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
（三）积极参与营建并维护亲清政商关系
营建并维护亲清政商关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营商环境，又称宜商环境，通常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现在，普遍强调的是“三化”，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在高质量发展的硬约束下，营商环境是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重要支撑。因此，从全局看，从态势看，今后我国区域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看谁的营商环境更优化，看谁真正能够创建服务型政府。而营商环境好不好、优不优，说到底，主要得看市场主体的感受，看当地那些崇义守法、戮力奋发的民营企业有无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否使他们乐于扎根一地、创业一方。
然而，营商环境优化与否，在相当程度上为政商关系所影响。政商关系若不好，营商环境一定好不了；营商环境若不好，也一定表明政商关系好不了。“良禽择木而栖”，建立起正常的、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往往意味着可以“供给”过硬的好环境、好平台、好服务，吸引商家、项目和人才“近悦远来”。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党委和政府通过现场调研或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就改善和优化当地营商环境做出紧急部署，纷纷表示要“争当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领跑者’”，“要把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放到新方位、大逻辑中去把握、去谋划、去推进”，“要切实增强‘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以思想提升引领环境跃升，以行动突进带动发展突围”，有的还明确决定将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为“一号改革工程”。从各地推出的种种举措、招数看，堪称周全备至，但有一个共识则非常明显，就是都强调要进一步改善政商关系，或者把营建亲清政商关系作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
所谓亲清政商关系，是指在政商交往中既要“亲”又要“清”，不能亲而不清，也不能清而不亲，必须“亲”上加“清”。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阶层关系偏于重农抑商，商人群体长期居于“士农工商”中的末位，其基本行为取向只能是寻求政治荫蔽、巴结官府、攀附权力，以换取生存空间。这决定了一般政商关系中不可能是既亲又清的。在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的现阶段，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还刚刚起步，政商关系中乱象丛生有其必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的法治化步伐加快，惩治腐败的力度持续绷紧，使畸形的政商关系开始瓦解。但是，从乱作为到不作为，从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到更加隐蔽的权钱交易，等等，都说明现实的政商关系离亲清二字还相距甚远。
一般而言，为我国目前的体制和制度体系所决定，由行政侧和营商侧构成的政商关系中，行政侧往往居于主导性地位。曾在奢靡之风严重泛滥的那段时期流行过一句话，即“大款不如公款”，即道出了“有钱任性，有权更任性”的真相，说明权力对政商关系的影响巨大。因此，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看，提高各级政府官员反腐倡廉、反奢倡俭的道德水平和自律要求，畅行俭约行政精神，对于调整和优化（净化）政商关系，或者营建亲清政商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营建亲清政商关系，尤其要加强各级政府官员的道德约束，唤醒良知，厉行节俭，不贪图那些有碍身心健康的过度娱乐和享受，进而杜绝向企业吃拿卡要、寻租索贿，知耻而收敛、收手，方可奏效。
那么，既然营建亲清政商关系的主要责任方是“政”而不是“商”，那么，为何还要特别强调将“积极参与营建并维护亲清政商关系”作为营商侧的重要发展路径之一呢？这是因为政商关系涉及政与商两方面，虽有一定的主次之分，但偏失任何一方都不能成其为“关系”；同时，营建亲清政商关系，没有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奔赴，就难以落实。如果营商侧不甚积极，便必然失衡，成为跛脚，走不上正道；况且，对行政侧的很多要求，同样适用于营商侧，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畸轻畸重，无法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清代晚期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营建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性。胡雪岩年轻时白手起家，后来发展到富可敌国。在胡雪岩故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题词中曾描述其鼎盛时期的场景为“富埒王侯，财倾半壁”。然而，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商业奇才，最终却身败名裂，郁郁而终。胡雪岩商业帝国的建立，得益于与左宗棠的合作。其官商之间，只“亲”不“清”，胡雪岩成为左宗棠的左膀右臂，这为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但是，其覆灭也同样源于与左宗棠的过密关系，让胡雪岩成为左宗棠和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885年11月，贫病交加、负债累累的胡雪岩病倒在床，临终之前立下三道遗嘱：“一是后人不要经商，二是后人不得从政，三是胡李不通婚”，足见其悲哀与无奈。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魏征等大臣编撰了一部《群书治要》，其中收录的东汉班固所著《汉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说，自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已近千年，治国理政者一个接一个，但太平盛世不复出现，原因何在？主要是目无法度而任意妄为，奢侈盛行而仁义废弛。很难考证，这段话是否触动过当年的李世民，但《群书治要》这部书曾深刻影响了他长达23年的治平之道，包括为史家称颂不已的“贞观之治”，乃至整个“盛唐气象”，则是确凿无疑的。《群书治要》选录的《汉书》等名著中有关修为、养德、求谏、制权等方面的至理名言，无不闪耀着圣贤思想的不朽光芒，对于我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营建亲清政商关系，不无认识价值和警示作用。
