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亭/文
在我看来，“山海共富”首先是一个“山海协作”的加强版。今年省里都在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浙江组织实施“八八战略”20周年，而“山海协作”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候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原文是讲“念好山海经”。
浙江陆域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是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另外还有2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怎么样把山海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全省协调发展的胜势？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抓手，那就是“山海协作”。
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这里面的“山”，是指包括海岛在内的相对欠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山区26县；“海”则是指相对比较发达的沿海和平原地区。“山海协作”实际上是推动省内比较发达的地区，如何与相对落后的地区携起手来，加强沟通交流、互帮互促、共同发展。
其次，它也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现实版。“山海协作”实施20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我们再来看“山海协作”，实际上它已经和我们的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浙江目前是全国第一、也是唯一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现实地推进共同富裕，一大要求就是能够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山海共富”通过促进农优产品的产销两旺，一头连着乡村振兴、农民致富，一头连着城市消费、拉动经济，是一个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区域协调、城乡共富的好载体。
“山海共富”窗口，是浙江第一个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山海协作”项目。现在农产品的流通，我的看法是“又堵又不堵”。“不堵”是指改革开放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现在物流快递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好比说“三通一达”、邮政快递、顺丰速运等，不少经营规模在世界上都是数得着的。我们的经济总量大、人口数量也多，因此物流一发展起来就是世界级的规模。但是，如果把这个总量细分到农产品的物流上，这时候就有可能是“堵点多多”了。
这是因为，除了大宗农产品以外，那些个农特农优产品往往规模批量小、生鲜保持难，生产又是高度分散化的，最后进到深山老林和荒郊野岭里，交通运输也不太顺畅。加之经营线路、仓储冷链、综合调度、操作规程、网点人员等等一系列配套条件的不完善、不到位，结果就很难吸引大型物流企业躬身入局，最终也就表现为农产品物流服务的有效供给，其实还是不足的。
我这个“山海共富”的窗口项目，能不能在解决堵点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呢？当然能！其实这个窗口，就是为了让农优产品适销对路、货畅其流而构建起来的。
凡事都要问题导向，既然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来加以解决。现代集团的山海共富窗口，表面上只是一个陈列各地农优产品的展销窗口，其实他们正在把手中的工作，往前里做、往下里做、往深里做。或者换句话说，山海共富的窗口是一个坚持长期主义的平台企业。
他们持之以恒，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磨一剑，就是要顺应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他们主动参与、积极探索、顺势而为，从县、乡和村的基层做起，从新农人的培训做起，从搭建展销窗口、直播基地、信息系统和网络平台做起，把涉及消费帮扶的生产端、物流端和销售端的“三端”融为一体，共同发力，以打造一个覆盖全产业链且做到无缝对接、高效运作的新模式。
消费帮扶是一个涉及多方面、长流程的运行过程。既然上述的种种不配套，最后对农优产品的物流，造成了一个“堵”的后果，那我们就要顺藤摸瓜、按图索骥，最后下苦功去一个一个地补上它、健全它、完善它。
没有标准的，要编制标准，相应建立品质溯源体系。没有仓储的，要去筹建仓储。这次8.18的消费帮扶研讨会上宁波分享的“两地仓”经验，生生把单位物流成本削减了一半！这样的话。物流公司也就会主动找上门来了。
没有冷链的，去完善一条冷链；信息不灵光的，去参与打造一个开放式的信息平台。一头把最生鲜的、最有机、最安全的农产品相关信息收集上来，另一头又往千千万万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那里贯通下去。然后通过网络平台撮合成交，并相应提供“第三方保险”。这么一来，死水一潭的局面就激活了，内循环也就起来了。
品质溯源要溯上去，生产标准就要建立起来；作为消费帮扶产品的标识，也是要打上去的。标识要以标准为基础，省里的对口办正在抓这件事。这样一来，所谓高度分散的“小生产”，就对接和纳入到那个宏大叙事的“大市场”中去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但天底下的事，都是人干出来的，所谓“事在人为”。要搞好这种基于标准的标识认证，就要开展相应的新农人的教育和培训。尽管四、五十岁了、甚至是人们调侃的“3860部队”，但原来就在家门口、在路边摊叫卖，和现在按达标生产、高效物流、诚信展示这么一个全链条的体系和模式去对接的时候，这里就要做出很多相应的改变和改革。省里力推的“两进两回（科技、资金“两进”和青年、乡贤“两回”乡村）”行动计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窗口不但得组织直播，扩大宣传，关键还要搭建“三端交融”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不但要在信息平台上生动展示，关键还要让供需双方顺心地撮合成交；不但要撮合成交，还要通过信用保障保险机制让产销双方安心地扩大交易。再加之线下实体市场的对照互鉴，所有参与各方都有望做到最大限度的放心。上述这一系列的配套完善，现在都在山海共富窗口统一谋划、逐个落实的业务推进之中。相信当这一体系构建完成、落地生根、有效运作的时候，我们前面担心的“堵点”，将会因为他们的攻坚克难、补上短板而不再突出，最终或将不复存在。
