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 茜 李芳婷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1949-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近50个百分点，达到59.58%。2018年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8.3亿，比1949年增加了7.7亿。城市长大了，但也“变坏”了。在政府不遗余力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一些城市开始出现不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拥挤到城市的8亿人口，加剧了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人居、城市与产业、城市与生态的冲突，导致了大城市病频发，自然及人为灾害频发。人们记忆犹新的事件有北京7.21特大暴雨灾害，延庆遭遇52年来最大的暴雪，京津冀、汾渭平原和长三角的雾霾，等等。
与城市扩张同步而来的还有城市不断增大的开放度，不断升级的技术进步，以及不断放大的外部风险。一边是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城市的联系，一边则是科技进步让城市整体“上线”。开放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全球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影响世界战略格局重要因素的大背景下，城市必须面对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不确定性。中国城市的发展必须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坚持宜居、宜商、宜业、宜游品质的基础上，让城市具有强大的抗险能力、灵活的应变能力，以及高度的自适应性。构建“韧性城市”，将是新时代中国城市的务实且重大的选择。
韧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先进理念
19世纪以来，为了缓解并改善工业化带来的城市膨胀、交通混乱、城乡脱离、居住环境恶化等生态及社会问题，促进城市优化发展，田园城市、卫星城市、光辉城市等现代城市发展理念被相继提出。这些理念主要从解决城市的慢性问题出发，在应对突发事件、预防城市病上却力不从心。20世纪70年代起，如何加强城市的灾前防范能力，灾时应对能力及灾后复原能力成为全球学者的关注点，韧性城市应运而生。
韧性这一说法最早源于生态学，1973年由加拿大生态学家Holling提出，随后被应用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学者介入韧性城市的“点”不同，但大都认同韧性城市既能抵抗外界消极影响复原自身，又能积极应对外界变化适应环境这一特征。也有一些学者将其直译为“弹性城市”。在使用上，两者常被混用。如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题为“风险社会与弹性城市”，而联合国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它的中文版官方文件中一般使用韧性城市。
笔者认为，“韧性”更能表达城市的刚柔并进、持久发展的品质。“弹性”侧重于事物在遭遇外部风险时的复原能力，且更多是对基础设施方面的硬件修复。韧性城市不仅具有遭遇灾害后的“伤口愈合力”“身体恢复力”，更具有事前积极预防、事后主动调适的应变力，以及遭遇重大灾害时表现出来的“打不垮”“击不到”的意志力。强化城市的意识特征在规划领域早有先例。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现代建筑领域中的毕加索或爱因斯坦的勒·柯布西耶提出“光辉城市”。柯布西耶是赋予城市信仰力量的建筑学家。他认为，“家庭或城市，其实都是一回事:二者都体现着同一类统一关系。”城市不仅是人类的圈地、集中地，更是人类的家园。基于这样的理念，城市才能打造出富有家园气息的特征，具有安全感、稳定感和归属感。
作为城市发展的先进理念，韧性城市具有三大特征。
将不确定性引入假设前提，倡导城市发展的确定性。不同时期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城市某一方面问题的恶化与设计者的解决思路。如针对人口过度集聚、承载能力不济的问题，提出“田园城市”。针对城市功能不断增多，提出强化城市分工、形成子母城市互动的“卫星城市”。针对水资源匮乏以及内涝问题，提出“海绵城市”。这些解决方案有很好的针对性，努力方向都是让城市更好地发展。韧性城市则不同，其起步于有一定规模经济、政治、文化积淀的城市。评价城市的高品质的不再是好或不好、优或不优，而是城市在诸多不确定性下，给予居民能够快速应对不确定的“确定性”。进一步地说，“确定性”是“好”这一理念的上位理念。在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的当下，更应成为城市规划者的理念导向。
