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滨江-徐青青摄
■ 刘 亭/文
关于今后一个时期长三角的高质量发展，我想集中讲一个“共建数字长三角”的问题。这个问题，既牵涉到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也牵涉到长三角的高质量发展。
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千头万绪。但是大的取向，高度抽象以后其实就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就是数字化。就我个人的偏好，更愿意称之为“数智化”：前面的“数”，特指数字信息科技；后面的“智”，特指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刻的赋能及增值应用，或者叫智能化、智慧化的应用。前后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就叫“数智化”。
现在总在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的“大变”，主要是指什么？大家一会儿讲中美竞争，一会儿讲俄乌战争；一会讲世纪疫情，一会儿又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么，其中最要害的、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谁能够创造出更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这话是列宁讲的，也是最近马斯克提及的。最终怎么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你要比别人强，然后来宽恕人家。你不比别人强，却要解决因他而产生的问题，恐怕一多半都是白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最后“强中更有强中手”，就强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你的适应能力、应对能力、竞争能力，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水平。在我来看，一切的一切，都聚焦在数字化的发展能力及水平之上。
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中，你的数智化竞争力要比美国强。一看5G技术让华为领先，美国就慌了。所以他要搞科技封锁，要搞“脱钩”和“去风险”，也不惜以一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之力，来围堵和打压华为。长三角、粤港澳或者京津冀，是最有能力代表国家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拿什么东西去跟别人竞争？那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数智化水平要“高人一头”，这是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基本取向。
第二个取向就是生产关系。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要把现在搞的“半拉子市场化”，真正搞到头、搞到位，搞成现代的市场经济，搞成“法治的市场经济”，搞成党的二十大说的“高水平的市场体系”。市场化的水平越高，对生产力的解放、保护或者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的制度环境就越好、越有竞争力。我们长三角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大的就是这两个取向：生产力方面，数智化要走到前面去；生产关系方面，现代市场经济要走到前面去。比全中国，比全世界，都要走在前。长三角一体化是什么意思？大家都要拎清楚：这里面的“体”，是体制的“体”，要让市场化的体制能够在长三角这块空间范围内，走得通、走得顺、走得高效。
刚刚杭州亚运会闭幕了，各方面的评价都还可以。冲击力比较大、比较惊艳的，就是数字信息科技在整个体育竞技、办赛办会过程中的广泛应用，没出什么大的差错，又比较吸引眼球。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开幕式，随后考察浙江，第一条就要求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李强总理参加了闭幕式，也去调研了一些企业，他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在加快数字化转型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竞争的新优势、发展的新动能。实际上，这不仅是对杭州讲的，也不仅是对亚运会和浙江讲的，触及长三角这一国家寄予高要求的地区，同样给出了发展上的方向性意见。尽管他讲的中心命题是“数字化转型”，但我觉得跟中央一向提出的“数字化发展”是高度一致的。
数字化发展要追溯起来，是在2020年底，党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建议》中提出来的。全文60条，第15条的标题是“加快数字化发展”。这就把“数字化发展”作为一个单独的命题提出来了。根据中央的《建议》，次年，在两会上审议通过的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单独成篇，题目叫作《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在此篇下面还有四章：第一是“数字经济”，二是“数字社会”，三是“数字政府”，四是“数字生态”，把全方位的数字化发展都概括进去了。
当然，过去在讲到发展时，我是有这么一套词的。首先是中央要求“科学发展”。但科学发展天上掉不下来，地里也长不出来，它只能从我们习以为常、轻车熟路的，也可以说是已经形成某种路径依赖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型而来。没有转型，科学发展就实现不了，只能停留在美好的空想主义。所以要做到科学发展，首先就要做到“转型发展”。李强总理现在强调“数字化转型”，其实就是要以转型促发展。反过来说，要做到数字化发展，就得首先做到数字化转型。
但是转型如果要转得起来，还能够转得到位，那要靠什么？就要靠数字化创新。所以说，科学、转型和创新这“三个发展”，是一个连环套，是一个逻辑闭环。要想达成口号式的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就得老老实实地抓转型、抓创新，以创新发展促转型发展，以转型发展促科学发展。
这里我提一条中心建议，下一步长三角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找一个突破口，要找一个结合点，既是一体化，又是高质量，那就是在中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指出的：“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纲要》里展开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协同建设新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也就是“新基建”；第二层是“共同推动重点领域的智慧应用”；第三层点到我们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工业，要“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我觉得可以从这些角度中得到一些重要启示，但也不一定就拘泥于规划当中讲的这三个层面。
那么，为什么要把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共同建设数字长三角，作为下一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这里面有个问题需要再认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数字经济的比重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天然尺度。
