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渝川
威廉·H.詹韦是华尔街具有传奇色彩的投资人，拥有40年现代风险投资的职业经历，创立和领导了美国华平投资集团技术投资团队，并因此为IBM等计算机、互联网巨头企业成长提供了关键助力。他所著的《资本“主义”：市场、投机和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一书，令人惊叹的解析了政府、私人企业创新、金融资本对于创新经济各自起到的作用，指出私人企业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政府尤其是二战以来的当代政府在投入科研经费以引导创新中扮演着关键作用——当然，创新的资金更多的是来自于金融资本，后者具有显著的投机性，会制造经济的不稳定，助推了资产和信贷泡沫。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包括全球范围内广受争议的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全球顶级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著名互联网投资人、创业家马克·安德森等人的鼎力推荐。
全书开篇就指出，要推动创新经济发展，在上游就需要持续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提供资源。这其中，政府投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美国的创新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美国政府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网络。而更为细分的科学技术领域、产业领域，即创新经济的下游，金融资本热衷进入其中。应当看到，金融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虽然其在经济发展史上确实支持过农田灌溉系统、铁路、汽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等重大技术创新的推广，但同时也会制造泡沫，而使得部分重大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推广陷入波折。如果我们认同熊彼特有关“破坏性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的观点，那么，就应当容忍经济创新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损失，如投机造成的泡沫在部分时期和领域造成了效率损失。
作为长期扎根于华尔街，并且对于美国工业界和硅谷有着很深了解的投资人，威廉·H.詹韦指出，创新经济的发展，不能离开市场、投机和政府三者中任何一员。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力主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学家，会频繁提及市场失灵，而自由市场论的支持者则会谈到“政府失灵”。威廉·H.詹韦指出，“任何一个时期的发展都或多或少依赖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测性推测。无论是政府决策者还是老牌的赢利企业，任何人都无法通过严格计算支出和预计收益来达到最佳管理目的。”所以，在推动创新发展方面，不应以中短期的投入产出比来判断是否出现了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
全书结语中也分析指出，包括美国在内，而今炒得很热的数字经济和低碳经济，其实都建立在大量国家投资的基础上，在形成了产业规模并确定了标准之后，才吸引了大批金融资本的进入。
《资本“主义”：市场、投机和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书中讲述了威廉·H.詹韦本人职业历程、投资经历，介绍他本人对于金融资本影响实体经济、创新经济发展的观点的由来。在他看来，华尔街1975年开始，就通过院外游说等方式，使得美国官方对于资本市场的管制逐步得以解除，彻底改变了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增强了竞争强度，使得证券经纪被迫以底价竞争。竞争压力下，投行不得不努力开发新的产品，而这又得到了存款保险及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所提供的清算保障。这些在金融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刺激了金融冒险的踊跃。所以，等到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更为激进的金融理论出现，金融冒险跃进，就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
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恰恰可归于政府和投机相结合所驱动的混合产物。就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来看，基础技术最早来自于美国军方，而后这一产业从纵向集中型转变为横向多层次的、分布式的，转变过程中金融资本的驱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威廉·H.詹韦本人就曾主持过对计算机产业领域的激进创新的投资，努力通过金融创新工具来对称完全无法量化评估的创新项目的风险。他分别引入了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等人的观点，指出创新经济与风险无法剥离。而美国创新竞技发展的实践则说明，投入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本身，也有赖于该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基金的巨大资助。
如前所述，1975年后，华尔街投行的金融创新，可以获得美联储及存款保险的兜底支持，这种做法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被经济学家普遍抨击为制造和放大道德风险，造成了华尔街投行“大而不倒”的危险状况——但书作者指出，也正是因为金融创新有了兜底，完全不懂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生物科技等前沿科技的投资人，才可能将钱慷慨的投给科技创业家，包括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并有着很强的耐心。这种连带效应在美国也被讽刺性的称为“硅谷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创新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泡沫的膨胀，本身是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结果的一体两面，无法予以剥离，不能只选择前者而摒弃后者。而根据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理论，泡沫和风险都是创新经济发展所需要忍受的代价。书作者甚至认为，因为创新经济所能加速聚集财富，因此，有助于“将财富转移到侥幸的投机者和有洞察力的企业家身上”，从而起到聚集更多资源来支持风险不可预知的科技创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