”的诗歌刊发于《红齿轮》特刊上，4月7日，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4月8日，公安人员将周秉昆从编辑部带走，“谢谢……这里也是我周秉昆的大学”，《人世间》三卷本上部至此结束。(梁晓声.人世间·上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1-471;)
中部第一章开始，“文革”结束，知青返城，1976年10月周秉昆“放出来了”，1977年周秉昆调走复刊《红齿轮》更名为《大众说唱》，而后“大三线”建设工人周志刚退休返乡;高考恢复，周秉义考上北大，1979年周蓉考上北大;刘少奇冤案平反，周秉义的岳父被证实已死在狱中;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冲击，《大众说唱》众人开始“走穴”商演;1987年，周秉昆跨省走穴被扣住，《大众说唱》停止活动整顿三个月，传统曲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被“靡靡之音”取代;1987年，“国企改制”的第一阶段，周秉义调任军工厂党委书记，周秉义赴苏联考察;中部第十六章，“改革时代的艰难首先出现在草根阶层”;1989年4月，周秉昆的朋友吕川为“敬重的人”戴黑纱寄托哀思;“棉猴”骆士宾经商发迹，想从周家认走周楠(周秉昆长子，非亲生)、抢走郑娟，周秉昆愤怒之下失手杀死骆士宾。三卷本中部到此结束。(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1-490;)
《人世间》下部的时间从2001年周秉昆出狱开始，到2016年春节为止，共十六章，其间包括九十年代第一轮下岗潮，周秉昆的朋友们失去工作;周蓉随女儿远赴法国，周楠留学哈佛——海外留学潮;周秉义回A市担任副市长主抓招商引资，改变光字片面貌并由此引发众人关于房产的纠纷……时至21世纪，小说的主要人物们逐渐成为父辈，甚至次第离开，房产和养老成为众人聚焦的中心问题。(梁晓声.人世间·下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1-505;)
简单梳理全书部分主要事件，不难发现，小说人物们的人生经历与中国过去五十年的重大事件均密切相关，可以说，时代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错过。A市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的生活转折多有时代转折的烙印。姜超的评论文章《人世间的检视与打量》热情洋溢地赞誉道：“如斯文学更像是‘史外之史’”(姜超.《人世间》的检视与打量[N]. 辽宁日报,2019-09-16(007);)。人物的成长过程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形成时代与人的命运“共振”。
此时再看那句“通过……人物之间的比较呈现发展成果和问题”，可以认为，这个目的同样是达成了的。社会变迁的震动波一个不落地传到寻常百姓家，周家的孩子们在时代的浪潮中顺潮而上：建设的时代，积极投身祖国建设为周家带来荣光，周志刚是光荣的“大三线”建设工人，周秉义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颇得赏识，周蓉虽是为爱离家，但也在贵州乡村传播知识启蒙孩童;改革的时代，周秉义和周蓉用知识改变命运，从政的周秉义清廉实干，治学的周蓉敏锐多思，周秉昆也曾顺着市场的需求利用才艺攒下财富。同样的，周家不仅品尝到社会发展的红利，也经历了冲击：南方经济飞速崛起，东三省工业衰落;“靡靡之音”席卷全国，传统曲艺受众变少;旧书店改成肯德基，文学艺术衰于消费主义，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周家的“下岗潮”中，周秉昆的妻子郑娟不能算作有稳定工作，不顾一切随女儿远赴法国中断学业的周蓉因学历不足，不能继续在高校任教，出狱的周秉昆为生计发愁，工作难找。目光移至孙辈的周楠、周玥、周聪等人，周楠赴美留学，周玥在法国读企业管理，是“千禧一代”的留学热潮，这股热潮至今不衰;周玥回国后“国内的是另一套东西”因此总是找不到工作，“海龟”面临的困境时至今日愈演愈烈;当然，所学非所用的问题不止发生在“海龟”们身上，周聪大学毕业后接受伯父安排进入报社当记者，不仅学的和职业没有关系，记者的职业要求和他工作中常做的事也时有错位……这已不仅是写“史”的广度了，《人世间》的跨度跨到了当下，跨到了今天，跨到了每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面临的生活现场。
《人世间》的情节组织如同超寻细密的针脚，梁晓声在时间的锦缎上密织起50年波澜起伏，节奏紧凑，事件密集，可以说周家浓缩了近五十年所有的风云变幻，因而小说在时代的广度外，亦展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密度，构筑出一部跌宕起伏而光辉灿烂的现实史诗。
三、温情的叙事策略
关注“城市平民子弟生活”，描写各阶层“亲疏冷暖”，贯彻“每个人原本都一定是想做好人”信念，从而筑成的“史诗”故事必然是温情的。梁晓声相信善良的人性在时代和命运的阻力中也能闪耀光芒，并且在《人世间》中力陈“好人文化”的善恶判断。
全书分为三卷本，上部和中部戛然而止的结尾，是周秉昆被捕入狱的两个时期，也就是小说着眼的主人公在他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异常缺位的时间段，而关于缺位时间段中，周家和周家的朋友们的生活，则在中部和下部的第一章以回忆的形式飞快交代。可以认为这种有省有略的叙事策略，一是由于着眼主人公的情节需要缺失，二是一种“温情”的回避和跳跃。
