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最能代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城市之一。这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大城市，人口多达1200万，但奇怪的是，这里很少看得到外国人和外国公司。最近在当地举行的一个贸易展览会上，大约80%的参展企业都是中国公司，他们提供了包括重机械、汽车、金融服务等种类繁多的产品。此外，大多数买家也都是中国人，其中不少是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新的增长轨迹：主要决定因素将是中国自己的公司和需求，而不是外国人。新一轮增长的中心是在该国广阔的西部，而不是东部沿海。尽管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出口主导型的沿海城市的发展不持乐观态度，但他们都十分看好西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今那里享有更高的增长率和政策的倾斜。
而且，西部人均汽车和空调保有量不到东部的一半，这意味着那里具有消费爆发的潜能。此外，中国68%的天然气、53%的煤炭和30%的铁矿石都来自西部。不过，虽然外国公司觊觎西部的潜在商机，而真正获益的将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外人。
这种变化与中国的角色转变有关。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开放时，其经济规模只有今天的8%，中国深知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德国安顾保险集团北京首席代表汉斯·约尔格·普罗布斯特说：“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基调是融入全球经济。”外国公司因此得到优惠政策的支持，加上来自中国本土的竞争较少，因而得以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
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已颇为可观，发展政策开始西移。就在7月，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总值6822亿元人民币的西部基础设施计划。与上世纪末不同，中国现在有了资金、经验和信心，能够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建设西部。此外，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因而政府更有可能主导当地的经济发展。
不妨看看不久前中国农业银行的上市，这是一家主要服务于该国西部的大型商业银行。但与其他国有银行不同，农业银行的上市没有外国伙伴，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对外国金融机构缺乏信任。金融危机加速了资本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所以，即便美国的银行在政治上没有失去中国的好感，中国人自己也有足够资金支持自身发展。
中国当前强调通过内需拉动经济，这也意味着较少需要外国公司。此外，除了电信和钢铁等外国人不能参与的领域之外，中国本土企业在增长迅速的西部享有优势。外国企业在当地相对缺少经验。比起东部沿海地区，在西部发展业务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关系、信任以及与地方官员的沟通，而外国公司在这方面存在劣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国企业高管说：“在不太发达的地方，关系网往往更复杂。”
不过，即便一切前提条件都平等，基本的地理条件也有利于中国自身开发西部。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运输成本远比东部沿海地区高，且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地理位置靠近、文化上具有亲缘性，因而会更愿意与中国大陆人而非西方跨国企业组成地区伙伴关系。“此前，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模式没有出现在2000英里(约合3220公里)之外的中国内陆，这是有原因的。”中国股市专家弗雷泽·豪伊如是说。同样，我们有种种由相信，下一个上海将出现在内陆地区。
（摘自《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