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彭慧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犹如一剂精准的法治处方，直指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痛点与堵点。这份《指导意见》不仅是对法律条文的司法诠释，更是对民营企业家群体焦虑与期待的制度回应。当“人格权侵害禁令”“行为保全制度”等专业术语与“网暴伤企”“恶意诋毁”等现实问题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正在书写的市场经济法治新篇章。
民营经济素来被誉为中国经济的“56789”——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然而，这个“经济主力军”却长期面临“玻璃门”“旋转门”的体制困扰，更遭受着网络暴力、名誉侵权等新型伤害。《指导意见》剑指这些顽疾，将“依法平等对待”置于首要位置，通过25条具体措施构建全方位司法保障体系。特别是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人格权益的保护，超越了传统产权保护的范畴，直击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新风险——在键盘侠横行、谣言秒传千里的网络生态中，一则不实信息可能让数年经营毁于一旦。最高人民法院以人格权禁令制度为盾牌，为企业家抵御这类“软暴力”，体现了司法保护的前瞻性与精准性。
《指导意见》的深层价值在于其构建的“法治均衡器”功能。一方面要求司法机关“严格公正司法”，纠正涉企冤错案件；另一方面倡导“善意文明司法”，完善信用修复机制。这种刚柔并济的司法哲学，打破了“一罚了之”的简单逻辑。某地法院对暂时困难企业采取“活封活扣”措施，允许被查封设备继续生产；多地建立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承诺和修复机制，让“知错能改”的企业重获生机。这些实践升华为制度规范，标志着司法理念从单纯惩戒向惩教结合转变，体现了对市场规律与司法规律的双重尊重。
在全球化逆流涌动的今天，《指导意见》特别强调服务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安全“出海”，这一安排颇具战略眼光。当某跨境电商平台在海外遭遇恶意诉讼时，中国法院的司法确认为其提供了关键支持；当“一带一路”项目遭遇当地法律风险时，我国涉外审判机制成为民企的定海神针。这种司法护航不仅保护了单个企业，更培育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民营企业海外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7%，这背后正是日益完善的跨境司法保障体系在支撑。
从更宏大的历史维度看，这份《指导意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需要的是“允许存在”的政策空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阶段，期盼的是“平等竞争”的法律地位；而在高质量发展新时期，呼唤的是“全方位保障”的法治生态。《指导意见》将分散于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的保护条款，整合为系统化的司法实施方案，使民营经济促进法从纸面条文转化为可感受的司法实践。某省高院建立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对重大案件先行评估司法措施可能产生的市场效应；多地法院设立专业化商事法庭，提升涉企案件审判质效。这些创新实践正在编织一张日益细密的法治保护网。
当然，法治承诺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当某地法院用时28天完成从立案到破产重整的全程，救活一家拥有2000名员工的民营企业；当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改判一起专利纠纷案，使创新企业免于“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的困境，企业家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个案正义，更是制度型开放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正是激发“敢闯敢干”企业家精神的最佳土壤。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法治对民营经济的保障已从提供“定心丸”升级为注入“强心剂”。当司法裁判的示范效应与市场创新的蓬勃活力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必将更加强劲。这份《指导意见》的价值，终将体现在每一个重获新生的企业案例中，体现在每一位企业家舒展的眉宇间，更体现在国民经济行稳致远的壮阔图景里。法治的阳光普照之下，民营经济这棵“常青树”必将更加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