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曜山看西湖全景-李忠摄
■ 陈文锦/文
四十年前的1983年秋天，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浪潮簇拥之下，新成立的杭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一个大胆而明确的决定：撤销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撤销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建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湖管理体制一次石破天惊式的改革。在此以前，曾有过两次所谓“区局合并”的改革，即由主打城郊农村工作的西湖区统一管理西湖景区，貌似减少矛盾，精简机构，实际上却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抹杀了西湖风景区工作的特殊性，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时隔不久就废了。这一次，也有不少人认为是“拉郎配”，乱改一气，肯定长不了。但是四十年后回头一望，这一次改革，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个合并是事出有因的。十年动乱以后，几乎所有来过西湖、了解西湖的人都痛感到它已经面目全非，一些原来脍炙人口的景点消失了，或者变得非驴非马了。除了公园和绿化，其余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元气大伤。要建设一流的风景名胜区，发展国内外的旅游事业，修复名胜古迹、增加文化内涵是一条不能不走的路。
那么，由哪个单位来具体实施呢？园管局吗，园管局的根本宗旨，实际上就是要把西湖建成一个超大型的、现代的城市公园，对其他没有兴趣。它的工作职责、知识结构、行为逻辑，决定了它承担不了这个任务；文管会吗，拢共才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自身出入景区的文保单位如岳庙、六和塔等地，还必须看园管局的脸色，更遑论掌控整个西湖的文化建设了。许多同志意识到体制性的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谈。于是，不少改革意识比较强的同志建议，将园林文物并在一起，输入新鲜血液，循名责实，压实责任，以打开西湖的新局面。在舆论和各界知名人士的强烈呼吁下，市委、市政府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决定一出，一时间舆情汹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大都是个人、所在单位与西湖没有利益纠葛的人，即今日所谓之“吃瓜群众”，反对者主要是建设界和文化文物界的职场人士，即所谓“利益攸关者”。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决策引起的涟漪，很快溢出了浙江范围，甚至影响到了全国，在各地都引起了轰动，西安、洛阳、承德甚至远在边陲的拉萨等城市都纷纷跟进，组建文物园林局，连园林界的老大哥苏州都想跃跃欲试，这说明这一改革并非杭州一家临时起意，忽发奇想，而有其一定的天然合理成分。因为发展旅游，既要求有美好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又要有具备特色的文化景点，两者必须得兼。在很多地方，园林和文物在地域空间上常常连在一起，但在实际工作中，两者因为各自理念不同，工作语汇迥然有别，发生矛盾是经常的事。让它们作为一个部门，统一部署，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取得1+1>2、相得益彰的效果。所以，这是一种从工作实际出发的现实考虑。
除了现实的工作考量以外，其实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这就与文物这一学科的属性和内涵有关了。大家知道，文物一般分为不可移动和可以移动两类。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很大一块是指以往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它们虽然在当下已经凝固为一种“文化”，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即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它们记录着以往城市建设的历史，是历代城市建设的精华所在。现代的城市建设，必须要有一定的继承性、延续性，才能凸显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才能立于世界名城之林。按理说，城市的建设、管理部门更需要借鉴它，更有责任保护它。在规划和发展中充分考虑它们存在的价值，将之纳入研究的视野，纳入城市建设的版图。正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多数国家将这类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列为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的责任和权限。
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文物一词早已成为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共名，它包含了一切人类活动的物质遗存。将建筑类的遗产称之为文物，是对其潜在价值的提升，使人们能够从文化的高度来确认它们的价值，也是对文化形态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一种扩充，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性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文化部门在保护手段、保护措施上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能做的并不多。有的事情，如果城建部门自己来做，或许轻轻一点就可以顺势而成了。但因为隶属关系不在自己这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把它纳入自己的视野，放弃了自己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种心态也无可厚非。所以，总体来看，这种管理模式，确实是有利有弊。
