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博君/文 马祯俊/摄
我是2010年1月调任中国湿地博物馆馆长的。当时，这座屹立于西溪湿地东南角的博物馆，开馆才两个月。
在那之前，我一直在区级机关工作，对博物馆的运营管理其实没有什么经验。不过我也有自己的优势，大学期间我读的是园艺系蔬菜花卉专业，这跟湿地博物馆研究展示的生物多样性关联度很高；我还写过一些书，在别人眼中算是一介文化人，这跟博物馆的气氛似乎也是吻合的，所以组织上才会有这样的安排吧。
对于这个之前从没想到过的新岗位，我是满怀热忱和信心的。第一次沿着博物馆的清水混凝土长廊走进大厅的时候，我就被这里精致独特的展示场景深深吸引了。想到首任馆长和未来的同事们把这座博物馆建造得这么出色，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能懈怠，得把博物馆管理运营好，才对得起他们的辛苦付出，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厚爱。
当时的市、区主要领导确实对湿地博物馆特别重视，经常会来馆里视察指导，或陪同各路宾客前来参观。每次莅临，领导们几乎都会强调一遍：中国湿地博物馆的目标是“全国领先，世界一流”。
起先，这样的嘱咐很令人振奋，但没过多久，随着对工作的逐渐熟悉，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为什么？因为按理说，以“中国”冠名的博物馆，须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建立，而我们这座博物馆的“国字号”，是由国家林业局授予的。当时我国的湿地保护事业方兴未艾，以湿地为主题的博物馆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在建场馆规模大、起点高，无论占地面积还是投资规模，都有赶超我馆之势。这不免让人担忧：万一他们通过文物线的途径，从国家文物局那里也拿到了“国字号”，那我们这座“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全国领先”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怎么才能巩固在全国湿地场馆中的龙头地位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设法扩大影响力。毫无疑问，湿地博物馆是因为依托了西溪湿地这座全国第一家的国家湿地公园，才得以“一步登顶”，成为国字号博物馆的。但开馆毕竟才不过几个月，有很多市民和游客其实还不太了解。大部分市民一提到这座场馆，都是称呼“西溪湿地博物馆”，而不是“中国湿地博物馆”。
当时在博物馆毗邻的天目山路上有一个公交车站，站名是“汽车西站”，我就在想，能不能向公交集团争取一下，把站名改为“中国湿地博物馆”？时任副区长孙卫明得知我的这一想法后，不仅大力支持，还主动帮我牵线认识市公交集团的两位领导，最终促成了此事。
类似旨在扩大博物馆影响的事情当时做了很多，包括策划各类有特色的活动、在媒体上加大宣传力度等等，但这些主要还只是针对杭州市民的，要想在全国扩大影响力，巩固行业地位，须得有更大力度的举措。于是，我开始发挥曾经做过区委报道组组长和当过人大办主任的工作经验，决定从搭建全国同行的舆论和组织两个平台入手，来提升巩固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地位。
2010年8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我们创办了《国家湿地》杂志。这是全国第一本湿地综合刊物，面向全国相关的湿地、高校和图书馆等单位投递。说到“国家湿地”这个刊名和“综合刊物”这个定位，又有故事好说了。早在二十年前，我还在团区委工作的时候，就曾办过一张《西湖青年报》，所以对于创办《国家湿地》杂志，我是胸有成竹的。我的设想是，既然要占领行业龙头地位，就要理直气壮地喊出与“国字号”博物馆相匹配的刊物名称，所以就借鉴了颇具影响力的《国家地理》刊名风格；同时，刊物要服务全国同行，既要报道大家的工作经验，也要为大家发表作品提供平台，所以就初拟了“巡展”“科普”“文化”“研究”四大板块，力求将与湿地相关的资讯全部一网罗尽。
为了论证办刊方案，我们特意请来十几位办刊专家进行讨论。果然，有专家首先就对“国家湿地”这个刊名提出了异议，认为口气有点太大了，还是谦逊一些为好。这些意见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与我们的办刊意图显然不符，况且国家林业局对这个刊名都表示了认可，我们为何要妄自菲薄呢？至于刊物定位，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应该办得更“专”一点，要么就是湿地文化读物，要么就是专发湿地论文的学术刊物，搞成综合的会“不伦不类”。
