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加农/文 马祯俊/摄
第一次发掘在争议中收场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跨湖桥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激励人们不断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可以说，30多年前，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浙江文明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篇章。
1990年5月30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教师巫灵霄打电话给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萧山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所前身），告知电大学生郑苗曾于湘湖区域捡到文物的消息。文管办的我和同事倪秉章二人即刻前往电大，找到了郑苗的班主任胡建功老师。
当我们看到郑苗在湘湖区域捡到的石器、木器与动物骨器时，初步判定其为史前文物。我们向郑苗讲述了《文物法》的规定，郑苗随即表示愿意将捡到的所有文物交给国家。我要郑苗带我们去捡到文物的现场去看看。
两天后，我们随郑苗来到湘湖境内的城厢砖瓦厂取土工地。现场散落着无数的陶片、碎石器、动物遗骨和木器残件，以为遗址已被破坏殆尽。幸好，在取土现场边缘的剖面，我们发现了约30米长的文化堆积层。因遗址所处的位置就在古代跨湖桥附近，故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是在1990年10月至12月间。发掘面积300多平方米，共出土130余件文物，发现几处建筑遗迹与橡子窖藏。
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以往浙江区域其他史前遗址的面貌均不相同，看似很先进，但又有很多原始性。因此，考古队员对遗址文化归类与年代断定，都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只能依靠碳14做年代数据测定。经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碳14测定，跨湖桥遗址年代在8000—7000年之间，比河姆渡遗址整整早了1000年。
这本是一次石破天惊式的重大发现，它把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史整整提前了1000年。然而，这一惊人的消息在考古界却遭到了众人的质疑。理由可能是：专家们认为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工艺与已知的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遗址相比较显得更为先进，从而怀疑碳14数据测定的准确性，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不可能有那么早，可能是在河姆渡遗址之后。
于是，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就在争议声中悄然收场。
第二次考古发掘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0年10月—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最终在争议中收场。
在此之后，重新寻找跨湖桥同类型遗址，进一步确定遗址的年代问题，一直缠绕在我和同事王屹的心头。
2000年，省考古所蒋乐平有一“浦阳江流域史前遗址调查课题”，蒋乐平从浦江、诸暨一路调查，于当年后半年进入萧山。为此，我们与蒋乐平商量，要求他进入湘湖区域对跨湖桥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并得到赞同。
2000年底，跨湖桥遗址再次被调查发现。但此时，砖瓦厂刚刚转资不久，遗址周边可做砖瓦的土壤已被挖空，推土机正准备挖遗址区的泥土，用于砖瓦生产。发掘经费一时无从着落，情况十分紧急。
危机时刻，时任萧山市副市长周红英在听取我们的情况汇报后，召集了文化、财政、土管、城建、交通等五个局的领导，到遗址现场调研。未几，发掘经费下拨了。
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于2001年5月至7月进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文物，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可辨。遗址还出土了人工栽培的稻米颗粒，若遗址年代的数据无误，意味着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将向前推进1000年。
为了验证遗址年代的可靠性，考古队将出土标本送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碳14年代测定，其结果与第一次发掘测定的年代数据完全一致，在距今8000—7000年之间。这再次证实跨湖桥遗址是当时发现的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
至此，省内的考古学者们对跨湖桥遗址的文化特征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跨湖桥遗址应当属于一种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至少可以肯定，遗址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类型。若能尽快命名“文化”，就更能凸显考古的成就。
为此，我们请示省考古所领导，是否可以召开一次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通过会议的形式命名“跨湖桥文化”。省考古所领导非常赞同。此举得到了萧山区政府和省文物局领导的大力支持。第一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3月在萧山举行，中国考古学会两位副理事长、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张忠培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考古专家出席了会议。
出人意料的是，很大一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对遗址年代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普遍认为，这么先进的制陶工艺，其遗址到不了8000年，有的甚至认为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与省内考古学者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争议声此起彼伏。
