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文锦/文
富阳龙门古镇，是杭州市唯一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古镇，又是全省第一批列入重点保护发展对象的历史名城名镇之一。它是吴大帝孙权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又是浙西山地古镇的典型代表。多年来，省、市、区各级给以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财政投入不少，但为什么至今仍然人气不旺，热闹不起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前提，即游客到龙门是来干什么的？是来休闲度假的，还是慕名来看古镇风貌及古建筑的？如果是休闲度假，一般会选择在海滨、风景名胜区或专门的旅游度假区，那里设施比较高档，游乐项目较多，生活比较惬意。当然，也不能说想来此山乡古镇旅游度假的绝对没有，但是绝大多数游客大老远地跑到龙门来，第一要务是想慕名观瞻山地古镇历史风貌和古建筑群的。即便是专门来此休闲度假，也仍然想一睹其历史风采，难道不是吗？
如果这一前提没错，那么我们要问，龙门的保护发展有没有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有没有符合绝大多数游客的胃口，满足他们的需要了吗？
四十年前，笔者第一次到龙门，曾深深为它的古朴风貌和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所震撼。街巷曲折迂回，因有高墙阻隔，更显得深不可测；厅堂众多，用材硕大，木雕精美，明代风格突出；多进多轴的院落组合方式，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村内溪流潺潺，村外有寨墙围护，既有田园风光，又有人间烟火。古人对村落的选址、布局、营造方式的讲究，一一显露在公众面前。整个古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那么地令人神往。记得我当时曾对同行的同事开玩笑说，我们是不是进了连时迁都要迷路的祝家庄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整治，龙门镇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山环水抱的生态环境更加彰显出来了，街道更整洁了，脏乱差没有了，交通更便捷了，游览的内容增加了，服务更加规范了。加上周边还有龙门山森林公园、杏梅尖自然保护区等各种旅游资源的配合，按理说，这样的龙门应该更加受到游客的吹捧和青睐，为什么还是有很多游客提不起精神来呢？
仔细想来，这也是事出有因。这些年来虽然有了这么多改变，但唯独在如何彰显古镇历史风貌和使龙门古建筑更加出彩的问题上，着墨不多，建树很少。而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这是龙门古镇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根本结点，也是绝大多数游客最关心的问题。当然，龙门镇在这一方面也有做得不错的地方，特别是对现存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实现了有效的保护。与其他名镇名村相比，龙门没有拆旧建新，以千遍一律的所谓传统街区来替代原有的古建筑。这是它高明之处。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几十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龙门古建筑数量在持续减少，风貌和特色在弱化，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应对这一局面，使龙门古建筑的风采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是提上古镇保护发展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龙门古建筑原本最大特色是厅堂特别多。厅堂多是龙门古镇和其它地方的古镇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它最鲜明个性特征。从建筑学上看，厅堂是龙门古建筑的主要载体，代表了龙门古建筑的最高水平，是龙门古镇风貌的杰出代表；从文化上看，它是孙氏宗族文化精神层面的物质依存，保证了孙氏各房各支系的联系和繁衍，是孙氏家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象征。离开了厅堂这个载体，龙门古镇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他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好，对发展旅游来说，也只能是事倍功半。有人说，龙门镇如果没有厅堂，一切都是浮云。就比不上桐庐的深奥和建德的新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据杭州市规划设计院调查，龙门古镇原有各类厅堂60余座，而现在只有30余座，特别是一些知名度较高、建筑水平突出，年代比较久远的厅堂，有不少因这样那样的原因灭失了，荷花厅、百步厅、旧厅就是其中名气比较大的几个。另外，有些厅堂虽然本体还在，但前后左右的建筑格局和建筑形制发生了重大改变，使厅堂和周边环境的空间关系严重错位。中国古建筑的审美感受主要是通过空间布局的宏大气势反映出来的，空间布局完整是视觉感受的第一要素，视觉感受不舒服，古建筑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不会深刻，古建筑的魅力就无法显示出来。游客关心的龙门古建筑风采不再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厅堂的缺失。这是龙门保护发展的关键，需要当作重中之重的问题加以对待。