但我们就是要满足所有湿地保护从业者各个层面的阅读需求。之后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国家湿地》的刊名，还是综合读物的定位，对我们中国湿地博物馆来说都是最恰当的。刊物试发了几期后，就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全国各地的湿地保护区、湿地场馆纷纷向我们投稿，一些单位和读者还通过各种途径来向我们索要或者要求订阅杂志。
一本刊物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众多的幕后工作者。我在其中，不过是一个策划者和组织者，值得铭记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博物馆当时的研究部负责人夏贵荣，创刊初期的许多工作都是他在落实的。当我们在核算办刊成本的时候，有一种最省力的方法，就是通过招标找一家合作单位来替我们去执行办刊，但这种模式一年的费用起码要40多万。于是我就跟他商议，能不能我们自己找编辑来编内容、自己找印刷厂来印杂志。为了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印刷厂，我找了很多在杭州本地印刷的刊物和书籍，夏贵荣就按图索骥，一家一家地联系要报价，又一家一家地实地考察，把他们的机器设备拍照回来。然后我们召开全馆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从中选择三家让印刷厂打样看效果，最终选中的一家印刷厂，印刷成本整整低了一半，效果却完全不比其他印刷厂差。通过这样的精打细算，我们把全年6期全彩胶印、每期发行2500册的杂志总成本控制在了25万。
再比如我们外聘的执行主编卢江良，也是一位功不可没的人。当时我们曾向好几位知名的编辑作家发出邀请，但综合读物的定位却让大家望而却步，最终只有江良先生把我们的刊物定位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而且了不起的是，他几乎包揽了从组稿到编辑的一应事务，这一干就是整整13年，为湿地博物馆编辑出刊了70多期精美的杂志。还有好友周为筠先生，为我们牵线搭桥，解决了刊号的问题。
除了打造《国家湿地》这个舆论平台，我们还成功组建起了一个覆盖全国湿地场馆的专业组织。因为之前在人大机关工作过，对一种叫作“联谊会”的松散型业务交流组织模式比较熟悉，我们就“移花接木”，主动向全国各大湿地的博物馆、陈列馆、展示馆、标本馆发出了成立“全国湿地类博物馆联谊会”的倡议，结果得到了全国二十几家场馆的积极回应。2010年10月，联谊会在风景如画的西溪湿地正式成立，中国湿地博物馆当选为会长单位，《国家湿地》杂志成为了联谊会的会刊。此后依托这一组织，全国湿地类场馆之间广泛开展了一系列馆际交流与合作，我们中国湿地博物馆也开始被全国同行熟知。
2011年的一天，博物馆里忽然来了一位神情严肃的不速之客，他在博物馆上上下下转了一大圈，然后径直来到馆长办公室亮明身份。原来，这位竟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秘书长李元潮先生。他是在浙江自然博物馆康熙民馆长的推荐下，专程从北京来杭暗访我们博物馆的。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是中国科协直属的一级协会，下属科技馆专业委员会、自然馆专业委员会、水族馆专业委员会、天文馆专业委员会等多个二级专业组织，因看到我国的湿地保护事业发展迅猛，全国湿地场馆越来越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于是计划成立湿地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为了物色牵头单位，这才派出秘书长前来暗访考察。
2012年3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有利和秘书长李元潮专程来杭考察，为我们送来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湿地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印章及登记证书。我也因此兼任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副理事长，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全国领先地位由此进一步得到巩固。时任西湖区委书记郑荣胜对我们的工作非常肯定，他开玩笑地说：“你的级别比我都高了，不过，是不享受待遇的。”