同样被《群书治要》收录其内的三国桓范所著《政要论》和南朝齐史学家臧荣旭等所著《晋书》，也有这方面的启迪意义。前者曾引用孔子名言“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俭约而失败的极为罕见）和西汉戴圣《礼记》所言“欲不可纵”（欲望不可放纵）展开论述，称“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桓范还举例说，尧舜所居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并非不喜好物质优渥，而是特别崇俭（“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他们对百姓征税少，役劳少，而培植的物产多，兴办的利民之事多，故家家自给有余，人人丰衣足食，国库积蓄富足，“仁义兴而四海安”。后者则用警儆之语大声疾呼，“俭，德之恭也；奢，恶之大也”（节俭是最可恭敬的美德，奢侈是最为严重的恶行）。可见，在他们看来，为官节俭是修身治国之要，而仁义兴废与否多半要看为官者们能否约束私欲。晚清时任杭州知府薛时雨在游历徽州时，应约为府衙而作一幅对联，“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鹜声华忘政事；养廉唯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中心意思是说做官为政必须戒贪，而养廉之道唯在节俭。那么，为官要有“俭德”，为商难道不应如此吗？从源头上说，甚至一个国家的安危得失也维系于俭奢节纵之间。很显然，当今的商家，当今的民营企业，谁能够违逆“俭以养德，静以修身”？那些钱迷心窍、背道而驰（包括一些误入歧途）的民营企业，细察病根，也许大多出在未能用简约俭朴之道涵养德行、用淡泊静远之方修炼品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强烈呼吁“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也要强调“要将资本纳入法制的轨道上”。与此同时，还必须大力倡导政商两方面“要将欲望限于简俭的框子里”。追求简静的内心世界、恪守严正的道德秩序，为官如此，为商也如此，那么何愁亲清政商关系不能尽早形成？
世界知名汉学家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提出过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即“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一直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或企业经营的独立力量？”他分析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种更好的捕鼠机，而是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皇权专制社会中的城市工商业繁荣往往昙花一现，甚至是社会大动乱前兆。他的分析出自历史学角度，未必完全适合改革开放大潮洗礼后的当代中国企业或商界人士，但提出的问题颇有几分经典，也佐证了何以要强调民营企业家也应积极参与营建并维护清亲政商关系，以及所需担负的应尽责任。
亲清政商关系是一种新型政商关系。那种以人情为先导、靠利益交换来维系的畸形政商关系必须摒弃，转向以法规为先、以平等相待来维系的政商关系正道。广大民营企业有责任参与政商关系的治理，恪守营商侧按规矩办事的底线，不做乱性败德、背仁废义的事情，这也会促进或促使行政侧依法行政。这种官员依法行政和商家依法经营的良好局面一旦营建起来并倍加呵护，就会带动整个营商环境的完备和优化，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民营企业对投资后的经营过程无法判断的顾虑或疑虑，减少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为投资带来稳定的基本预期，进而极大地调动起勇于投资、参与竞争的创业热情。这将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更大解放和社会和谐的更大增进，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讲，显然是一条阳光大道，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四）努力打造一流团队
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有生命力，不仅要看企业有没有先进的理念、雄厚的资金以及科技含量高不高，更重要的是必须形成合力，打造出一支敢拼敢打、敢于胜利的一流团队。《尚书·泰誓》有云：“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是在牧野之战时周武王会师各路诸侯举行誓师大会说的话，意思是说受（纣王）有亿兆百姓（意为人数众多），但却离心离德。我有治世（乱即是治）的大臣十人，却能同心同德。细细体会这句话，其实蕴含着建设一流团队的重要意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中，孔子的“仁者爱人”“和而不同”，孟子的“民贵君轻”，老子的“无为而治”，墨子的“尚贤”，孟尝君的不拘一格选人才，再到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经典语录及典故都能为我们努力打造学习型、自胜型、共富型一流团队提供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是打造学习型团队。新的经济背景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增强整体能力和整体素质，仅仅依靠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和聪明才智已经不足以保证整个团队的进步和战斗力。真正出色的团队，是那些能够使全体成员总能保持旺盛的学习积极性、用共同学习促进共同成长的团队。通过学习，缩小知识差异，可提高共同行动的协调性。《吕氏春秋》云：“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在市场竞争中，任何企业事实上都不可能挣到认知之外的钱。竞争力的边界，往往受制于集体知识基础，甚至等同于集体知识的边界。创立于1987年的华为公司，历经30多年的成长，掌握的技术专利数量早已在业内处于领先位置，在全球也享有盛誉。可以说，正是学习型组织的构建，使华为公司逐浪成势、长袖善舞，跃升于世界级公司之列。华为提倡员工终身学习，其员工在进入华为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学习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唯有清晰地树立学习观念，才有利于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向上向善氛围，促使各部门、各单元不断地自我完善。
学习，是为了“知明”，为了“行无过”，诚如荀子所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其实是说，学习是一个让自己沉静省思的过程。因此，一个真正的学习型团队，应当是一个对纯静很向往、而对争名夺利和是非恩怨等十分厌弃的团队。诸葛亮曾在短短86字的《诫子书》中4次提到“学”、3次提到“静”，强调“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此为“知明”之言，颇可镜鉴。
