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周叔莲先生籍贯江苏溧阳，今年89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经所原所长。
●周叔莲
看到周叔莲先生3月5日因病逝世的消息，我难掩内心的悲痛，经济学界又失去了一位经济学大师。
周叔莲先生籍贯江苏溧阳，今年89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经所原所长。1953年，周先生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社科院经济所前身)，先后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和农业经济问题研究。1956年，他曾参加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也参加了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研究。1974年，他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附设的一个经济研究室工作，从事研究中国工业现代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果等问题研究。1977年，周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在全国首先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产生巨大影响。1979年他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汪海波合写的《再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对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机制以及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宏观条件提出了系统的设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周叔莲先生主要从事中国产业结构、工业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的调查研究，最早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议。周叔莲用30多年时间潜心思考和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洞开工业经济理论的天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见证者和理论推手之一。
我认识周叔莲先生是在1991年。那时，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负责《计划与经济》期刊的编辑业务。为了办好刊物，我冒昧给当时经济学界比较活跃的经济学家写信，请他们为刊物写稿。最先得到回复的是周叔莲先生和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从教的魏杰教授，他们还寄来了学术稿件，由此，《计划与经济》刊物在宁夏经济界和理论界的影响得到快速提升。就这样，我与周叔莲先生有了书信往来。1992年，周叔莲先生给我寄来了一篇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章，由于文章比较长，周叔莲先生专门嘱咐我分两期刊发。此时，适逢邓小平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明朗，我就提出创办《市场经济研究》刊物。我的想法得到了包括周叔莲先生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支持。党的十四大一结束，国家新闻出版署就批复同意出版《市场经济研究》杂志，这是当时第一家冠名“市场经济”的学术期刊。为此我专门邀请于光远、马洪、孙尚清、苏星、萧灼基、杜润生、周叔莲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学术顾问，刊物知名度迅速攀升。周叔莲先生经常把他的学术文章交给我刊发。后来，我因为组稿需要常到北京，就开始了近距离接触周叔莲先生，并建立了特别亲近的个人友谊。
记得2005年，乐清市政府请我找几位经济学家为该市的“十一五”规划作咨询论证。于是，我请到了周叔莲先生、晓亮先生、赵人伟先生、何伟先生，一起到乐清市调研咨询。调研期间，我多次聆听周叔莲先生的精彩观点。在温州、在雁荡山，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又是知名度很高的经济学家，待人谦和，没有架子。周叔莲先生方言浓重，有时我听不懂，他会反复解释，直至明白。2010年，我在邀请他担任《经济学家周报》顾问时，他也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还把他的若干学术文章给《经济学家周报》刊发。在多年来的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联谊会上，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2012年，我本来计划对周叔莲先生作一次学术专访，在一次电话中，我得知患他有带状疱疹，身体不适，就此作罢。
周叔莲先生是影响我国工业改革的重要人物，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应用经济组成员，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先生学术造诣很高，学术智慧出众。他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叔莲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