在此情况下，严文明对跨湖桥遗址作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他指出：从表面上看，跨湖桥遗址似乎比较先进，但有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所有陶器中没有新石器中晚期的三足器，大多是圜底器，陶釜都用活动支座支撑，这说明遗址年代比较早；其二，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表明当时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是狩猎和采集，稻谷比例很少，只是一种补充；其三，遗址出土的所有石器都没有钻孔，是新石器时期早期遗址的证据；其四，跨湖桥遗址距离河姆渡遗址、马家浜遗址都很近，而跨湖桥遗址与他们又毫无关系。把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再往后移，拿跨湖桥遗址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比较，他们之间就更没有联系了。严文明最后说：我们不能以既有眼光来看待一个崭新的发现，跨湖桥遗址是一个崭新的发现。
严文明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测定数据问题，但已经推翻了其他专家对遗址年代等诸多的怀疑论点，极具说服力。跨湖桥遗址位于一北一南的河姆渡与马家浜两个遗址之间，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00公里，且都临近平原地区，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均属宁绍平原地区，马家浜遗址在浙北杭嘉湖平原。如与这两个遗址是同一时期，它们不可能没有一点交集，不可能没有一点文化联系。
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看，无论是把它放到河姆渡文化还是马家浜文化中，都截然不同、互不能容。晚于姆河渡和马家浜的良渚文化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距离则更近，而且在萧山境内也有发现，如位于进化镇的茅草山遗址、河庄镇的蜀山遗址都属于良渚文化，这些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直线距离在20公里之内。它们若年代相同，怎么可能在文化类型上存在这么大差距？由此推断，可以完全排除把跨湖桥遗址当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种论点。这也基本确定了此前碳14测定遗址年代数据的可靠性，严文明的高论彻底平息了会场此起彼伏的争论。
会议通过热烈的讨论，对跨湖桥遗址的相关问题得出了基本结论：跨湖桥遗存的文化面貌十分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皆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考古学文化，又自成一个整体，是浙江史前考古的崭新发现。由于其文化面貌的特殊性，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即“跨湖桥类型”。但限于当时相关的遗址发现仅一例，对遗址的基本分布范围尚不明了，还不具备文化命名的条件。与会专家提出，必须要再次找到与跨湖桥类型相同的遗址，了解遗址大概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才能真正命名“文化”。
会议取得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即为跨湖桥遗址参加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奠定了基础。借着会议机会，我请在场的《中国文物报》副总编曹兵武，以电话形式补报了评选活动申请。4月12日，跨湖桥遗址考古一举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现了跨湖桥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使沉寂了近二十年浙江史前考古工作有了新跨越。
发现“中华第一舟”
跨湖桥遗址经历了1990年、2001年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竹)器、骨角器，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2002年4月12日，跨湖桥遗址考古一举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此基础上，2002年10月至12月，我们对跨湖桥遗址第二次发掘区剩余部分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原本只打算把第二次发掘地剩余的近300平方米的遗址发掘清理完，就了事了。当时砖瓦厂尚未停工，企业负责人不时催促，正等着我们考古结束后挖遗址区的泥土生产砖瓦。
未料，这次发掘出土了更多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修复陶器近200件。遗址独特的文化类型清晰可辨，更令人惊喜的是，发掘后期出土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
独木舟的一端已被砖瓦厂毁坏，残长5.6米，最宽处0.53米。舟的两侧竖插着两排木桩，底部横架着数根木桩与石块。舟的两侧散落着若干木桨、木材以及编织物、砺石等文物。
这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这一发现对我国的舟船史与交通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被誉为“中华第一舟”。独木舟所处的地方是当时的湖岸边，交通部专家称其为中国最早的“码头”。
独木舟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成为考古学家、舟船史家研究考察的焦点。然而，关于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性质，有说是制作独木舟的作坊，有说是修理独木舟的工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不论是制作作坊还是修理工厂，其整体性的价值与意义都是极其重要的。
为此，我萌发了要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实施就地保护的大胆想法。一是因为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考古研究价值，如若搬离现场，必然会失去大量的考古信息，对遗迹的整体性造成彻底毁坏；二是萧山区委、区政府已经做出保护恢复湘湖的重大决策，独木舟遗迹就地保护，能为将来建造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奠定基础。独木舟与遗址博物馆定会成为湘湖最为重要的人文景点之一，为湘湖增添亮丽的文化景观。
然而，由于社会对跨湖桥遗址和独木舟遗迹的价值缺乏了解，就地保护计划受到极大阻力。况且这么大型的木质文物就地保护在国内尚属首次，8000年下来，木质文物严重碳化，当地环境十分恶劣，在地下水的入侵与露天日晒雨淋下，根本无法实施科技保护。为了使独木舟不受阳光雨淋，我们现场搭起了简易棚子，入冬时，将棚子全封闭盖住。