在中国璀璨的历史文化中，终身学习的观念和实践可谓古已有之,“活到老,学到老”即是最好的佐证。《礼记·学记》中强调：“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校内和校外是不同的生活场所，可以接受到不同的知识，学生在校内要学“正业”，在校外同样有自学的任务，要时刻有一种好学的姿态。《管子·权修第三》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意思是说，做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做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做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才。孔子亦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希望人们能够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多闻”“多见”，不断学习。朱熹曾有感“学贵时习。须是心心念念在上，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蕴含着深刻的终身学习思想。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也主张，“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
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在于团队的学习能力及其学用结合、快速转换为行动的效能。通过整个团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共同学习，有助于形成“三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的共识，提高团结协同的自觉性，以希冀永葆自我完善的活力。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好学、勤学、善学方面的精彩论述，借鉴前人终身学习的思想和实践，对于精心打造学习型团队，精准选择发展路径，应当是大有裨益的。
二是打造自胜型团队。《道德经》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大意是说，能战胜别人者有力，能战胜自已者更强。在这个意义上，自省是自胜的同义词，凡能时常反躬自省，就有希望提高心灵品质，自胜以强。古代成大业者，如刘邦、李世民、刘备等等，大多强在“自胜”上。而三国时期的吕布骁勇无比，时称第一猛将，但他贪图名利，贪恋美色，终于在落魄处境中兵败身亡。其武力高强，能战胜天下群雄，却战胜不了自己本性上的缺陷或弱点，只能以落败告终。
人们常说：“一个英雄可以征服天下，却往往难以战胜自己。”打败别人，或许为实力所致；而能战胜自我，则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对于自胜型团队而言，所谓战胜自我，就是要善于改正不足（比如纪律涣散、组织松垮、眼光短浅、协作不力、各行其是等）、克制欲望，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格局境界，以致成为真正的强者。王阳明先生当年在率兵赴江西、广东剿匪途中，曾给弟子们写信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在他看来，相较于身处明处、可以用武力解决的山中之贼，盘踞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各种非分之想，以及声、色、货、利等“心中贼”更难对付。这些“心中贼”横行于方寸之间，违背天理，肆虐人情，时时刻刻都在挑战自我，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其所俘，致使个人和集体都受到伤害，甚至溃不成军。对此，需始终坚持“小处不渗漏、暗处不欺隐”，控制欲望，扫尽心寇。
《韩非子·喻老》曰：“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吕氏春秋》亦云：“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可见，“自胜”比“胜人”更难。而正因为“更难”，也就更应当去努力。一个经典的自胜型团队，胜就胜在能清晰地切割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并严守不可为的底线，比如图财害义、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同时若遇前途受阻，也决不怨天尤人，而是以检讨自我为先，然后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寻求突破。自胜，就是自强，就是有强大的自我管控能力，能管控住各式各样的贪婪与妄念。自胜型团队的典型标志，莫过于能真正做到有所进有所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是打造共富型团队。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最为质朴古老的理想之一，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我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理念，有“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箴言。《晏子春秋》提出：“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人士的财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且应“正德以幅之”。同样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国语》一书，也表达了类似思想：“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器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共祀。”从哲学的维度而言，“为富”为“当仁”提供了基础，而“当仁”又反作用于“为富”，为物质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早期历史上，共富思想其实是先秦儒家对尧舜禹时代的追忆，也是古代先哲对理想社会愿景的代表性概括，这为当代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根脉文化资源，以及相应的思想动力。
当今时代，任何一家企业要建设一流团队，都必须深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硬约束”。这就是说，作为一家企业，固然要多创造社会财富，为党和国家弥平贫富差距多做税赋、就业贡献等，同时也特别要注意内部收入分配的均衡化。
首先要教育引导全体员工以“共同奋斗”去争取“共同富裕”，“做优自己”是最核心的任务，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左传》所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以及“三更灯火五更鸡”等警句格言，无不说明幸福美满来自勤奋，共同富裕要靠勤劳奋斗来创造。
其次要依法合规持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润率，不断增加全体员工的现实收入。这里的关键是企业所有者要有高尚的财富观念，善于散财聚人。晚清时期的湖南洪江首富张书，兴办贸易市场，积资钜万，乐善好施，在员工和当地百姓中囗碑甚佳。他说：“财者，天下之公物，非一己所得私，天之厚我，假我以利人，非私我也。积而不能用，为守财奴；用而不能当，为化财垆，二者皆有天殃。富而好善为众母，富而刻薄为怨府。”
再次是不能让平均主义歪曲“共富型团队”的本意，坚持奖勤罚懒——这永远是“共同富裕”的真正守护。总之，打造一流团队，必须在“共富型”上多下功夫，这可以看作是新型企业必须展开的一场自觉有序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它将实实在在地考验着全体员工的组织性、奋斗精神和思想觉悟等，尤其是企业家以及各层管理者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格局境界等。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共同富裕。但是，“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有作为、有担当的民营企业必将以成功打造出一个又一个“共富型团队”而大声喊出：“中国，能！”