到湿地博物馆担任馆长的同时，我还接受了另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开展西溪文化研究。
这项工作原本是由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办公室负责的，我到湿地博物馆工作的时候，西溪研究院刚划到博物馆。研究院院长是由分管湿地的区领导担任的，我兼任了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其实就是具体办事的。还有一位副院长，是由余杭区那边的湿地三期办公室负责人兼任的。
说老实话，虽然我之前出版过不少作品，但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过西溪湿地开发之前的文化调查工作，初来乍到挑起西溪文化研究的担子，感觉还是蛮有压力的。幸运的是，我们西湖区有一个挺活跃的民间文化研究组织，叫做西溪文化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不仅聚集了钱明锵、单金发、刘大培、应守岩、沈雍方、金永炎、沈庆漾等一大批西溪乡土文化的研究者，而且活动非常频繁，文化研究成果频出。依托这个民间文化组织的研究力量，西溪研究院在短短几年内，就陆续出版了40多本《西溪丛书》，以及《西溪通史》《西溪词典》《西溪文献集成》《西溪研究报告》等系列全书，连续几年荣获《杭州全书》编撰工作的先进单位。
对于我这个副院长来说，具体的文化研究项目其实做得并不多。我们更多的工作，是策划选题、组织撰写、协调经费、落实出版等等。当时研究院的编撰经费其实非常有限，而西溪文化研究者们的研究热情却非常高涨，为了让更多的研究成果得以成书，我们主动找余杭湿地三期对接，希望能共同承担出版经费。因为当时特殊的体制，西溪分属两区管理，但西溪研究却是分不了区的，杭州城市学研究中心对各分支机构的全书编撰工作也有明确的要求。我们向当时的湿地三期办公室主任韩峻说明来意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因此在整个西溪的管理体制合并之前，西溪的文化研究工作其实早已经一体化在推进了。
除了组织编撰西溪全书，西溪研究院还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就是推动土默热红学文化研究在西溪的落地。
土默热红学的核心内容，是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应为洪昇，西溪湿地就是作品中大观园的原型地。这一学说对传统红学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因此招来的反对之声可想而知。坦率地说，我对《红楼梦》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权。但说实话，学术本来就是应该争鸣和探讨的，更何况土默热这位远在吉林的蒙古族学者，已经提出了有关我们西溪的这样一个颇为全面系统的红学学说，我们作为西溪文化研究的工作者，怎能无动于衷呢？
在市区两级领导的指示要求下，2010年我们开始筹备“土默热红学与西溪文化”研讨会。我们的设想就是，要把全国红学最权威的专家请到西溪来，与土默热先生进行面对面的学术探讨。但问题是，我也不认识中国红学会的专家啊，怎么才能把他们请来杭州呢？
这时，西溪研究会的单金发跟我说，著名红学收藏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杜春耕先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红学专家，曾向西溪湿地捐过藏品，我们可以想办法通过他去找一找中国红学会的其他专家。于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单金发一起赶往北京，去红学会，去一些专家的家中拜访。起先，听说我们要办这样一个研讨会，专家们都表示无法参加。就在我们感觉好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的时候，一位专家的话又让事情出现了转机。他说：“杭州与《红楼梦》倒确实是有关系的，如果研讨的是这个主题，我倒是可以考虑参加。”
