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东
文学不是绮丽的语言？精妙的构思？浪漫的想象？……都是，也都不是。文学是什么？西方哲人说：“哲学是难的”，其实：文学也是难的。文学是我们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在人生疲旅之后的精神绿洲，是用一粒粒抽象文字镶嵌而成的具体可感的新世界。可以说，任何个人的记忆，都埋有文学的种子。经过审美距离的陶冶，一旦冲决沉睡状态而诉诸文字的表现，不论是昨天、今天，抑或明天，是往昔、今日，还是未来，对于讲述者来说，已成为对象化的存在，林林总总的记忆都将成为独立于自我的自为自足的客体。因为它已打上时代的烙印，它不是在讲述自我，而是在讲述那个时代。不论是同行者还是后来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当今风行的“准文学”——日常化叙事的奥秘所在。
面前这部印刷别致的《我的故事》，当消散了“仿古”包装的惊奇之后，扑面而来的则是作者身临其境的日常化叙事，它是以回忆的形式，以“幸运儿”的某种优越与超然，来展示刚刚过去不久的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不能认为他写得不够真实，它几乎是未经任何修饰与虚构的真实再现；不能指责他过去平铺直叙，未能给我们带来内心的感动和玄幻的奇思妙想，它令我们感动和升腾奇思妙想的机关，甚至不在文本本身，而在于每一位读者自己，你心灵深处的那根与那时、那地、那境、那人相潜在联系的神经。那是晚明才子佳人冒辟疆与董小宛演绎爱情故事的地方（《童年》）；那是“为了区区两元钱的工钱”，父亲在一个风雪之夜，于不足一米宽的小桥上“挑电箱”的“人民公社”年代（《父亲》）；那是以“一兵二工三教师”的优越，找上称心爱人的那个“黎明前”的七十年代中期（《找对象》）；那是洗塑布，褪猪毛，尝尽人间甘辛的“打工”生涯（《打工》）；那是三十八岁就“被退二线”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开放攻坚阶段（《退二线》）；那是公款出国潮，夜渡国境线，深入剧变前夜之邻国的多事之秋（《出国》）；那是终于当上“白领”，又被老板“忽悠”得曾想跳楼的“万民从商”又“海归上岸”的世纪之交（《白领》）、（《跳楼》）……这一圈圈时代的年轮，既有可能永远湮没在时间的雾海中，也有可能被无数当事者或后来者所记忆所观照。它既是一个事实存在，也是一个文学存在。
这就是日常化叙事的绝妙处。有人说小说不同于散文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是虚构的，后者是纪实的，这是不确的。其实“虚构”与“纪实”没有绝对区别，“虚”是“实”的衍变，“实”是“虚”的母本。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只有将“虚”当“实”一般看待；在文学鉴赏中，受者只有将“实”当“虚”一般升华，这样，观审对象的文学性才可以显现出来。只有把别人当成自己，把过去当成现在，人与对象的文学关系才有可能成立。
杜国元并非一位专业作家，但他又是一位“缪斯”的忠诚“粉丝”。早在四十年前，他穿上绿军装，踏上行驶在黄浦江口的军营供给船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一直钟情着文学，尝试着文学创作。不论是从部队到工厂，从文联到报社，最后又义无反顾地下海从商，终于踏上了事业成功的彼岸。是的，他无疑是一位事业的强者，但他是一位精神的强者吗？这是他多年来反躬自问的一个话题。于是，他重新拿起笔，钩沉着渐行渐远的个人历史，从眼角眉梢、从运腕之笔到波澜心底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些经过记忆筛选下来的故事，不仅沉积着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间挚情、真情，而且如万花筒一般，折射着那个年代的历史印痕，及深深刻印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颇有人生况味的《眼中的作家》里，讲述一位“作家”从业余作者到流行作家，从国内到海外，从小人物到“大佬”的发展历程。从一个角度看，主人公是一位时代的“幸运儿”，但他只是作者“眼中”的作家，他的人生沉浮与时代的发展变迁是一致的。
正因为我们是时代之子，是大地之子，是历史的过客，所以我们要用笔记录下这令人感叹的人生和令人敬畏的时代，力求使这短暂的人生更长久些。这也许是杜国元的初衷，他替我们许多人说出了想说而未说出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