据我所知，我省这个窗口，虽然也有一定的物流能力，但是从他们做“三端发力、全链条消费帮扶新模式”的角度来说，他们会更多地延请现已成规模、成气候的大中型物流公司来参与，而不是所谓的“包打天下”。合作共赢嘛！社会化的大生产，就讲究个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谁有长处，谁就尽量发挥。如果是独立的物流公司得不到农产品承运的信息，那我就来帮助您对接好，然后您直接去拉货就是了。您挣您的运输钱，我挣我的服务费。这样一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统一大市场愿景，正是我们建设高水平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
直播现在窗口起码有100多台了，当然还在发展之中。确实有好的产品，应该说搞直播不成问题。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说是专门学传媒的，只要对产品用心了解，才艺了得，能对着镜头不打怵，伶牙俐齿，那就完全可以做好直播。直播是一个促销的利器，但窗口从销售这一端要全力做好的工作还有很多，我想到的起码有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是信息畅达。亿万的农民在生产端提供农产品，亿万的消费者在销售端等着买到农产品，这里面的关键，是一个纷繁的、海量的信息如何实现有效的对接。一是信息是不是足够充分，二是对接是不是足够快速。马云为什么提倡“新零售”？“新”就“新”在它是线上线下一体化了。线上的信息流，有序引导着线下的实物流，不再是“瞎子摸鱼——撞大运”了。当然，线上的农优产品信息不知是否靠谱，那我还可以逛逛实体店。真刀真枪地品尝过以后，他就会成为“好货出山”“有粘性”的客户、死忠粉。
其次是信用保障。现在我们都担心农产品的安全。这个店家、这个农户、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假冒伪劣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个大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对网购也多有诟病，对此我个人倒认为，只要政府监管和网购平台能很好协同配合，网购反而是可以比较有效地打假的。因为网络是有记忆的，根据网络留痕查处假货和制假者，不但人赃俱获，而且铁证如山。但是现在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的运行管理部门，在配合上或许还不能真正做到“同频共振”、携手同行。
作为网购平台来说，我只能提供相关信息和线索，但我不是执法者。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平台必须无条件配合，要什么数据就得给什么数据。两者之间的联动要能健全一个章法，且能得到高效的执行。消费者可以监督，但要“打假”有点难，成本也太高，况且也不是他们的职权和义务。市场监管要善待平台经济，更要善用数智手段。只靠几个戴袖标的执法人员，到实体店或专业市场去巡视，那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网购在社零数据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
再次是保险机制。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发生争议怎么解决？阿里的经验就是搞个支付宝，通过支付宝来提供第三方的保险。之前发改和农业部门曾积极探索农业保险，这件事还要做细做实。政府部门、保险机构，还有平台企业，合在一起提供一个农产品的保险机制，那太就好了。付那么一点有限的保险费，最后能够保证成交的农产品货真价实，出了问题可以得到补偿，对产供销多方都有利，又何乐而不为？
最后是社会监督。正面的，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报道，加以鼓励；反面的，媒体的曝光和鞭挞也很重要。尽管媒体是“无冕之王”，但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更重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这么一个法治的环境下，无论是生产者、流通者还是消费者，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商家，大家都按法治的思维去行事，这最后的销售环节就会放心大胆地成交。
只要把前面相关的这几个环节完善起来了以后，销售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市面不领我有信息畅达，撮合成交我有信用保障，规避风险我有保险机制，发生争端我有社会监督特别是政府监管。其中政府监管和网络平台的协同配合特别重要。法院如果要判决一个案子，那是要讲证据的，是要举证质证的。把事实搞准了，然后才能根据法条定罪量刑。网购的大量证据都在网络平台，监管部门要能够有效利用，互相之间要有一个具有法定效力的“契约”，把责任和权利厘定清楚，然后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去切实加以落地。销售重在体验，本来我们是农优产品，是“好货出山”，可最后拿到消费者手里却惹一肚子气，还多有不放心，这就白忙活了。要按问题导向的原则，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好的消费体验”才是硬道理。
山海共富某种意义上，也是山海协作和共同富裕的融合版。从浙江的辨识度来看，主要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山海协作最初起步，主要是政府在那里推动。上级政府一旦发现地区之间发展和贫富的落差较大，那就要想方设法缩小差距，希望实现比较协调或均衡的发展。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因此让“山海”两方面携起手来：你有能耐、你有本钱，你就去帮一把弱势方。这件事一开始的第一推动力，显然要靠党委和政府、各级组织，但是执行下来的情况，后来发现光是依靠政府，效果还不够理想，尤其突出的是不可持续。中央说得很清楚，市场才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要起“决定性”的作用。那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在遵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或者基础之上，去为这些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去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环境。这，才算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所以，从浙江的山海共富窗口和平台就可以看出来了，政府和对口办在前面讲东西部协作、推消费帮扶。但具体如何去做，还是要用好市场的力量，带上企业，带上农户。怎么带？首先把平台企业给带起来。
