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周叔莲先生访谈录
■ 董利
编者按：
大师已逝，精神永存。本报特刊发此文(选自2007年出版的《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以缅怀周叔莲先生。
记者手记：
接到访谈任务，我便集中精力阅读周先生的著作以及与周先生有关的材料。作为一位高产的经济学家，他曾在1978年至1995年间发表近300篇文章，他提出的把优先发展轻工业放在首位、重视企业经营问题以及强化企业管理等很多学术观点成为当时我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他还曾提出“研究结构既要研究生产关系结构，又要研究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则是生产力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观点，得到学界同行的广泛赞誉。
董：周先生，我注意到《经济学家》杂志1997年第三期发表了一项统计数字：1978—1995年间，在56位高产的经济学家中，您排名第五位;在同期间高摘登率的经济学家中您排名第二。在我了解和阅读过著作的经济学者中，我感觉您确实是一位既多产又视野开阔的经济学家。您能否结合您的学术人生给我们青年人谈一谈您的学术研究或者治学的经验在哪里?
周：我的经历使我不断面临着新的研究任务，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每当接受新的课题任务时，我都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希冀能像蜜蜂酿蜜那样做出成绩。但很多场合是浅尝辄止，甚至像蜻蜓点水，成绩阙如。50多年的研究生涯使我感悟到，研究工作要做出成绩，打好基础、勤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还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庆幸改革后遇到这样的环境，使研究工作做出了微薄的成绩。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了很多人的帮助。在家，我不做家务，我的妻子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在工作中，我还得到了工经所的其他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包括科研处、办公室、资料室、打字室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帮助。
我在1978至1995年这段时间写的文章数量确实比较多。事实上，我在文革前还写过几十篇文章，粉碎“四人帮”后，从1979年开始发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从这一年开始文章数量不断增加。1995年以后，我还继续写了许多文章。这期间我还曾担负过一些行政工作，还主编几部专著。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我的回答是“勤奋”。如果说我治学有什么经验的话，那么经验只有“勤奋”两字。我从小读书就很用功。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江苏溧阳县，进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这所中学校风很好，老师水平高，对学生要求严格。我在常州又无亲友，除了读书别无他事，因此星期天也是我读书的时间。高中期间我接触进步书籍，喜爱读思想进步作者的书。高中毕业后我考入同济大学新生院，我把家中寄我买衣服的钱买了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等进步人士的书来学习。1949年4月家乡解放，我在一所小学教书，但我仍用功读书。当时三联书店出版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三卷本资本论，买来学习。1950年进入复旦大学，白天上课，晚上只要图书馆开门，我都会在图书馆看书。星期六晚上系里文体委员规定要参加舞会，我就跑到系里教师办公楼的阅览室看书看报。星期天我也是看书。记得有一年春假班上组织到杭州去玩，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加，只有我、汪海波和另一位同学没有去，留在校内读书。因此，从高中到大学，周末对我来说是学习最好时间，到经济所工作以后，依然如此。不同的是，节假日除了看书，还要写文章。1954年经济所搬到中关村，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先后结了婚，周末在所里的人就不多了。1959年孙冶方所长领导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课题，我就是利用一个周末，邀桂世镛同志在所里走廊上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草稿”，以后经过修改，被称为“何桂体系”。我结婚晚，直到1964年我才有个家，但我周末仍旧保留着读书、工作的习惯。
文化大革命中，我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1969年，当时的学部下放到河南息县办“五七干校”，又从息县搬到明港批斗所谓的“516分子”，我都在其中，但仍没有忘记学习。同室的严中平先生带来了他的马恩全集，我从他那里借来一本一本地认真学习。当时的军宣队领导阶级斗争是不让读书的，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哲学社会科学部也面临着解散的危险，因此很多人失去了读书的积极性，认为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做研究工作了。尽管我也感到经济所前途难知，但是我相信，中国是不可能不要经济研究工作的，虽然现在我们的工作中断了，但迟早总会有工作机会的。如果不学习，将来怎么能承担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呢!所以，我仍然勤奋地学习。
1979年，我由经济研究所转到了工业经济所工作，研究社会主义工业化、经济结构、工业企业改革和管理等问题。面对许多新问题，我也主要靠勤奋来克服困难的。工经所一位同事改行后说：研究工作很难很艰苦啊!他这样说确有其根据。我曾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写一篇批判“四人帮”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文章，文章分四部分，我一星期写一节，其中五天搜集分析文献资料，一天酝酿提纲，一天行成文字。那时我家住在前门东大街三号，每天晚上我在东交民巷散步转圈，苦思冥想如何把文章写好，在写作过程中，真是寝食不安。
回忆这些往事，既感到研究工作的乐趣，也体会了研究工作的艰辛。如果没有研究工作的艰辛，没有废寝忘食，又何来研究成果，何来研究工作的乐趣啊!
