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思源
跨界法律人的双重执业基因
黄焱律师自毕业后即投身知名国际律师事务所，十余年来深耕跨境合规领域，现任职于一家顶级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作为同时持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与美国纽约州律师牌照的律师，他凭借在跨境监管与合规领域的深厚积淀，连续两年（2024—2025）获评《The Legal 500》亚太地区“外资律所合规领域推荐律师”。
早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期间，他深度钻研美国法律体系，形成 “以中国法为根基、美国法为工具，实现两者有机融合”的跨境合规方法论。依托这一独特优势，他为众多知名中国和境外企业提供精准咨询，助力企业在中美法律框架下合规运营，其兼具全面性与前瞻性的法律意见，广受客户信赖与好评。
生命科学领域的合规突围
在中美竞争不断加深的今天，生命科学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跨境合规挑战。黄焱对此有着深刻的实务洞察：“这个领域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触及技术敏感线和民生保障线。”他举例说明，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在华开展临床试验时，面临中美两国对数据跨境传输的不同要求。一方面，企业需遵守中国如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数据保护、出口管制等法律法规项下的相关限制和要求，另一方面，美国法律也对健康、基因数据传输设置了严格限制，尤其是2024年颁布的《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士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对生物医药等领域向中国的数据传输将产生深远影响。
面对中美“数据脱钩”的趋势，黄焱强调企业制定战略性、前瞻性的数据合规策略和体系的重要性。提前梳理数据类型、数量、敏感性、数据接收方范围，并评估建立本地数据中心、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和完成当地政府备案、审批要求等数据合规举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有助于生物医药企业提前预判相关成本和风险，并制定合规、有效的运营方针和举措。“关键是要找到两国法律的公约数以及可行的便捷通道，”他强调，“例如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数据跨境流动试点政策，就为跨国药企提供了制度弹性。”
地缘政治下的合规方法论
近年来，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对跨境投资的影响日益显著。2025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将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纳入对华投资限制范围。黄焱在分析这一政策时指出：“表面上看是投资限制，实际上是对技术主权的争夺。”面对敏感行业日益严格的投资限制，中国企业需要探索其他可行的融资通道，并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应对美国投资限制带来的危机。
在应对CFIUS审查方面，黄焱总结出 “三阶防御体系”：前期筛查（识别交易是否涉及关键技术或基础设施）、中期谈判（与CFIUS进行结构化沟通）、后期合规（建立持续的监控机制）。企业可以探索通过“非股权合作”模式（如通过技术许可协议或研发合作）实现其商业目标。另外，通过拆分交易结构，将敏感技术部分剥离给第三方托管，可能是通过CFIUS审查，并促使交易通过的另一种可行方式。这种“手术刀式”的操作，体现了跨境合规中的精细化思维。
ESG与合规的融合创新
在全球ESG（环境、社会、治理）浪潮下，黄焱敏锐地捕捉到其与跨境合规的交叉点。他在为在华投资运营的跨国公司提供建议时，将ESG标准纳入合规体系，“我们要求客户不仅符合中国的劳动、环保和公司治理法规，还要同时注意欧美法律下供应链管理和ESG合规的要求。”这种双重合规策略，可以帮助企业有效防范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合规风险。
客户评价中的专业温度
不少跨国企业客户对黄焱律师在合规领域的建议评价为“专业、细致，具有前瞻性和实务性”。他的工作方法融合了法律专业主义与商业现实主义。在采访的最后，黄焱表示：“合规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商业目标的保障。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恰恰是跨境法律人价值的试金石。我们的使命，就是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 这种对职业价值的深刻认知，或许正是他在跨境合规领域持续引领行业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