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赋予了我们大面积、较大幅度加薪的底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被视为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最热门替代国的国家罢工频率、概率也比中国要大得多，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提高工人待遇的良好时间窗口。利用好这个时机，我们能将加薪必然带来的冲击削弱到最低限度。
美国公债首次突破13万亿美元大关，已暴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失业率突破两位数，日本不到一年便再度换相，很多人把世界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新兴市场身上，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要可持续增长，也需要克服不少问题。对中国来说，当前最迫切的恐怕就是提高劳动者薪酬、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了。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2005年到2009年，我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从31.4万件增长至68.4万件，年均增长21%。看到这一切，我们不难理解，劳工权益正在成为决定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按照许多企业薪酬状况，工人已无法保持10年、20年前的生活水平，这种问题在一度号称农民工工资20年不变的珠三角地区许多出口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此外，要求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果实，这也是工人天经地义的权利。
当然，置身“全球化”大潮之中，能否加薪？加薪幅度几何？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在现行全球化的国际分工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苹果、诺基亚之辈控制设计、营销等高增值环节，获取绝大部分收益，在国内社会以强势面目示人的富士康实际上只是收益率甚低的代工厂，还需要为争取微薄的代工收益而与全球范围的同行火拼，压榨劳工就成了他们“降低成本”的出路。这，就是当前全球化国际分工残酷的现实。一直以来，有些外资企业就是摆出了这样的姿态：要我加薪？那我就关厂去别的国家投资。
在如此全球化的大潮面前，我们并非没有招架之功，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和60年奋斗，我们拥有勤奋自强不息而且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大军，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还在持续提高；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有堪比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有相对高效率并在不断努力改进的公共服务；有较强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性；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加薪又将推动国内市场加速膨胀；我们拥有辽阔的国土，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能消解部分成本上升压力……笔者以为，所有这一切，赋予了我们大面积、较大幅度加薪的底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被视为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最热门替代国的国家罢工频率、概率也比中国要大得多，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提高工人待遇的良好时间窗口。利用好这个时机，我们能将加薪必然带来的冲击削弱到最低限度。
尽管如此，仅有当前的加薪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预见未来可能遭遇的问题。二十年来，全球化的深化已直接间接导致了众多西方国家福利体系崩溃，令不少西方人惊呼要警惕“全球化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我们的某些人则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辉煌成就”而志得意满。可是，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必然导致某些产业从中国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国家，造成相应的就业机会流失，届时，目前的这批全球化受益者们将有沦为受损者之虞。这个问题，中国白领们未来也不可能逃脱。而要防止因此而造成的严重冲击，我们需要早作筹划。
（摘自《上海证券报》梅新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