过去讲现代化，也有一些比较硬性的、结构性的指标来体现。譬如说看三次产业的结构，你是三二一，还是二三一，甚至是一二三，但那是最不发达的结构水平。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简单地照搬原来的三次产业，有一些实际上已经“穿透”了传统的一二三产业之分，互相融合在一起，讲不太清了，需要有新的分析方法。譬如说数字经济，这个就复杂一些了。
另一个结构性指标是人口和社会。你的城市化率有多高？总不至于农民还占大多数，就说已经实现现代化了。这样讲出去，是要贻笑大方的。而我们现在已经大半个身子，是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长三角作为全国率先发展的地区，就要看数字经济在整个地区生产总值中的结构比例了，这更是当下衡量现代化发展程度和水平的重要结构性指标。
浙江去年实现了7.7万亿元的GDP，在这个经济总量当中，能够戴上数字经济这顶“红帽子”的比重，到底是多少？从有关方面得到的数据，已然占50.6%，相当于超过“半壁江山”，达到“绝对控股”了，这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跃迁。国家统计局出了相关指标测算的方法，但以后总是没见到结果。所以现在一般还是看信通院的数据，也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没有掌握。那么再看看浙江省到2025年、“十四五”期末时，预期达到的占比是多少？是60%。能不能实现？很难，很艰巨。当然，这个指标并非什么约束性的，能不能实现“两说”。即便达不到，也不会追究谁的责任，摘去谁的“顶戴花翎”，无非是个发展导向。
但长三角如果要打造全国领先的创新高地，倘若数字经济占比还不如其他省市，又该怎么起这个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重视。不光是浙江省，浙江本身也有一个认识再提高的过程。这件事情提出来以后，只有在长三角地区书记、省市长参加的高层次会议上形成共识，才能谈得到形成相关的工作布局，最终全面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当然，这里面还要对数字经济这个新经济形态进行“洗脑”：不要只把“数字产业化”看成是数字经济，而没有理解“产业数字化”也是正宗的数字经济。有人认为，我们是搞实体经济的，这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再搞那些虚头八脑的数字经济干什么？这种“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认知很片面，也很幼稚。个别企业主这么看也就罢了，但实际上连很多的领导也没搞明白。成天就知道喊“数字经济”这几个连小学生都认识的汉字，但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还没有想清楚。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也是不行的。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作“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个说法也很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数字经济，尤其是“产业数字化”这一部分，百分百就是实体经济，何来两者的“深度融合”之说。十九大报告的表述是确切的，它说的是推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三个词十个字为代表的数字信息科技，要去“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就是广泛而深刻地应用数字信息科技，用以赋能和增值我们过去传统的实体经济，同时将其转型提升为一种“新实体经济”。
所谓“新”，就新在它换上了数字化的运筹、检测和管控系统，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事实上，只有成功进行了数字化的“换头术改造”，你的加工制造才能够进入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高产出的新境界。像特斯拉的上海工厂那样的制造，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智能制造、新实体经济。我们的工业包括整个一二三产业如果不完成这个数字化的转型，怎么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更遑论要在新科技的竞争中胜出了。所以，这回李强总理来就强调，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要到位，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新实体经济”。
另外就是数字社会。现在我们的社会治理虽有很大的进步，但还是问题不少。中央已经成立了社工部，紧接着各级党组织都要健全这一架构。社工部是抓什么的？除了信访，社会组织的党建，还有就是基层治理。从疫情防控这几年来看，很多事情到最后都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基础不牢”，会“地动山摇”。袁家军书记原来在浙江抓的未来社区，顶层设计中有一个三维价值坐标，除了人本化、生态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是数字化，也就是智能化。
未来社区又可以叫现代社区，是数字社会的基础建设。数字社会之外，更重要的是数字政府。广义的政府，是经济社会治理的枢纽和平台。传统政府向现代政府转型，基础的一条仍然是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政府的方向要坚持，但推进中也得讲究路径和方法，防止简单泛化和形式主义。如果数字化的投入持续很多，结果机构编制经费还在不断增加，这就有点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了。说一件事重要，就要相应设立部委办局，这其实也是一种泛行政化的思维。长三角一体化如果都按这种行政化思维去搞是不行的。现在的上层建筑太庞大了，经济基础有点不堪重负，方方面面也内卷得厉害。本来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却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数字政府的一大目的是提供更多更好的便民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怎么应对？也不能“一刀切”，要有相应的扶助和救济措施。
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这些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既涉及到经济上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力，又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运行的高效，是件长三角地区有基础做、值得做而且应当率先探索做好的一项工作。今后一个时期，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一体化发展主要抓什么？我建议把这件事摆在优先位置，举全地区之力突出地抓好它。有了上下一致、左右齐心“共建数字长三角”这一奋斗目标，要想在全国率先打造跨行政区域的数字化发展联合体，在有关的共识达成、产权确认、运行规则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和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创新应用等方面也都得着力去抓。毛泽东同志过去说学马列，“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对此，我们也要有战略的耐心和行动的韧性。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后国家的竞争力，还是要靠那些数字化转型和发展的先行地区来带动。
（作者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首席专家、学术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