当时我们身在京城，也来不及向领导请示汇报了，我和单金发一商量，就临时将研讨会的主题调整成“杭州与《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于是，我们终于把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蔡义江、吴新雷，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孙玉明，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周思源等一批颇有分量的红学专家邀请到了杭州，在西溪湿地百家溇召开了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作为主办方，我们其实就是希望通过组织这样的研讨会，为西溪湿地注入更加浓厚的文化色彩，也为中国的红学研究交流和红学成果展示搭建一个新的平台。
此后，湿地博物馆还承担了红学陈列馆的布展设计和改造工作，将位于湿地高庄的蕉园诗社提升改造成为“西溪红学陈列馆”，把土默热红学研究的成果以固定展陈的形式展示给游客。我们还在湿地博物馆的中庭举办了“西溪红楼品宴会”，邀请西湖职业高级中学的大厨把《红楼梦》中的西溪名菜制作出来，让前来博物馆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免费品尝。
对于博物馆来说，征集藏品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对于藏品又有不同方向的要求，比如历史文化类的场馆，通常以征集文物为主；而自然科普类的场馆，多以征集各种标本为主。
开始我以为，我们是以“湿地”为主题的场馆，本着开放的思路，两个征集方向可以同时展开，那就会比其他单一的场馆更加有利。可是当我跟着我们的保管部部长去了几趟拍卖会后，我就有点气馁了。
本来，有好几件文物都是与湿地主题相关，甚至还有直接反映西溪历史的，但那价格实在令人望而却步。我们博物馆每年一百万元的藏品征集费，要是拿来征集文物的话，最多也就只能征到几件比较普通的文物，要想征集到堪任“镇馆之宝”的文物，动辄几百万。我们总不能两三年时间只征集一件镇馆之宝，别的什么馆藏也不征集吧？
文物之路走不通，我们转而把目光投向动植物标本。有人建议，是否可以征集一些
诸如鸭嘴兽、猛犸象之类的珍稀动物标本，但是一问价格，也并不逊色于拿得出手的历史文物。本来，如果真有理想的候选镇馆之宝，我们也是可以再向区财政打报告申请的。但想到西湖区财政每年已在我们场馆投入巨大的财力以维持场馆的运行，再要花个大几百万的代价去征集这样一个虽与湿地相关、但跟西溪并没有太大联系的标本做镇馆之宝，连我自己也觉得开不了这个口。
怎么办？那我们索性就反其道而行之，把仅有100万藏品征集费尽量花在刀刃上，花得性价比更高些。经过保管部和研究部的讨论分析，最终我们决定把征集方向放在昆虫类、蝴蝶类、贝类等单价相对较低，但品种却更较丰富的生物标本上，这样既能花较小的代价征集到更多的藏品，也比较容易在某一细分的领域做深做精，为博物馆自办展览打实基础。
调整藏品征集思路后，我们的馆藏数量就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不仅依靠自身的馆藏策划了许多专题展览，还向其他博物馆成功输出了一些临时展览。
西溪湿地在二期开园后不久，曾选出过充满诗情画意的“西溪十景”。我因从小爱好篆刻，一日突发灵感，决定亲自动刀篆刻一组作品，来为西溪的十大美景摇旗呐喊。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后，我就把这组作品的原石全部捐赠给了馆里，心想也算是给博物馆增加藏品做一份贡献吧。我们保管部的部长杨海芳在收到印章后，还非常郑重地给我颁发了捐赠证书。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们既然没有太多的经费去征集文化类藏品，何不通过举办展览、活动等，来设法为馆里积累一些藏品？当时我刚好在陈振濂名家工作室进修书法篆刻，班里就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名家，我想如果能够把他们都动员起来，围绕西溪主题办一场书法创作展，不就可以将大家的作品收藏起来丰富我们的馆藏了？
正巧那阵子，我写了一篇七百多字的《西溪赋》，在《中国林业报》《美术报》《书法导报》等刊发后，反响还不错。于是我就决定，干脆策划一次《同书西溪赋，共抒西溪情》的书法创作活动，通过刷我个人的脸面，邀请大家来为博物馆创作书法作品。我草拟了一段启事，言明此次创作活动的作品将在博物馆集中展出，但所有作品在展览结束后将全部无偿捐赠给中国湿地博物馆。也就是说，这次活动是完全公益性质的，参与者无论咖位多大都不会有任何的报酬，唯一的回报就是展览结束后我们将编辑一本作品集，给每位参与者赠送两册。