尽管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学科上的合理性，但这一改革，真的实行起来，难度很大，应了一句流行词，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除了杭州以外，其余城市大都只延续了一两年，就很快地偃旗息鼓回归原状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反转？因为它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多年以来的行政管理模式，即按系统分口管理的格局，这一体制的特点就是条块分割、互不相干、各自为政。这种行政力量一旦形成，其行为惯性存在于方方面面，虽属无形，力量却是非常强大和稳定的，不可能被轻易撼动。文物属于文化，属于意识形态部门，是宣传部统管的；园林属于城建部门，是建委统管的。一个处理城市建设的实际事务，一个坐在办公室研究历史和文化，两者距离实在太远，甚至可以说是鸡皮不搭鹅皮。把这样两个不同归口部门的单位放到一块，搞在一起，是一个全国没有先例的改革举措。这就必然动了原有的奶酪，势必遭到有关方面的各种抵制和反对。这是由思想上、认识上的分歧，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引起的。
同时，也应看到这种跨行业的合并确实存在很多具体问题，比如怎么归口，是将文物归之于城建口，还是将园林绿化归之于宣传口？文物经费虽少，却是国家全额拨款单位，必须专款专用，在科目上不允许错位；城建经费虽多，但来源庞杂，纯粹财政拨付的资金比例是不高的，所以有较大的转圜权。城建经费转圜权虽大，却只能在市本级使用；文物经费再紧，却还要拨付支持所属七个县市，所以矛盾很多。怎么处理财务问题，也是难题。这些事情看起来不大，操作起来却很难。即便在杭州，不少原先力主这一改革的人，此时也感到压力山大。对是否能坚持下去产生了怀疑，甚至也有想打退堂鼓的。而那些很快熄火的城市，多半是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卡了壳，做不下去了，只好退回到原地。
杭州市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一是决策过程慎重，并非心血来潮。时任市委书记厉德馨为此多次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高教界和政协的意见，分析了利弊，认识到西湖景观和别处不一样，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联系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不把园林文物两张皮黏合在一起，西湖的特色就无从发挥，这个问题早晚都是必须解决的，迟做不如早做，我们不做，谁做？在决策推出之前，其实市级各部门都已经了解了这一改革的动因、目的，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总体上波澜不惊。
一是由于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内部认识高度一致，面对外部和条条方面的压力和说辞，态度坚决，不信邪，不为流言所动，加强舆论引导，努力向各方面做说服工作。
二是妥善地解决了新机构运作的一些原则问题。时任市委副书记杨招棣一再对园文局领导班子打招呼，强调“一把手管园林，二把手管文物，大的问题党委讨论决定，具体业务工作各自独立运作”，确保了文物工作的自主地位。记得有一次会上财税方面的人表示这样很难做账，常务副市长顾维良马上起来说，“这有什么难的，又不是把文物的款子拨给园林局，现在是园林文物局，文物经费给文物局，一点问题都没有。分灶吃饭，各吃各的，等到年终敲龙门的时候，你们再把它归入文化口子就好了。”这样，机构运作和财政方式两个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如果当时再把合并的细节问题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则还可以减少许多合并后的阵痛和磕磕碰碰。
三是有中央尚方宝剑的加持，按照当时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口径，地方党政机构的设置，一些非要害部门，不要求上下一定对口，可以按地方实际情况自行决定，鼓励大胆地进行尝试。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不得横加干涉，不得因为机构设置的问题给下面出难题，穿小鞋。有段时间，厉德馨同志经常带着这个红头文件，说得反对者哑口无言。
有了以上三条，终于既平息了水面上的舆情的反对，又排除了水面下一些相关部门的干扰，使这一改革成功地得以实施。
那么，为什么众多实施这一改革的城市只有杭州坚持了下来，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其余跟风的都垮了呢？除了上面说到的第一第二条做得不如杭州充分的主观原因以外，和客观条件也有关系，因为这些城市园林文物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达到西湖那样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程度。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改作文物园林局的都垮了，只有叫园林文物局的杭州存活下来。这是不是说明将文物归口在城建部门，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内在合理性，而把园林绿化归口于宣传系统，则实在是匪夷所思、离谱离得太远了？
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顾这一历程，不能不为那一届市委、市政府的改革魄力和勇气所折服。这一改革，扭转了西湖单一园林绿化的框框，打开了西湖发展建设的新天地，同时打开了杭州文物工作、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古都事业的新局面。如果要调侃一下，说它是一盘很大很大的棋的宏伟开局，也不为过。
尽管市委、市政府对园林文物合并采取了义无反顾的态度，但园文局新机构的运作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园林本位思想严重的人，表面上承认新机构是园林文物合局，实际上私下却认为是园林吃掉了文物，“多了个小弟弟让自己管管”。有人以为文物到了自己手中，想怎么干就可以用怎么干。1986年，我带文物处的同仁去清华大学请郭黛姮教授来做六和塔维修方案，我们从北京一直追到大同，好不容易请到了她。郭教授来六和塔考察后，负责六和塔日常工作的管理处把郭老师的来往机票、住宿以至他们管理处请郭老师吃饭的所有费用，统统拿到文物处来报销，而当时六和塔门票收入一年高达200万以上，文物口一分钱也分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为这点小钱斤斤计较，真的有点欺人太甚了。另外一个管理处，既不做任何方案，连口头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开始了凤山水城门的维修，直到被省考古所发现后紧急叫停。这是园林自以为是，不尊重文物的两个极端的例子。