现代集团从做市场起家，已经35年了，这本来就是他的强项；老总是第一代的风云浙商，当时是最年轻的一位，至今屹立不倒。这么多年走下来，证明这些浙商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水性很好、有一套本事之外，确实也是有情怀的，是跟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合拍的。他们这些年在成长发展的历程中，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两个健康”，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我觉得党和政府要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最高的境界就是“引而不发，跃如也”。方向指明、愿景描绘、道理讲明白了以后，把那些有情怀的、有格局的、与落后地区的发展有共情的企业家召唤起来，组织起来，引领他们去投身山海协作、山海共富的事业。领导和官员才多少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说到底还是要靠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家。
当然，现在的企业在新的技术和市场条件下，也在分化和改组之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有两类企业是比较合适的：一是应对能力比较强，人才积累比较厚实，企业家格局也比较大，他慢慢地做下来，就会发展成为平台型企业。然后是一众中小微企业，能力和格局有限，但专注于比较单一的产品、细小的环节，他慢慢地做下来，也就会发展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在那些细分的领域里，他就是有“两把刷子”的，是个隐形冠军。平台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有机融合在一起，可望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生态圈。平台企业多提供一些综合性的、或者叫公益性和半公益性的服务，专精特新企业把自己小产品和单一环节做到精益求精，很有竞争力，这样一种企业的组织化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是个福音。
在这种新背景下，那种当不了鸡头、又不愿当凤尾的企业，那些不上不下的“半吊子”企业，日子就会比较难过，前景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在总体经济增长下行的态势下，往往只能不断下滑，甚至关门大吉了。商场如战场，航母从来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一个包括驱逐舰、扫雷艇、潜艇，补给舰等一大堆船舰在内的战斗群。这样一个群体，才可以称得上是一座移动的军事基地，才可能去到深海和远洋，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或打击力量。
同样道理，我们的窗口平台，要有足够的情怀和格局，善于和各方力量搞好合作。此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政府。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也是我们党提出的重大战略。其实我们国家财政拨扶的补助资金，给农业是最多的。但无可否认，使用的效能还不太高，有的钱都浪费了。怎么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使用的效果呢？除了政治上的号召、动员和引领之外，政府就是要善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促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的合力。
对合格的市场主体，在进行短名单或其他动态管理的同时，也要防止垄断和不公平竞争。政府的公平正义监管，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谁干得好，就支持谁把路子给蹚出来。盆景做好了，然后逐步变成一片森林。这就像毛主席曾经讲过的：“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我们党推动工作从来就是这个办法，培育典型，以点带面。
我们浙江的地方领导和民营企业做事，大家都有个潜台词，那就是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去努力。政府的有为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让市场更好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有为”，才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反之，弄不好是“更坏发挥政府作用”。你说这个山海协作，政府该开会开会，该动员动员，但最终是企业要跟上，市场机制要起作用。那么这件事就不会那么累，而且还能可持续地做下去。
我们浙江如果说能提供一点借鉴的，就是我们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先发地，尽可能地用好市场机制，尽可能地发挥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内生的积极性，然后政府来把好方向、搞好监管，同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好的，就抓典型，以点带面，波浪式地往前推进。既不要政府一头热，也不要市场一头热，前者不可持续，后者易出偏差。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把好事办好。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状态，我们理论上可以这样设想，但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如果浙江省可以做得到，兄弟省市也都能做得到。如果说浙江省作为共富示范区还能给兄弟省市提供点借鉴的话，这或许还可以算作一条。
（作者曾任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现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首席专家、学术委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正式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