令人感动的是，这样的公益活动，还是得到了大家的积极支持。第一位寄来作品的新疆书法家李长忠先生不仅书写了全文，还装裱成了册页，感动之余，无以为报的我当即动笔写了一篇《巨制书赋寄真情》的赏析文章，发表在《中国书画报》上，权表我的感激之情。
回想那阵子真是幸福啊，几乎每天都能陆续收到满怀真情支持的作品，张焉如、金良吉、韩献良、陈显丰、薛元明、郭超英、高甬春、王佩智、纪伟、李耀中、张高鹏、罗传仁、项飞云、楼胜鲜、夏有良、厉剑飞、方栋楚、冯建国、汪金龙、吕永军、刘灿辉、田一峰……太多太多的朋友用行动给予了莫大的支持，范先锋、单金发、童伟宏等好友还替我张罗邀请更多的书家前来参与创作。在将近半年时间里，一共收到了全国97位书家的100件（组）书法作品，不仅成功举办了一场展览，还为博物馆增添了100件（组）有意义的藏品。
但没有镇馆之宝，对一座博物馆来说总是一大遗憾。一次，我去北京参加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会议，对我们工作一向十分关心和支持的程东红理事长谈到一个重要观点：博物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博物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各类展示场馆，还应该包含动物园、植物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乃至各类自然保护区等。这让我顿时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确实，在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的二级组织中，就有一个自然保护区专业委员会。
那么如此说来，西溪湿地公园本身，不就是一座天然的博物馆吗？再换个角度去看，是不是也可以把西溪湿地看成是湿地博物馆最大的镇馆之宝呢？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我突然发现，在湿地博物馆最重要的“中国厅”，就有一面濒临西溪湿地的落地玻璃墙，每当我们的讲解员带着观众来到这面玻璃墙跟前，就会驻足向大家介绍：外面就是西溪湿地的实景。然后开始介绍西溪湿地的几大特点：野、冷、孤、静、幽。
很显然，在这个复原了国内几大类典型湿地的展厅中，正是通过“引景入馆”的方式，玻璃墙外的西溪实景也成为了一座最重要的展示场景。只不过在人们常规的思维中，都是从展示柜外面往里观赏展品；而在这里，却换了一个视角，是从博物馆这座巨大的“展示柜”向外观赏一件更大的天然展品。因此，中国湿地博物馆有一个天然的“镇馆之宝”，那就是西溪湿地。
这一观点，得到了时任浙江省博物馆协会会长康熙民的大力支持，这令人倍感振奋。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在“镇馆之宝”活化文化探索中的发现，我们特意发起了一场“镇馆之宝”甄选活动，选择一批最有特色的馆藏物品作为候选，公示在博物馆的中国厅，让所有入馆参观的游客参与投票，并在博物馆的官网上开通推荐通道。结果，丁桥镇皋亭山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卢永高副会长提交了一封推荐信，正是建议将西溪湿地列为博物馆的活体“镇馆之宝”。这一富有创意的提议，果然引发了市民和游客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这个建议让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觉得这种想法匪夷所思。最终，康熙民会长发表了一段非常权威的话，为我们这场“西溪湿地能否成为镇馆之宝”的讨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康会长认为，所谓“镇馆之宝”，简言之就是一个博物馆根据其性质、特点、任务，按照一定的规定和标准收藏的具有特别重要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代表性典藏品。因此，一般人们提及“镇馆之宝”，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某一件具体的藏品。