董：周先生，翻阅您的学术著作，我感到您在学术研究中除了重视理论和实践结合，注重调查研究外，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学术亮点就是注重对经济问题进行历史的研究。您能否结合您的学术研究之路谈一谈对上述几个方面的认识?
周：我一直认为，经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成绩，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我读高中时就对社会科学有了强烈的爱好，就热爱上这门学科，后来如愿以偿地在复旦入学经济系学习。由于客观条件好，老师同学好，主观上努力，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为以后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195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当时经济所刚成立，地址在王府井附近的南池子南湾子一个四合院内，全所30多个人，研究人员只有20多人，分为经济史和现实经济两个组，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兼任所长，副所长巫宝三主持工作。巫宝三先生接待我时，把我分配在经济史组，由孙毓棠先生为我的指导。我在大学里学习中国近代史少，所里要我去北京大学补课。我还记得孙毓棠先生为此事带我到北大去看望周一良先生，以后还去北大听过几次课。但不到一年，狄超白同志来所主持工作，把我调到现实经济组。先是到河北高阳县搞了几个月的手工业调查，后来又到河北博野县搞了几个月畜牧业调查。接着又在1956年几乎一年时间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晋西北地区水土流失考察工作。
过去我是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缺少实际工作锻炼，参加手工业、畜牧业、水土保持等调查考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我在学校里学习过一些理论知识，但并不真正懂得理论是怎样来的，如何判断理论的正确，如何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这些调查和考察，我开始意识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懂得理论必须和实践结合起来。1955年我在山西一个叫王家沟山村考察水土保持，发现自己学到的理论中没有一条是能够解决那里的水土保持问题的。从此我感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艰巨性。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始终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问题。
我的另一个感受就是要注重调查研究，扩大视野。以前，我从书本上学习过有关手工业、农业等经济常识，但没有在手工业作坊和农村作过调查，在高阳和博野的调查中，我有了这方面的感性知识，尤其在晋西北地区水土保持考察中，我走过了好几个县城，在这些县城里收集到工业、农业、商业、人民生活方面的资料，了解到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参加那次水土保持考察的不仅有社会科学界，而且有自然科学界，包括地质、地貌、水文、生物工程等方面的学者专家。这个综合考察也使我认识到很多经济社会问题是需要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联合起来解决的。上世际80年代初，我研究中国发展战略时，强调要把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和这次考察得到的启示不无关系。
我的再一个感受是认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这段经历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研究工作和开始学会做研究工作。在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分析研究资料、撰写调查研究报告方面有了一些实践经验。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片面重视抽象理论忽视历史知识的缺点，认识到在研究工作中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当时，经济史组的同志大都比我年长，在学识和研究工作上有较深厚的功底和实力，我向他们学习，懂得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我一直记得孙毓棠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搜集有用的历史资料犹如沙里淘金。我以后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这话不仅对经济史研究工作有效，对经济科学研究和其他科学研究都有效。1960年前后，我研究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问题，当时这个问题报刊上已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怎样使我的研究有点深度呢?于是我对农业在各个社会形态中的作用进行了历史研究，撰写了《论农业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被《经济研究》编辑部认为有新意，发表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5期上。在以后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我始终重视对经济问题的历史性分析研究。
董：周先生，您一直十分重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在阅读您著作的过程中，看到您的学术著作中有很多对以往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我觉得这一点对学术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这种经验的研究会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具有厚重感。但是，这种学术方法恰恰是我们青年人所忽略的。您能结合您的著述谈一谈学术研究中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吗?
