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李长碧
越来越老的是年岁，越来越浓的是亲情。春节时节，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逝去的亲人——父母和兄长。
父亲李连科又名李级三。解放前是不固定的私塾先生，有时给乡民代写书信文告，帮助乡民调解纠纷，因为我父亲在当地德高望重，总能按当地的乡规民约解决许多棘手的民间纠纷，故当地乡民尊称我父亲为乡约。父亲于1956年9月病故，享年五十六岁。
父亲去世时，我还不到九岁。但父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脑子里。
解放前，我们家住长江边，即小地名“坝上”，现被长江水淹没。家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自己的田地可种，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我们在离坝上不远的小龙山邹家湾分得了田地。1952年我们举家搬到小龙山邹家湾直到我们长大离家参加工作为止。
由于建国前我们家没田地可种，父亲又有其他不固定的事情做，没种过庄稼，他身体又不好，搬到小龙山邹家湾后，父亲不能下地干活，只能在家休养。我至今还记得他老人家穿着深蓝色的长衫，拄着拐杖在田边地角或院坝里走走停停。现在想起来他仿佛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尤其是在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教我看图识字，教我认“天”时，他指着天说“天”上面两横无边，天底下有“人”。我觉得他就像孔乙己教咸亨酒店服务员认茴香豆的“茴”。我的三个哥哥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贫穷，没上过正规学校，都是父亲抽时间手把手地教他们读书识字，为他们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父亲是个智慧而慈祥的老人，可惜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差，父亲被肺结核疾病过早地夺去了生命。在他的身后有一大群优秀的子孙，可他只看到大孙子候叔。候叔这个名字是他老人家取的。候叔出生后，全家视如珍宝，我父亲经常卷起长衫抱着候叔白天在小溪旁听潺潺的溪水声练听力，在路边看花草，晚上仰望夜空看星星和月亮，培养他的观察力，教他依呀学语。
父亲对我们每个人都深爱，记得父亲临终时，我在学校还没赶到他的病床前，父亲一直问长贵(我的乳名)回来没有?当我急忙赶到父亲病床前时，哥嫂都已站在我父亲的床前，我扑在父亲身上，听到他清楚地说你们大家都好，然后心脏就停止了最后的跳动，父亲与世长辞了。
母亲宋宅叔，是一位伟大的贤妻良母。她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心灵手巧。她善良，乐于助人，左邻右舍都很尊重她。她很勤劳，特别能吃苦。解放前，我们家还在坝上住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田地可种，但很想自己种点东西，于是每年的洪水退去后的枯水期，我们家都要抢着挖河沙地，种点麦子、蔬菜等，待到次年洪水到来之前必须收割，否则就毫无所获，可这些抢季节抢时间的事，只有我母亲一人辛苦劳作。
母亲是很辛苦的。但母亲还毫不犹豫地帮忙抚养了我幺爸家的一个孩子李长城。因为幺爸为了躲国民党抓丁，在国民党兵乱枪中遇害，家里就剩下幺婶和李长城，生活本来就艰辛的幺婶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她难以维持生计，决定要改嫁，又不能带孩子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毅然决然地收下了李长城并抚养到他能自食其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小龙山邹家湾分得了房屋和田地，母亲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还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尤其是建立人民公社后，各地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集体伙食团。全队人自家不开伙，大人小孩都到伙食团吃饭。生产队的人都知道母亲的咸菜做得好，色、香、味俱全，就选她负责给伙食团做咸菜，并将她做的萝卜干、泡菜、盐菜、榨菜等用盘子摆装好，用专门编织的大篮子，篮子边上扎着花，选专人挑着在其他伙食团巡回展览，深受各地赞赏。
母亲不仅会做咸菜，也会做家常菜，至今还在回味母亲做给我们最爱吃的菜:如紫苏鸡、盐菜扣、洗沙肉、茄鱼等，而且这些菜的做法也基本传承给我了。所以，每当我现在做这些菜，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的味道。
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能处理好世人都认为难处好的婆媳关系。我三个嫂子，除幺嫂在外工作没和母亲长期相处外，大嫂三嫂都跟她长期相处，可很少翻脸。这在当年农村那个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母亲1981年5月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我有三个哥哥，大哥即我称呼惯了的哥哥李长才。三哥李长元，幺哥李长谋。可他们都相继离我而去了。我今年也七十有余了，才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兄弟姊妹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的深意与分量。