但事实上，博物馆的类型很多，他们对“镇馆之宝”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博物馆里，“镇馆之宝”可能就并非一件具体的藏品，而是某一位特殊手工艺的传承人。中国湿地博物馆是依托于西溪湿地而建的，其生态博物馆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而从新型生态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及意义上看，其“镇馆之宝”的选择也并非一定要拘泥于某一件藏品，而更应该从生态博物馆特殊的存在意义角度来考量。从这一点上讲，市民卢永高的提议不仅有其道理，而且还为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拓展了有益的思路。
说起博物馆的往事，不能不提及那时候举办的各种展览。其实办展经费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那种国家级场馆的大型展览，我们几乎没去引展过，不是不想，而是高昂的借展费实在承受不起。但一个博物馆，如果没有不断更新的专题展览吸引观众，就会渐渐被大众遗忘，所以我们的陈展部整天都在挖空心思想着怎么策划展览，好在研究部、保管部、社教部的小伙伴们都很给力，大家通力合作，不断想方设法策划出了一场场心思满满的展览，为游客献上了一道道知识与视觉交融的盛宴。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场“无中生有”的“荷文化”展览。荷花是极具代表性的湿地植物，我们就想策划一场与“荷”相关的展览。但在保管部征集到的藏品中，虽有一些荷纹图饰的历史物件，可很多连文物还称不上，做纯粹的荷主题文物展，肯定做不过人文类博物馆；再看我们的荷莲品种植物标本，数量也十分有限，即便勉强做成一个品种展，也必定及不过植物园的荷花展。经过集思广益，最终我们决定打破自然类展览和人文类展览的界限，将自然科学知识与历史文化知识集结起来，做成一个跨界的“荷文化”展览。
为了在展览形式上出新，我们将博物馆的中庭布置成了一个木道蜿蜒、荷叶田田的荷塘实景，还在荷花丛中设置了干冰机，当开幕式结束大幕拉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云雾飘渺的荷塘仙境，吸引着观众前去一探这个展览的究竟；登上木桥，沿着栈道穿过荷塘，走入长长的中庭回廊，便可一路鉴赏不同品种的荷花，了解有关荷花的自然科普知识；来到顶层的专题展厅，展现给观众的又是丰富多彩的实物展品和荷文化内容。为了丰富展览的形式，当时的陈展部部长李忠还专门去转塘向一位民间收藏家借来了一批石臼，作为盛放品种荷花的容器，其细致的用心可见一斑。
还有一场“蝴蝶文化展”也是蛮让人骄傲的。因为尝到“荷文化”展的甜头，之后我们的许多专题展览都带上了“文化”，而不再仅仅做成单纯的科普展览。做蝴蝶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蝴蝶标本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规模，单纯办一个标本展也不在话下。但是为了让观众产生别开生面的感觉，进而激发大家主动了解和学习知识的兴趣，我们还是在展览形式上动了许多脑筋。这一次，中庭被布置成了一个“蝴蝶泉”的场景，山谷上草木扶苏，泉水潺潺；山谷下石洞幽幽，进洞便可观赏到蝴蝶从孵化、成虫、结茧、羽化的整个生命过程。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山洞外有几个巨型的网箱，里面放养着上千只美丽的蝴蝶。展览开幕那天，网箱开启，到场的观众刹那间欣喜地沉浸在了蝴蝶漫飞的美好场景之中。
今年下半年，快满13岁的湿地博物馆即将迎来第一次的全馆提升改造。前几日，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浪漫的夏夜诗音会，作为暂时的告别。我在微信上发了参加这场活动的现场图片后，昔日区人大办的同事李寄留言：“记得好多年前我带着女儿一起参加过博物馆活动，陈主任还讲解来着，当时还放飞了一大群蝴蝶，美好的回忆。”
能够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荣幸。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的时候，在国家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还和法国卡玛格湿地博物馆联手，举办了一场“卡玛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卡玛格湿地自然保护区风采展”，这个展览的所有展品，都是由卡玛格湿地博物馆的馆长亲自从法国押运过来的，被列为了中法建交50周年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自此，湿地博物馆的馆际交流也从国内走向了世界。
