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林毅夫作为影响力较大的经济学家，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尚未平息，近日又因“吉林报告”引发与以田国强为代表的争论，林毅夫的影响成为“林毅夫团队”的压力。前不久，有人提出“经济学家越来越没有用”，认为“经济学家是一群被过度信赖但名不副实的名利之徒”，他们继而说“经济学家预测对房价了吗?预测对金融危机了吗?互联网的兴起与经济学家有关系吗?……”如此等等，把经济学家说得一无是处，负面影响堪忧。
那么，对经济学家的影响该如何评价呢?谈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经济学家”这个概念。
有的认为，经济学家是指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工作的人，其衡量标准是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理论。我个人认为，经济学家就是经济理论家。由于经济理论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学科体系也在不断扩展，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出现，因此，“经济学家”这个概念必须有一定的包容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比如，会计学家、审计学家完全可以纳入到“经济学家”的范畴。比如，经济史学家、经济管理学家也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家。对于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比如从事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家，可以是社会学家，也可以是经济学家;再比如，从事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家，可以是地理学家，也可以是经济学家。但是，对于从事经济预测理论的，我认为他们是“预测家”，不能是经济学家。因为“预测”是无边际的，有“赌”的成分，难以预料的东西很多。这与“经济学”所探讨的“规律性”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综合考虑，经济学家就是指在经济学理论(包括部分涉及经济学的边缘及交叉学科)中有一定造诣、有原创理论的人。
影响是指以间接或无形的方式来作用或改变。从经济学家的职业看，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成果——可能影响高层决策、可能影响经济社会政策、可能影响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及经济生活。而“影响力”如何，还得具体看学术平台、学术职务、学术研究领域、社会历史背景、经济环境形势等。所以，分析研究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困难多，学术成果不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影响”难以判断。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为什么获奖人几乎总是年龄比较大的，这方面的考量是毫无疑问的。
我记得广东经济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过由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等主编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全套8册)，该书在北京召开了论证(编辑)委员会会议，邀请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经济学家作为推荐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真正有影响力的百位经济学家，经过充分讨论并投票，最终确定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百位经济学家入选名单。从这套书的内容看，对入编的经济学家只是收录几篇学术代表作品和个人自传。(该书改叫“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作品选”可能更恰当)当然，所收录的代表作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具体这百位经济学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该书没有解读，自然没有“答案”。这也许正是评价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影响的“困难”所在。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看，经济学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发展中的功过是大概应该是“七三开”，即功者70%，过者30%。从经济学家在对改革本身建言献策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位香港的经济学家“郎某某”，十多年前通过媒体刮起“顾郎之争”的旋风，“影响力”随即在内地“爆发”，之后是为股民推荐股票，近年又为某些企业“站台”，这位“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被围堵”，出场费颇高，十足的明星派头。这样以“预测”为主业的“经济学家”(包括有些所谓的“首席经济学家”)充其量不过是“经济分析师”“经济预测师”，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搞“预测”是有悖于他们的学术理想。夏斌曾经说过，“经济学人应该是良心的守望者，知识的守望者，不能趋炎附势，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见风使舵。如果经常是今天否定自己的昨天，今年否定自己的去年，不断地打自己的耳光，这样的经济学人是没有出息的。”而有的经济学家作“预测”的背后是政府工作的需要。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GDP增长多少，影响增长的因素有哪些，产业政策如何选择等等，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问计于经济学家，特别是每五年要搞一次自上而下的“规划”，“预测”是必选题。严格地说，政府的经济预测是实际工作的需要，是给老百姓的一个预期希望。经济学家为政府提供“预测”服务仅仅是“职务”行为(实际是政府行为)，不能说是“职业”行为。而媒体也没有考虑其它，经常在新闻宣传中以“著名经济学家某某某预测明年GDP增长10%”为题吸引读者眼球。也难怪中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在“2017亚洲金融论坛”说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预测基本全错。长此以往，老百姓都认为经济学家是专业搞“预测”的，把对经济学家的“预测”转化为经济趋势的“预期”。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经济学家不是作“预测”的，不是预测经济增长率的，更不是预测股市的，而是分析研究经济规律的。至于互联网的兴起，这是科技领域的新事物，经济学家又怎么左右“互联网”?难道让经济学家都得精通门门学科?像于光远这样“跨学科探索的宗师”都做不到门门精通，又怎么能扯到“互联网的兴起与经济学家有关系吗”，如此生拉硬扯不是有点滑稽吗?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人们对经济学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在认识上有失偏颇，至少是不全面的。从近几十年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总结看，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建立提前预判未来的经济模型。
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看，影响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是党和政府的智库机构和高校学术机构的学者。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厉以宁、吴敬琏等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除了学术方面的，还有职务方面的(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影响的途径：一是高层咨询、参与有关报告(讲话)的起草，二是政策制定前的研讨交流，三是学术精英的培养。影响途径深刻“影响”着结果，比如杜润生，他基于长期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对农村经济的思考及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认同。这个学术影响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但是，如果杜润生不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影响”是不是打“折扣”?我认为，学术影响与职务影响都是构成经济学家“影响”的双重主体，特别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智囊服务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前瞻性、战略性的学术成果，是发挥“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学术影响是起主导作用的。杜润生领衔的农村改革研究领域常常聚集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共同参与，形成对于全国农村改革研究的辐射力和引导力，这就是领军人物和一般孤军奋战的学者最大的区别所在。当然，杜润生是一个杰出的学术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超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加上宽厚待人，在学术界人脉极广。他以宽阔的胸怀把各种各样的青年人才聚集在自己身边，他带领的“九号院”团队在全国一直居于农村改革的核心地位，人格魅力也是构成杜润生“影响”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评价经济学家的学术影响，必须结合多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特别是学术思想贡献。学术贡献是学术影响的核心，要把学术贡献放在中国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环境中加以分析，看其所创新理论的指导意义，看其所创新理论的适用价值与借鉴价值，看其所创新理论是否被决策层采纳。就我国实际情况看，评价经济学家的影响需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从战略层面评价。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沿海发展战略到本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从“一带一路”战略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国家战略，这些高层战略都有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智慧，他们对“战略”层面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二是从国家出台的政策层面评价。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一号文件”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看，经济学家的影响特别突出。比如“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张卓元、戴园晨等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就起了很多作用。三是从微观层面和百姓生活层面评价。这是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从农业税的取消到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鼓励企业创新，从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从最低工资标准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全覆盖，经济学家的影响都应该给予肯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