五、结语: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近期以来，有关媒体刊登关涉“路径”方面的文字明显增多，有的是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有的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有的是致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研究……还有一些是专门研究“两个健康”（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家族企业“家业常青”、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等等不同目标任务的实现路径的，“路径”几乎成为了一个高频词。这至少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航向已经确定，已基本形成共识，需要着力探索的将越来越聚焦于路径选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显然也已转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的严峻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路径选择的重要作用就尤为突出。
研究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近乎天然的灵动、融通气质，这决定了它赋能当代企业家路径选择可以有相当广阔的运作空间。古人云：“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路径选择的灵感、思想启迪和精神激励，有助于活跃思维、打开思路，提高正确行进之概率。但是，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丰富生动的企业发展实践中，如何于传承与躬行圣贤思想的同时，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努力。从中华民族新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从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样一种革故鼎新、川流不息的民族奋进宏大背景中，我们来思考广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问题，绝对具有宽广而不是狭窄、开放而不是僵滞、明朗而不是暗淡的正当性。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提出，“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此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广义地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等理念和思想精粹，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滋长生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具有本体论、认识论高度的整体观照；另一方面由于都立足于人的向真向善向美，立足于如何构建人的心灵世界和提升格局境界，立足于如何创造和谐社会和大同世界等，因而也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方法论特征以及路径意味。
鉴于此，我们可以不无自信地说，本报告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广大民营企业确定发展路径的探索性研究，与前年和去年相继完成的关于发展信心和发展目的的两个研究报告相呼应，必将启发人们在“全面深入了解”既往中华文明史的基础上开辟新路，“奉其道以述其源，循其学以立其异”，从传统与经典出发，去创造一个又一个撼世传奇，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四卷）
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4.《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5.《中华名言警句精粹》（牛洪义编著）
6.《美国与中国》（[美]费正清著）
7.《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美]巴里·诺顿著）
8.《经济到底为了什么》（[美]约翰·格拉夫、戴维·巴特克著）
9.《公司的企业家精神：高层管理者和业务创新》（[美]维杰·萨思著）
10.《商战》（[美]艾·里斯、杰克·特劳特著）
11.《人类的明天》（[法]席里尔·迪翁著）
12.《心力》（吴世春著）
13.《平台经济：互联网的中国新时代》（华挺著）
14.《再给中国二十年》（徐国芳著）
15.《中西文明根性比较》（潘岳著）
16.《寻觅意义》（王德峰著）
17.《觉醒的历程》（张世英著）
18.《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王永昌主编）
19.《圣贤气象》（罗安宪编著）
20.《何为良好生活》（陈嘉映著）
21.《格局》（吴军著）
22.《道，行之而成》（郑涌著）
23.《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周晓光、裘士京著）
24.《中国思想史十讲》（金观涛、刘青峰著）
25.《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
26.《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著）
27.《动禅》（景柱著）
28.《兴衰两千年》（吕思勉著）
29.《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赵靖主编）
课题组成员
一、课题顾问
谢伯阳 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欧阳晓明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院长、全国工商联原秘书长
白立新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创始人
二、课题特邀指导
王忠明 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三、课题写作人员
徐鹏飞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刘贵浙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郭红波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执行秘书长
申艺琳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罗婷婷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陈海龙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