哥哥比我大近二十岁。哥哥在我们家庭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他劳苦功高，顶天立地。
哥哥深沉、稳健、少言，威严而又慈爱。我妈妈说，我们从原来住的长江边“坝上”那个地方，搬到小龙山邹家湾时，我还不满四岁，是我哥哥一步步把我背上小龙山邹家湾的。
搬到邹家湾以后，哥哥就是主要劳动力。当时哥哥还没结婚，家里分得了五个人的土地。这五个人的土地除妈妈忙完家务后能下地干点农活，其余全是哥哥一人干。因为他是老大知道家里的难处，他懂得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我们家几个人的农活，几口人的生活担子他一人担，也无怨无悔。
哥哥有几次脱产当干部的机会，但他放不下家里的老小，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
记得1956年，龙洞公社派他去种猪场当场长，1957年红狮区委调派他去长江林场当场长，都被他拒绝了。1958年又派他去二道村当驻队干部，这一次哥哥似乎有点动心了，因为那是他摆脱繁重的农业劳动跳出农门的极好机会，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跳出农门是求之不得的事呀。但哥哥权衡家里面的情况后还是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决定在家做好党的基层工作一并照顾好家里一切。这样在外工作的两个弟弟没后顾之忧，在家的人也无忧无虑。
哥哥留在家里确实对我们有利，在吃集体食堂和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哥哥的巧妙安排，我们一家老小都平安地度过了那特殊年代。哥哥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献出了他全部的爱。
1962年至1965年，我在故陵读初中，那时都是自带口粮，每周五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回校，回校时就必须带足一周的伙食。我回校时，哥哥就会问给我带的伙食够不够吃，同时提醒妈给我多带点。哥哥还笑着对我说过:“妹女娃子，我只送你读书，我不给你送陪嫁哟，你要好好读书哦”。当我考取了万县农校时，哥哥高兴极了。农校要求报名之前要把粮食户口关系办好。当时转户口要转三个月粮食才上户，我们农村人没有细粮，只能用粗粮到粮店换。于是哥哥就请人帮忙一起往粮店挑粗粮，足足地挑了两天才够。到了报名入学的时候，我哥哥又亲自帮我挑行李送我上学。
哥哥为了我们的家，长期守护着我们的家而从不表白，从不居功自傲。这就是哥哥深沉稳健的表现。哥哥从事党的基层工作几十年，从当记分员到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支部书记等一直到他七十多岁退休为止。在他几十年的基层工作中，他获得许多殊荣。
哥哥的功德，我们铭记在心。
我的三哥李长元，他一生坎坷，终生不得志。但他满腹诗文，文学功底深厚，却无用武之地。在屈辱中度过一生，悲愤地逝去。
记得文化大革命前，他先后在高阳中学和龙洞完小任教，学生、家长都尊重他，爱戴他，他的教学能力毋庸置疑。他常常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支助贫困生。他对家庭也看得重，只是他后来的很多年无力爱家。记得他在高阳中学教书时，每逢节假日回家，都大包小包地带回家很多东西共享，如罐头、水果糖等当时很难买到的东西。他如果给三嫂买一段布做衣服，也一定会给嫂嫂买同样的东西，不分彼此，同享同乐。
终生难忘的是我在万县农校读书时，我当时也是被充分调动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地参加大辩论大游行，随时都有死亡的威协，我却初生牛犊不怕死。不知为什么在我们老家谣传我在武斗中被打死。害得我们一家哭成一团。这时三哥说哭有什么用?三哥冒死出发来找我，当时长江轮船停航，只能徒步走到云阳县城再联系小木船到万县市。经过三天的艰辛到了万县市。三哥上岸以后，要经过层层岗哨才到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城旅馆，说通了江城旅馆的门卫，就暂住在江城旅馆。第二天他遇见了他的一个学生，恰恰这个学生又是我的同班同学。于是那个学生就带三哥来我们住的地方，三哥见我精神抖擞，俨然一个勇敢的斗士，和同学队友们之间像亲密的战友。三哥高兴极了，说可放心回家了。第二天我和我的几个同学一起去送我三哥，走到江边，三哥和那位船工已坐在船上等着。我蹦蹦跳跳地跑到江边跟他说话。我们说了一会儿话，船工说要开船了，船工一撑船，一下就撑到离岸边几丈远，这时我才明白三哥的用意，我哭着跳起来了，可三哥笑得特开心。因为没带换洗衣服，三哥买布给我做新衣。我回去以后，一家人由悲变喜。
文化大革命后，三哥因小时候误入国民党的青年军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是个很有自尊心的人，像陶渊明样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尤其经过近二十年的铁窗生活，心理受到极大的创伤，扭曲了性格，使他多疑、孤僻，不相信任何人。由于自卑，不愿跟任何人交往，致使他与家里人也疏远了。有人都说他是性格悲剧，我却认为是社会悲剧、政治生态的悲剧，毁灭了一个能为国家教育事业做贡献的人才。
三哥人生的悲剧，是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给他造成的。我为三哥的悲哀而痛惜。我希望他那颗受伤的心得到安抚，安息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