其实，许多人也知道厅堂缺失是龙门古镇的隐痛，只是觉得毁了就无法挽回了，说得再多也没有用处。历来的规划不是对此避而不谈，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杭州规划设计院做的本轮规划，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确提出要建设“多片以厅堂为核心的空间簇群”，“适度有序恢复重要厅堂”的要求，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那么，缺失的厅堂可不可以恢复、又怎么样恢复呢？这个问题很大，这里面有理念问题、认识问题、法律问题，程序问题等等，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笔者不揣浅陋，在此谈点初浅的认识。
一般的老旧建筑，损毁以后，不需要重建，因为建筑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是，过去时代一些有代表性的建筑物，还是必须加以保护。因为它们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它们的存在，是后人认识历史、了解过去的一种标的。人们将其中较为珍贵的一部分称之为文物，更彰显了其民族的、地域的文化意义。为保护其真实性原真性，其中损毁部分一般不允许重建，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这在国际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那就会乱套，什么样的赝品都可能冒充正牌货。所以，明确不能随便恢复重建，从理念上讲绝对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是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
但毕竟社会是一个活体，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不管是那一个民族，依恋自己文化环境的情结都是很深的。完全否定这种情结，将会使我们的工作和群众的愿望相脱节。这就使得在特定条件下，重建或恢复某个建筑物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二次大战中，欧洲许多城市像柏林、华沙、布达佩斯等等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街区被炸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战后，在当地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一大批历史建筑都得到了完整的修复和重建。我们现在去欧洲旅游，看到许多历史建筑和街区，包括一些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其中就有一部分建筑是战后恢复或重建起来的，只不过从理论到实践都比较严谨，一般观众看不出来罢了。国内其实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明清皇家陵寝是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清东陵不仅多次被不法分子盗挖，地面建筑也损毁得很厉害，有的连享殿都没有了。申遗前后，东陵地面建筑严格按照原有的规制和面貌加以修复和重建，恢复了历史面貌。地处湖北钟祥的明显陵，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看到的建筑都是按规制重建的。这些善后，不仅没有对申遗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而且起了加分的作用。可见在修复问题上死板地恪守教条，不分青红皂白反对重建，只是一种简单化了的所谓的“政治正确”而已。
从保护层级来看，龙门镇有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龙门古建筑群，内含44个子项，2017年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整个龙门镇的定位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并不全是文物保护单位。前面提到的灭失了的厅堂，大都毁于2017年前，基本上不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内。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历史文化名镇的层级低于文物保护单位。重建部分损毁了的厅堂，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一定条件下，它属于风貌保护的一部分，因此，重建和修复应该是可以的。
当然，也不是因为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想怎么建就可以怎么建的，因为你需要得到游客的认可。有的地方化重金重建后的古建筑，照样引不起游客兴趣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与可不可以修复相比，怎么修复可能是一个更沉重、更烧心的话题。也是事情成败的关键。
在一些人眼里，重建或者修复一座古建筑并不复杂，请一家设计院做个设计，由施工单位照图施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技术含量。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成功地恢复重建一座古建筑，不管它是否属于文物，必须要坚持按原貌原样复原，坚持采用原理念、原材料、原工艺、原手法，这样才能令人信服。但是因为时过境迁，今日的语境，和当初那个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当初许多稀松平常的事情，现今却是一道又一道难题，给主事者带来很大的困扰。