周：刚才，我说了我在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工作时懂得了历史研究的重要，也使我认识到现实经济研究如果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才会更加有深度，也才会使得我们明白走过的路，明白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从而才能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举个例子来说，我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就对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变问题，当时人们对经济发展战略概念比较陌生，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也缺乏研究。针对这种情况，我在1982年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初步回顾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和经验教训，论证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和方向，对如何划分战略阶段、如何确定各个战略阶段的战略内容、如何评价各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系统看法。我强调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适合本国的国情，并指出长期以来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思想：一种是持久战，一种是速成论。这两种思想都经过不止一次的实践，历史经验证明持久战是切合我国国情的，而速成论则不符合国情。
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我一直比较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研究。我认为，历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能使我们的研究有深度，更重要的是它还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有利于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
董：周先生，我阅读了您的很多文章，也看了关于您的一些材料，发现您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认识都是十分开放的，您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我想问的是在您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您如何认识和看待学术研究，如何做到解放思想的呢?
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感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努力解放思想。要不要解放思想，如何解放思想，是我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文革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必须努力解放思想。为什么我说自己要努力解放思想呢?一是因为我在大学学习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是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为指导思想。我认真学习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实践表明，这两本书许多观点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如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概括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认为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最成熟最彻底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不起调节作用等等。这些都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而长时期内我把这些观点当作真理，并以此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二是因为国内“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也对我有影响。我经历过1959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我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如说亩产万斤也不信，对很多做法有意见，但敢怒而不敢言，对人民公社还写文章宣传过，我还曾以“左”的理论为依据，在政治运动中错误地批判过有些同志的正确观点，歪曲了是非，伤害了同志。三是因为我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后来我对“四人帮”散布的谬论深恶痛绝，但这些谬论有着最最革命的光环，对我也不是没有影响。
由于以上原因，我思想中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很多。带着这些条条框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成果不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我深切地感觉到要清除自己思想中的错误的条条框框。我经常提醒自己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就是思想行动符合客观规律，对研究工作者来说，就是对问题的认识和提出的观点或方案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和客观经济规律。在思想中存在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的情况下，必须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
但是仅仅解放思想并非就一定能实事求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除了破除思想中各种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还要认真的细致的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搜集资料、鉴别资料、分析资料、得出结论、检验结论、等等。其中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好。可见研究工作对解放思想也是很重要的，它们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同时，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或胡思乱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也提倡解放思想。如在“大跃进”运动中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运动中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是进入共产主义的桥梁”。这些不符合实际的空想，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对经济研究工作也有消极的影响。空想和胡思乱想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不仅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而且是和事实背道而驰的。邓小平同志总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提出，我体会是颇有深意的。因此在研究工作中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很不容易，不过在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以后，就努力这样做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积极参加参与理论界批判“四人帮”的拨乱反正，这对我认识和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起着重要作用。我曾和吴敬琏、汪海波同志一起，针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商品关系、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工资奖金、利润、企业管理以及政治经济学方法等问题上的谬论，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系统的批判。这是为了肃清这些谬论在社会上的流毒，也是对自己思想的一场大清理，破除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深刻理解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我对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进行回顾和反思，感到做研究工作务必要谦虚谨慎，还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我们这一代，头脑中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不少，也很牢固。我们的知识结构相对比较陈旧，对过去一些问题的认识比较片面，而要突破这些片面性很不容易。所以，解放思想十分重要。我们必须跟上时代，不能把固执己见看成是坚持真理。在研究问题时，要不断清理头脑中陈旧的观念，认真调查研究，不断地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