虽然有了临时棚子，但只能算是临时应急措施，已经极其脆弱的独木舟根本经受不起这样恶劣的环境，严重碳化的木料很有可能突然之间会化成粉末。于是，我们于2003年春夏时节建造了500多平方米的钢架建筑。为了能控制温度和湿度，再在彩钢棚内搭建了帐篷，安装了空调设备，彻底改善了独木舟遗迹的保护环境。这些举措得到了国内文物保护专家们的高度赞许。保护方案经过三次全国性的论证会，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审批。
但独木舟是否就地保护仍在争议之中。因为独木舟所处地标高度是海拔-1米以
下，而湘湖将要恢复的水位在4.5－4.8米之间，两者的落差近6米。独木舟若不搬走，湘湖的水面就无法恢复。我提出了建水坝一样的圆形围墙，既能把独木舟保护起来，又能够恢复湘湖水面，但此建议一直未被采纳，焦虑与压力终日笼罩我心头。
直到2005年4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临独木舟遗迹现场调研，对遗址保护作出了重要指示，为独木舟及相关遗迹最终能实施就地保护明确了方向。至此，压在我心头的巨石终于落地，之后的独木舟遗迹保护工作在顺风顺水中进行，为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发现下孙遗址
三次考古挖掘之后，考古学家根据跨湖桥遗址文化性质，认定这是一种单独的文化类型，但由于跨湖桥遗址仅仅是一个单独的遗址，缺乏一种旁证材料。在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来龙去脉等问题尚未调查清楚之前，命名文化的条件不够成熟，必须要再找到一个与跨湖桥遗址同时代的，其文化类型又是相同的遗址，才能正式命名“文化”。
为了尽早成功命名“跨湖桥文化”，我们将寻找跨湖桥同类型遗址的考古调查列入重点项目，自2002年6月起，在湘湖、蜀山、所前等地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2003年5月10日，终于在湘湖区域的下孙村附近发现与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下孙遗址。这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一年来的辛勤工作，终于迎来欣喜的成果。
2003年6月，省考古所与萧山博物馆联合对下孙遗址进行试掘。在同年11月至2004年1月做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品经碳14年代数据测定在距今8000年左右，年代与跨湖桥相同，文化特征也与跨湖桥相似。“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2004年“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列入区重点内容。区政府与省考古所计划在年底前联合召开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力争在会议期间命名“跨湖桥文化”。
要成功地命名文化，还必须先做好关键性的两项工作。一是《跨湖桥》考古报告必须出版；二是预先取得考古界权威人士对跨湖桥文化的认可。前者是一炮打响所必备的“炮弹”，后者能让成功命名“跨湖桥文化”更具把握。
根据省考古所与文物出版社所签署协议规定，《跨湖桥》考古报告的出版时间为2005年下半年。为此，我与发掘领队蒋乐平专程赴京，与出版社领导商谈报告提前出版一事。在陈述了原因之后，出版社领导非常支持，表示争取报告在2004年12月之前出版，并派编辑于6月专程赴萧山博物馆协助报告的编写整理，这等于提前介入报告编辑，大大加快了报告编撰整理速度。省考古所领导也指示蒋乐平全力进行报告编写，萧山博物馆把文物修复、图片拍摄、后勤保障等方面作为重点工作，密切配合。终于，《跨湖桥》考古报告于当年12月初正式出版，成为一部国内出版最快的考古报告。
关于考古界权威人士认可的问题，我向省考古所所长曹锦炎建议，确定严文明作为会议的领军人物，并请曹锦炎就召开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及“跨湖桥文化”的命名问题事先与严文明进行沟通。时至11月初，曹锦炎电话告诉我，他已与严文明电话取得联系，严文明表示愿意来参加会议，关于跨湖桥遗址的重要性他也会说明，但要命名“文化”为时尚早。
严文明的话对我如同当头一棒，因为如果不能命名“文化”，在当时召开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就没多大意义了。最关键的是“文化”不能命名，意味着我们的一项重大工作任务无法完成。
我当即就向上级领导请命，再次赴京，直接与严文明交流沟通。得到同意后，我与蒋乐平直接到严文明北京家中。
在交谈中，严文明起先对跨湖桥文化的命名问题表示为时尚早，他举例说：我们考古工作就如瞎子摸象，不能因为发现了一只象腿，就肯定这就是一只象。等到之后又发现了首、身等部位，还原本来面目后，如果不是“象”，则会闹笑话。这种例子在以往的考古项目中已经发生很多次，不能再重犯。他认为，跨湖桥遗址是一次重要的发现，但目前我们仅发现一处遗址，还不知道遗址的来龙去脉和大概的分布范围，现在命名其为“文化”，条件还不成熟。
面对严文明的这番解释，我告诉他，为了寻找跨湖桥同类型遗址，进一步了解跨湖桥文化类型的来龙去脉及范围，我们从2002年6月起，用了整整一年进行调查，已经找到了与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今天特意把新发现的下孙遗址资料带来，作情况汇报。
严文明在听取蒋乐平关于下孙遗址发掘情况的介绍，仔细审阅下孙遗址发掘的文字材料后，露出了赞许的神色。我们想借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命名“跨湖桥文化”的意图，得到了严文明认可。
上述两项工作落实后，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16日在萧山举行，与会的40多位国内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对跨湖桥遗址考古工作两年多来所取得的成就，如《跨湖桥》考古报告的出版仅用时半年左右，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就地保护等举措，都给予高度的赞扬。大家普遍认为，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条件已经具备。在第二天举行的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新闻发布会暨《跨湖桥》考古报告首发会议上，严文明代表与会的国内考古界专家学者，向新闻媒体宣布了“跨湖桥文化”的正式命名。
至此，一个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问世。
跨湖桥文化是当时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概念，它再一次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和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打破了浙江境内史前文化原有的格局，说明浙江的史前文明是由多个源流谱系组成的。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发现，成为浙江史前考古的里程碑，为今后浙江的史前考古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本文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萧山博物馆原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