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来自法国南部的那位湿地博物馆长，她的作风严谨、务实，一到我们博物馆就进入展厅，亲自动手布置展览，每一件展品的摆放都要斟酌许久，特别认真细致，为我们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表示对她的感谢，也为了传播中国特有的文化，我将自己篆刻的一枚“地湿近瑶池”印章赠送给她，还让翻译把这句话的意思详细解释给她听。这位性情中人的馆长捧着印章开心无比地说：“太好了，今后我要在我们所有的文件上都盖上这枚印！”
2017年，我调离了中国湿地博物馆。按理说，有关湿地博物馆工作的那些回忆，也可以就此打住了。可事实上，离开博物馆后的这六七年时间里，我却感觉好像从未离开过西溪湿地一样。每次走进这片绿意盎然、野趣横生的美妙湿地，那种熟悉又亲切的感觉便会扑面而来。再仔细想想，这些年来我参与过的很多事情，似乎也依旧与西溪湿地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刚离开博物馆的那段时间，我花不少心思创作了一套名为《疯狂博物馆》的童书，这套书其实就是以中国湿地博物馆为背景写的。我从博物馆分别选取了四类比较典型的湿地，以拟人化的手法写了4个发生在不同湿地中的动物故事，目的就是想通过讲故事，把湿地知识传递给小读者。这套童书被我定位为“湿地季”（因为之后又出过“远古季”），其中有一本《小鸊鷉奇遇》，写的就是发生在西溪湿地的动物故事，主人公当然就是西溪湿地最受欢迎的动物小鸊鷉了。还有一本《神秘的树洞》，灵感就来自于湿地博物馆中国厅红树林场景下的树洞，因此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我还特意要求一定要把湿地博物馆画上去。
《疯狂博物馆》出版后，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喜爱，为此我还应邀去江苏、上海、贵州以及我们浙江的余姚、上虞和杭州本地的几十所小学举办讲座。为了让孩子们更直观地了解西溪湿地，了解中国湿地博物馆，我事先都会准备大量西溪湿地和博物馆的图片做成ppt，还会带上我自己购买的小鸊鷉、弹涂鱼、小龙虾等动物标本，看到孩子们兴奋激动的表情，我也特别开心。
之后新冠疫情来了，就不再去学校讲座了，但是跟西溪的缘分还在继续。2020年9月，应《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编委会的邀请，我撰写了一本《一曲溪流一曲烟》，用讲故事的方式解读了21首西溪诗词。没想到我为西溪写的第一本书，竟是在调离了西溪三年后才写的。
2021年下半年，在作家周珺的策划下，市作协联合几所小学开展了为期一个学期的“新编杭州故事”公益培训活动。这项活动是想通过指导小学生新编杭州故事，来宣传展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优秀文化传统。我负责指导的是育才外国语学校的28名同学，在确定新编故事的主题时，我又不假思索地把目光锁定在了西溪，精心挑选出8个西溪民间传说故事，供孩子们学习和改编。去年，《一零后新编中国传奇——孩子眼中的杭州故事》正式出版，育才外国语学校这28名同学的作品全部被收入其中。
今年以来，在区文联和区文创办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西湖区作协已经在西溪创意园内的之江编剧村举办了四次读书分享活动。有会员建议说，为什么老把活动放在这里，不能换换地方吗？当然，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会员都认为，在西溪湿地搞再多次活动也不会厌倦。今年5月，应“西溪大讲堂”之邀，我还去高庄带着游客做了一次深度的人文旅游，通过跟大家分享高庄的由来、蕉园诗社的历史、康熙与高士奇的故事等高庄背后的历史故事，我也重温了那段曾经在此工作过的美好时光。
在十年前我写的那篇《西溪赋》中，最后一句是“吾等有福，居留于斯，服务于此，定当竭尽绵薄，驻守一世矣。”如今虽不在湿地工作，但与西溪的情缘依旧绵延不绝，看来“驻守一世”的初心，应该是可以达成的。
（作者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