周秉昆无疑是一个“好人”的形象，因此通过文学坚持表达“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的梁晓声，必然以一种“劝善”的立场叙事。对于周秉昆而言难以绕开的狱中十几年在《人世间》的行文中进行了回避和跳跃，他第二次入狱时直接在狱中度过了整个九十年代——也就是说，五十年跨度的写作，围绕周秉昆进行了详细叙述只有三十几年。对于主人公视角缺失的时代事件，通过回忆和旁述点出：比如2001年周秉昆出狱时，儿子周聪开“俄国原装”的“伏尔加”去接他，通过一组“是‘俄国原装’还是‘苏联原装’”的对话(梁晓声.人世间·下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15;)，将苏联解体的事件补叙在时间线后。
从写作的初衷整体来看，对“边缘”的留城青年投以关注，“于人间烟火处”、“在悲欢离合中”的书写，关注大的时间边缘的平凡百姓生活，同样展现出一种温情关怀的立场。小说中，周秉昆的朋友们每年春节聚在周家沟通交流生活，这一设定使小说中多次出现寒冷冬夜的热闹聚会，反复召唤出节日的喜庆和团圆佳节的温暖氛围。平凡人物的命运波折藏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平民的生存哲学藏在人际交往的脉络里，含蓄隐秘的叙事策略缓解了生活动荡和现实残酷带来的冷峻感。
而人物们的命运本身，作家也选择了更容易被接受的温和的发展方向，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周家的儿女们整体上，都是通过知识或者奋斗改变了“光字片出身”的“底层”命运的，他们的人生是一种“上坡路”。《人世间》的结尾，2016年春节，“周秉昆家没有朋友相聚。大家经常能见着，聚不聚都不以为然了”。周秉昆和妻子一起读周蓉写的小说，他们许愿健康，“他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是一个很理想的“大团圆”结局了，朋友常在，妻儿和美，家人事业顺遂。
在目前的文学书写中，和同类着眼于“文革”以来社会和平凡百姓人事变迁的作品相比，《人世间》中出场人物的形象展现了平凡人物伟大的人性光辉，小说的叙事策略和情节组织，是“善有善报”的朴素道德观的体现，也是梁晓声一如既往地强调“做好人”劝善观点的体现。
总观整部小说和作家的写作初衷，可以认为《人世间》达成了对于世道人心的文化关怀，那么，是否达成了“全面深入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心愿呢?
梁晓声在访谈录中称选择留城青年周秉昆作为主人公，因为当代文学中缺少城市视角，尤其缺少关注城市底层青年的视角，因而他有意回避知青视角。关于梁晓声“知青题材”作品的相关评论也有认为：对于想要达成“广泛地反映各阶层”的目标而言，“知青视角”显得“先天不足”(潘皓.无法超越的自我——论知青文学的叙事策略及其不足[J].齐鲁学刊,2002,(1): 139-141;)。那么换到“城市底层青年”周秉昆的视角，是否避免了此种“先天不足”呢?至少从《人世间》一书的中段开始，整个周家都被认为“不是一个阶层的”——乔春燕妈对乔春燕说：“今非昔比……以后人家的人会越来越往高处走的”(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137;)——可见至少从这里开始，周家人未必充分算得上是“底层”了。
蔡翔1983年对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评论文章《对确实性的寻求——梁晓声部分知青小说概评》认为，阅读梁晓声作品总带着梦幻般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重温旧梦——尽管我们明明知道梦境本身已经被处理得高度情绪化了……那是对以往生活的追怀, 我们在那里寻找, 总是企图能挖掘出点什么……我们总是渴望能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火样的青春年华, 证明自己的光荣, 梦和憧憬。”(蔡翔.对确实性的寻求——梁晓声部分知青小说概评[J].当代作家评论,1985(06):72-77;)
初读《人世间》仍仿佛带着幻梦：理想的人物形象、步履不停的时代史诗，热切的目光注视过去的年岁，是“隐秘而伟大”的光辉岁月。在《补白》中，梁晓声认为《人世间》适合让干部们和对从前的中国和民间缺乏了解的年轻人们都读一读，“我希望能向他们提供一些鲜活的、有质感的认知内容。”(梁晓声.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自述[J].小说评论,2019(05):63-65.)梁晓声一如既往地为文学、为读者奉上一场温情的现实主义盛宴。
参考文献
[1]梁晓声.人世间·上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
[2]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
[3]梁晓声.人世间·下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
[4]朴婕，梁晓声.有严霜,就有傲骨——梁晓声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9,(5): 57-62;
[5]梁晓声.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自述[J].小说评论,2019,(5): 63-65;
[6]姜超.《人世间》的检视与打量[N]. 辽宁日报,2019-09-16(007);
[7]潘皓.无法超越的自我——论知青文学的叙事策略及其不足[J].齐鲁学刊,2002,(1): 139-141;
[8]蔡翔.对确实性的寻求——梁晓声部分知青小说概评[J].当代作家评论,1985,(6): 7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