突破城市美丽、洁净的外设，赋予城市安全、稳定的内核。美好的城市在突发事件中也难以幸免，但具有强大风险抵御能力的城市就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让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保障、有所依。面对外部、内部发展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新时代下，城市发展倾向于追求城市发展“美+稳”的双轨并进模式，且将“求稳”作为城市“求美”的前提条件。韧性城市是在干净、美丽的外表之外，具有安全、稳定的内核，是城市软实力的象征。安全、稳定也是家文化的特质，韧性城市捍卫并巩固家的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突破地理空间单维考虑，强化城市多维发展的可持续性。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的起源有两个，一个是“城”，与战争有密切联系;一个是“市”，与经济有密切关系。现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是，经济功能不断强化，战争功能不断弱化，且城市被赋予其他更多功能，如社会、网络、能源等。从社会来看，城市是由不同身份类别的人、社区、企业等构成的。从网络来看，城市是信息的集聚地，无数的网络节点由有线或无线的线路连接起来，形成网络拓扑空间。从能源来看，主要由煤炭、天然气、电力等构成。城市承载的功能越多，这些功能在运作过程中危害城市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韧性城市规划者必须对城市功能做全方位的把握，进行多维分解，通过细化分工等方式，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强化城市发展的韧性。
建设韧性城市大系统，做城市现代化的领航者
转变发展理念，构建以韧性为主导的城市评价体系。与其他发展理念最大的不同，韧性城市关注发展的不确定性。而基于不确定性的特征，韧性城市在规划时必然不预设、不固化城市发展的唯一性结果。规划者需要为城市的发展“留白”，提出多可能性的方案。基于不确定性的特征，城市的发展给予科技更多的运行空间，更强调科学决策和系统管理。基于不确定性的特征，韧性城市更具活力，其知道开门求发展，也知道关门以避险。当前，城市的评价大多是从“好”的角度来展开的，如城市竞争力、城市创新力等等，对城市防控风险能力的评价十分少见。而稳定系数、安全系数是城市吸纳全球投资、接驳全球贸易、参与全球分工、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条件。打造国际领先、全球一流的韧性城市，需要通过导向和改革城市评价体系来实现。这就需要城市规划者与各领域专家一起坐下来，共同探讨城市的韧性发展。由于我国城市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气候环境、城市尺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应当在借鉴吸纳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开发符合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评价体系。
强化整体认识，构建以抗风险、保安全为目标的韧性城市系统。城市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于一体，需在“五位”上展现韧性。国际上对韧性城市的研究集中在生态、经济、社会和技术，政治、文化领域涉足较浅。但政治、文化恰是我国城市遭遇国际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攻击的点。因此，构建满足人民需求的韧性城市，要以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为科技支撑，构建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韧性为一体，有效对接城市交通、能源、防空、防灾系统，快速解决人口疏散、集中和转移，高效处理物资运送、能源接驳等问题，具有高度敏捷性、快速回应性、环境适应性的韧性城市大系统。
围绕中心城市，建立多尺度空间介入的韧性城市支持网络。对应我国区域发展策略，建立以“中心城市”为核，周边城市、城市群、都市圈共建共享的韧性城市支持网络。韧性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可借助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区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强化城市联结的韧性，形成城市的“亲友团”，以此拓展中心城市的抗风险能力，有计划地发展中心城市的“储备空间”。在城市的设计当中，应考虑城市功能结构的多样性、冗余性。提前考虑当中心城市在自然灾害或战争中遭受重创时，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政府要提前做好对接城市人口转移、产业转移、教育医疗功能转移的先期计划，在具有区位、交通、成本优势的地区做好应急方案。
综上，我国城市到了提质、升级、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必须直面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适应全球发展大势、满足人们真实需求。党和政府应积极介入到导向城市转型的工作中来，组织并调动多行业、多学科、多机构共同参与韧性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建立适应韧性城市发展的协调机制，推进大城市、特大城市试点等工作，让我国成为现代化城市建设道路上先行先试的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