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任慧慧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之年。随着“三农”工作的第14份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公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农业农村新动能的加快培育正式成为了各地政府农业工作部署中的重头戏。其中，“农业规模化”、“技术资本”、“新农民队伍”是三个重要的关键词，笔者一一予以剖析并提出建议。
一、 农业规模化
习总书记在 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同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便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因此，我们进行农业改革的大方向便是要促使农业发展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那么，关于“农业规模化”产生的根本背景、发展的必要方向以及目标的最终实现，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打破我国农产品的“周期性怪圈”
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但是，关于我国的农产品，却长期存在着“周期性怪圈”：价格不稳定、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以及农民难以致富。以种养殖户为例，由于这部分群体目前存在着的分散、自发、盲目跟从、缺少规范性引导等问题，相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它们便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且易对市场产生错误判断，从而使得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最终导致生产与需求的脱节。因此，要打破这个怪圈，让农业经营朝着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才是根本出路。
2、以“共生”理念为导向
我国尚未明确“农业规模化”的官方定义，但就其实践意义而言，主要是指形成一条从农资供应如种子、肥料和农机等，到农产品、食品加工和食品供应等一系列农业生产者、食品加工企业和专业协会(社会团体)所组成的农产品产业链。而产业链的完整构建和农业规模化的有效推进，最需要处理好的便是这条新兴产业链当中各种新型经营主体间的关系。家庭农场模式不难建立，但困难的是如何做到上游品控、检测和运输等环节的规范化。这便离不开合作社和企业等新型模式的补位。合作社模式可以将农民通过合作社组织联合起来，组建成控股公司，从而使他们真正地成为整个产业链的主人，得以分享各个环节带来的利润。因此，只有让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合作社以及股份制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在各方互相博弈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共生”的局面，才会既有助于实现农民的增收目标，又利于保障农产品的质量。
3、 绿色生态才是长久之路
农业规模化确实有助于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以供求关系为主的结构性矛盾，促进农产品的提质增效，但另一方面，面对各种可喜成绩背后日益严重的农村秸秆焚烧、养殖场的粪污乱排、农药化肥过量施用等农业污染问题，我们也应给予高度重视。“良好的土地是一切幸福健康的基础”，没有了好土地、好环境、好生态，农业发展就是一片空谈。关于这点，四川省目前成功探索出了多种绿色农业模式，且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鼓励。如绵阳市梓潼县的“种养结合”模式，通过以种植规模确定养殖规模，以养殖规模确定种植规模的方式，既使得粪污处理无害化、资源化，又肥沃了土壤、升级了农产品的品质，真正实现了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共赢。另外，成都市区“鱼菜共生”基地的创设，也成功做到了“养鱼不换水而无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生长”。
二、技术资本
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只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就离不开资本，只有资本才能创造价值。根据长期致力于资本理论研究的罗福凯教授等人的观点:技术资本正逐渐成为价值增长的第四种资本。特别是在现如今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高兴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并在该领域最大程度地创造出价值，就必须懂得如何运用技术资本。
1、技术资本的产生
技术资本的生成包括两个阶段：纯粹技术的生成阶段和技术资本的转化阶段。在农业经济中，技术生成的方式主要包括个体自行创造、企业自建团队研发、借助科研院所的研究能力及企业间进行合作四种。因此，为优化技术资本，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应继续响应我国1992年三部委联合发起的“产学研联合工程”的号召，并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下各种资本要素间的协同作用。技术顺利生成后，接下来便要对其进行登记，通过确权的方式，将其隐藏的生产性潜能充分展现出来。另外，这样做还有助于将其后续投入进市场，经过自由流转，最终能够真正地参与到资本的运作过程当中去。
2、 运营模式的创新
有了技术资本，不会运营也不行。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要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农业贷款难、融资少、保险少。在这些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注重技术资本运营模式的创新便是一种有效的思路。例如，近年来有些企业通过自建团队研发或者与科研院所、其他企业合作研发的方式生成了新的技术，将其转化成技术资本后，转而利用该项技术资本另设了子公司，后通过该技术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使得其子公司的企业价值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增值，最终得以通过抵押、质押、出售、转让等方式，从银行或转让收益中获得充足的资金，有效地解决了贷款难的问题。
3、 制度环境的建立和完善
没有制度的保障，技术资本的转化和运营始终无法得到规范性的引导、管控、监督和激励，难以实质性地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笔者认为，所谓制度环境，理应包括技术资本的内、外部环境两种。内环境主要是指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建立。通过企业内部自行规制或国家对相关规定的修改、调整，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收益分配、表决和管理权限以及担保、代理等问题上面产生的分歧，从而极大地调动企业的发展活力，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外部环境是指为确保技术资本快速增值化、高度自由流转等目的的实现，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国家和政府应采取中介机构、第三方监督等的方式，通过政策、法规的制定进一步完善技术资本市场。
三、新农民队伍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要实现农业结构的优化、农业产业的升级、农产品效益的提升以及从根本上改善农业供求关系，就少不了一支有文化、懂科技、善运营、析市场的新农民队伍的保驾护航。新农民队伍之所以称作“新”，就是因为相较于旧农民群体，他们在同样拥有丰富的农作经验的同时，更是获得了专业技术的指导、科学知识的武装以及政策环境的保护等有力保障。
1、 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
一方面，为培养和提高农业劳动者整体的工作素养，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体系，应鼓励农民多渠道就业，同时由于大部分外来务工的乡镇人员属于城镇劳动力中较为弱势的群体，也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相关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目前出现的如新生代农民工等一系列典型性问题，一定要认真予以解决。另一方面，要营造有利的环境吸引更多在农业发展、技术研发、市场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优质的高科技城镇人才投入到“三农”的建设中来，实现城镇反哺农村，从而为农业供给侧的改革增砖添瓦。
2、 专业技能的培训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受教育条件的限制，不得不说，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农民群体不仅对市场管理、资本运营等非农性质的工作不太熟悉，就算是在其长年接触的农业领域，面对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新技术、新模式，很多农民也是只能嗟叹不已。笔者认为，首先，农民群体应积极地转变思想意识，主动去适应城乡各方面的差异，通过虚心向有经验、懂技术的成熟员工的学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参加专业技能培训班、参加岗位技能水平认定考试等途径，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工作素养和能力。另外，国家和政府也应通过组织统一的技能教育培训活动来进行引导，加强对家庭农场经营者、农业合作社带头人以及农业企业管理人等的培训，将理论性学习与实践性指导相结合，让致富带头人在习得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可以将其转而教授给经济组织内部的其他员工，从而得以让整支团队获得真本领。
3、 惠农补贴体系的健全
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业部与财政部与2017年3月23日联合发布了2017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明确了农机购置、耕地地力保护、玉米生产者等具体的直接补贴事项。我国相关的惠农补贴政策确实保障了持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享有定期定额的补助，降低了农民群体的生产风险，利于土地资本的自由流转，颇受广大农业经营主体的欢迎。但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稳步上升，健全惠农补贴制度，使之与国际农业保护体系相接轨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定要优化“黄箱”政策(Amber Policies)的相关规定，充分利用“蓝箱”政策(Blue Box Policies)内容，借助国际贸易规则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保护规定，积极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惠农补贴体系，推动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目标的完成，从而真正实现我国农业的国际化、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