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毅
初识浙江诸暨，是在杨国驹先生的《乡土诸暨》里。一本厚厚的书，拿在手中沉甸甸的，翻开扉页，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古越大地的大门，那股扑面而来的“乡土味”，不是泥土的腥气，也不是炊烟的呛人，而是一种沉淀了千年的文化醇香，让人未至其地，先醉其魂。
这种味道，最先从语言里漫出来。诸暨话在杨先生笔下，不是简单的方言，而是古越文化的活化石。他细细剖析“家”字，说在诸暨话里，“豕”与“子”“知”同音，一个“家”字，包裹着农耕文明最朴素的谦卑与祈愿——屋檐下，猪是生计，子是希望，二者同音，道尽了生活与血脉交融的深刻。读到“诸暨话的威力”一节，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字的词汇，如“触鳝”“内客”“哺成”，仿佛带着古老的韵律在耳边响起。我虽未亲耳听过地道的诸暨乡音，却能从这文字的考据里，感受到一种语言的“根”的力量。它坚韧、直率，如同书中描述的诸暨人性格，“硬直”而“居高临下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这或许正是这片土地赋予子民的独特禀赋。
“乡土味”更是弥漫在岁时节令、日常饮食的肌理之中。杨先生笔下“盐菜”的制作，仿佛能让人看见春末阳光下，那一片片碧绿的九头芥，如何经过一双双巧手，在盐与时间的催化下，蜕变成四季佐餐的至味。一句“再吃他三缸盐菜来与我比”，豪气干云，将食物的资历与人的见识勾连，这是何等的乡土智慧！而“诸暨人过年”，从“二十夜”的掸尘、备年货，到三十夜的分岁饭、压岁钱，再到正月里的走亲访友、板凳龙游弋，一系列繁复而郑重的仪式，勾勒出一幅幅充满温馨的民俗画卷。那饭桌上必须凑单数的菜，那不允许被吃光的“年年有余”，那用毛草纸擦嘴巴的禁忌，细节里藏着的是对天地、对祖先的敬畏，对生活秩序的信守。还有那“饭架菜”，在“双抢”的繁忙季节里，主妇们的智慧凝结在蒸笼之中，米饭与菜肴同熟，省时省力，却又在简单的烹饪里，保留了食材的本味。茄子划条拌猪油酱油，白切肉蘸蒜末酱油，这些看似质朴的吃食，如今在城里的蒸菜馆引得食客趋之若鹜，杨先生说，这背后是一种“浓浓的怀旧之情”。我虽未尝过，却似乎能品出那滋味里，有汗水、有辛劳，更有一种在艰苦岁月里磨砺出的、对生活本真的执着。
这味道，也镌刻在古老的建筑与器物上。“诸暨民居的特点”，不同于徽派建筑的精致繁复，更显质朴宽敞，高大的层高是为了竖直放置晒谷的拼垫，木头榫卯的框架，垫着础石的柱子，无不体现着农耕生活的实用需求与因地制宜的智慧。而那一年四季搭在诸暨男人肩上的“大脚布”，更是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它不仅是擦汗的毛巾、洗澡的浴布，更是包裹物品的行囊，田间换衣的围帘，甚至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标志。这块厚实的苎麻布，承载了多少风雨和汗水，见证了多少劳作与奔波。它像诸暨话一样，是融入这片土地的密码。
然而，《乡土诸暨》给予我的，不仅是这些具体而微的风物描摹，更是一种深沉的文化叩问与乡愁。杨先生不止于记录，他试图从语言、图腾（如“祀鳗”“蝌蚪”）、家庭伦理（如“内客”一词体现的平等观念）中，构建起一个独特的“诸暨古越文化”框架。他痛心于全球化浪潮下本土文化的式微，担忧着“诸暨话”的失落，如同担忧一种珍贵物种的灭绝。他在“结语”中写道，历史上的强权曾如破坏原生植被般摧毁了无数地域文化，他希望自己的记录，能像一颗种子，留存下这片土地“永远不可能再复原的曾经”。这份情怀，使得书中的“乡土味”，超越了地域，有了一种普遍的、关于文明传承的忧思与温度。
合上书页，那由语言、饮食、建筑、习俗交织而成的诸暨“乡土味”，已在我心中氤氲成一片具体的风景。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虽已到过诸暨几次，但都是来去匆匆，尚未亲自体验“诸暨人家”的生活，未能亲尝同山烧的醇烈，甚至也未亲耳聆听浣纱溪的潺潺流水声。但我通过杨国驹先生的笔，仿佛已走过藏绿的民居，闻过酱缸开坛的咸香，感受过三十六洞畔往昔的风雨，也触摸到了那深植于古越大地上、坚韧而又充满智慧的文化根脉。
这份由书本传递而来的“乡土味”，醇厚、复杂，带着历史的沧桑与生活的温度，引人神往，更引人深思：在我们飞速奔向未来的路上，该如何安放那一片滋养了我们灵魂的故土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