问题之一，是对古建筑的理解。中国古建筑的一大特点，是因地制宜。虽然都以《营造法式》《营造法式则例》为蓝本，但几乎没有一个古建筑是一模一样的。以一个五开间的建筑为例，每一幢建筑的明间、次间、稍间尺寸大小都不同。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设计，不仅和业主的财力有关，而且取决于业主和匠师对于地形、方位、材料、用途、审美的思考和把量，在整个建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动态的反思和修改。这和当前人们习惯了的标准化思维、照章作业的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智慧是长期工作经验的升华才能得出的。所以，以古建筑为专业的设计单位和一般以现代民用建筑为主的设计单位对古建筑的把控是存在差别的。古语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人的学问，从中医到瓷器，有很多秘诀是从实践中来的，建筑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长期从事古建行业的实践，只是按照教科书上的图纸依样画葫芦，按这种设计建造起来古建筑，是不可能具备原先龙门厅堂特有的那种精、气、神的。
问题之二，是制度层面的制约。现在古建筑的修筑，是按普通工民建的做法来定义的，招投标、定额标准、计算方法都按此执行，没有考虑古建本身的特殊性。但事实上，一个高品质的古建筑，需要精细化施工，现有的定额标准使它根本无法这样做。举一个例子，浙江的古建蔚为大观，有一部分是靠“三雕”，即木雕、砖雕、石雕来实现的，龙门的厅堂尤其是这样。它们虽然是建筑构件，但艺术含量很高，不仅需要特定的材料、打磨的时间，精神层面的创造力，还要剔除不合格品，这就决定了它的成本很高，是不能用通用的定额标准来计算的，但在工民建的建按成本中，它们都只能算是普通的建筑的构件，这样的定额标准怎么能让复原的古建筑达到原有高规格厅堂的标准呢？
问题之三，是原材料和手工艺匠人人手的缺乏。有些东西，比如木材，虽然不稀罕，但市场里的木材尺寸单一，能用来做梁柱的原木基本没有。浙江的木雕、石雕虽然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大师们主要从事艺术品创作，不可能顾及建筑构件这样低端的产品。而做建筑构件的民间工匠却没有从非遗中得到任何激励和好处，依然自生自灭。现在能够做点木工活的至少也四五十岁了，能做立柱架梁之类大木作的匠师更是凤毛麟角。一方面强调保护遗产，而真正能为遗产保护操刀的老师傅却没有得到重视和珍惜，实在是一个悖论。
这些事情，看起来很琐碎，如果解决不好，一旦工程上马，有可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名义上是恢复了厅堂，但在观众眼中，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木构民房。当然，只要能未雨绸缪，事先准备好对策，也不是必定无所作为，不能解决的。省内一些重要的文保单位如胡雪岩故居的修复和重建，宁波保国寺、武义延福寺的落架大修，都采用由资深古建专家实际牵头主持，业主方和设计单位、施工人员同心协力，自选材料，自行组织，边干边试，边干边改，效果就比一般的做法好得多。胡雪岩故居修复后，国家文物局一批老专家对此赞不绝口，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关键在于，领导部门要把恢复厅堂作为一种事业来干，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建设项目来对待。
对古建筑修复的事不仅要特事特办，而且需要时间和耐心，这在世界上也是通例。前面所述二战后欧洲修复的历史建筑和街区，有不少从上世纪40年代修到50年代，个别甚至拖到60年代才最后完成的，因为要尽可能采用原来的材料、工艺、技法，不是想要就能要到的。最近的例子是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几年前，它的屋顶有一部分被焚毁，其实面积不过一二百平米，要按我们某些同志的逻辑，三个月保证修好绝对没问题，但是三四年下来了，至今没有修复完成的消息。所以，修复文物建筑，绝不是像普通建筑那样可以限定时间的。或许准备工作的时间要比施工时间长得多。雷峰塔重建工程，（雷峰塔作为高层建筑，必须要用现代材料——这一点和我们这里所说的复原有本质不同）从1999年七八月开始，到2002年十一月开放，前后历时四年，其实施工也就花了一年半时间不到，其余时间都是在做准备工作，包括方案设计、考古发掘、遗址保护设计、施工设计等，一时看不准的，宁愿稍为拖一下。这就需要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心态，就要有一股不畏人言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韧劲，坚持百年大计，质量为先，做到慢工出细活。龙门需要恢复的厅堂大都是明清两代的木结构建筑，它们也有其内在的相通性。如果第一个恢复重建的厅堂能够严格按照真实性和时代特征的原则加以恢复，使其历史风貌得到比较好的体现，那么其后的建设速度就会加快。假定第一个修复的厅堂用四年时间，因为设计、材料、人工具有延续性，用七八年时间修复四五座比较有代表性的厅堂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候，整个龙门古镇原有的历史风貌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龙门就会以自己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系杭州市西湖申报世界遗产专家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