当然，园林系统多数同志是支持文物工作的，他们把文物看作是自己分内工作一样，这是主流。比如，几个博物馆的建设，园林方面搞建设的专家很多，他们的参与，使得我们这些只会写写说说、毫无基建经验的文化人少碰了许多钉子，少交了许多学费，在游泳中慢慢学会了游泳。所以，园林文物合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是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阻挡得了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随着瓶颈期的过去，随着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加强，终于慢慢走上了其应有的轨道。虽然后来不断有人提出两者能否重新分设，但应者寥寥。即便是以机构改革为由，最后也不能不作罢。终于坚持到今天，说明这个合并无论对西湖还是对杭州来说，都是正确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尽管一路坎坷，有种种不顺，园文局的成立，至少为西湖带来了三个方面巨大变化。
首先，杭州以及西湖的文物保护从此有了健全的机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在文化局时，文物不过是一个排名最靠后的一个业务处室，“忝陪末座”。想增加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有如过五关斩六将，谈何容易。成为园林文物局后，按照市委市府领导确认的原则，文物不是园林的二级局，更不是它的内设部门，文物虽然排在园林之后，但实际上取得了几乎与园林平等的局一级行政权力，那些有形无形的束缚文物事业发展的约束被取消了，自主权大增。在短短的几年内，新成立了市文物考古所（杭州博物馆、杭州考古研究所的前身）、专管地面文物的杭州市文保所，灵隐、岳坟、六和塔三大国保单位所在的管理区，增设了专门负责文物的专职副主任，下有文物科室，其他管理区也有了文物工作的责任人。新增的人员中，有正规大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有从社会上招聘的有识之士，也有从园林系统内部调剂过来愿意从事文物工作的有心人。一时人头攒动，声势大增，这是文化局领导下的文物部门根本做不到的。过去园林方面在施工中发现碑刻或其他出土文物，因怕文管会知道后会带来麻烦，往往私自处理了之。合并以后这种明里暗里破坏文物的事情基本绝迹了。比如在灵峰探梅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两件石塔的构件，很快被保护起来，用作陈列品，最后移交给了博物馆。
其次，是博物馆事业迎来了空前的机遇期。合并以前，岳庙内设的一个岳飞纪念馆，搞了好几年都没有完成，合并后几个月就完成了，并且得到了领导的好评。此后，景点必须要有陈列展示，日渐成为风景区建设的一个模式。虎跑弘一大师纪念馆，花港马一浮纪念馆，六和塔古塔陈列馆就是这样的产物。1985年，开始了全市第一个正规意义上的（有编制、有馆舍、有文物、有陈列）博物馆——章太炎纪念馆建设的启动，1987年，茶叶、丝绸、官窑、中药四大博物馆筹建开始，其中三个落户于景区，这在合并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后，一拨又一拨的博物馆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地冒出来，有利用文保单位布置起来的小型陈列，有记录名人足迹的名人纪念馆，有各种与西湖特色有关的专业博物馆。也有像浙江博物馆这样在省内外有影响力的大馆。因为文物有了半块局一级的牌子，全国文物系统上上下下都承认这是杭州市级文物主管机构，下属的博物馆就是文物系统自己的博物馆。经国家文物局张德勤局长亲自批准，从国家局和故宫的库房里调拨了一批十余件文物无偿给予茶博。经协商，上虞文管会（好像还有龙泉博物馆）决定从自身藏品中复品较多的器皿中提取一批赠送给官窑博物馆，省文物局很快就予以批复同意。这两个馆的第一批真正的文物藏品，就是这么来的。如果这两个馆属于别的什么局管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大大小小、门类众多的博物馆散布在西湖的东西南北，人们的游览时间延长了，可选择的内容多了，历史文化的记忆唤起来了，西湖的文化面貌因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博物馆成为西湖景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西湖成了美丽的湖光山色和现代文化理念结合的一盘活棋，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再其次，是无意中触碰到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合并以后，文物保护的概念逐渐深入到西湖的方方面面。西湖新十景的评选、风景名胜杂志的创办、阮公墩夜游的推出，都使西湖的文化含量越来越高。人们开始不再用单一的园林眼光来看待西湖，大家觉得，西湖这方山水，园林和文物是不可分的，但又不是园林加文物那样简单，西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从整体上来评价、来认识。那么，这个整体是什么呢？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出现，和当时对大文化概念的讨论，慢慢地人们逐步把西湖看作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这就无意中触碰到了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虽然没有直接用到文化遗产这个提法，但强调了西湖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和它本身是个地域实体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实际上如果把这两点串联起来，就是文化遗产的概念了。所以说这是第一次触碰到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尽管是无意识的。但是有了这个无意识的第一步，就会有慢慢清晰起来的第二步，就会有从必然王国跃向自由王国的第三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新的理念，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笔者1987年在市委党校进修时写的结业论文提出了“西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说法，居然被某些人说成是向园林夺权的信号，甚至一状把我告到了市委组织部，而市委组织部还真的煞有介事地专门派人来作了调查。事实非常清楚，没有园文合并，就没有对西湖认识的提升，光凭园林那套对西湖的论述，光凭园林管理这样一个单一属性的管理机构，文化遗产部门不会予以认同，西湖申遗的路子是很难走得通的。
园林文物局的建立，首先是直面西湖风景名胜区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反映出那一届市委、市政府对全市文物工作的重视。在酝酿园林文物机构改革时，除了设立园文局，还曾经有过两个备胎方案，一是将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牌子从挂靠在市文化局改为挂靠到市园林管理局，二是在市园林管理局的牌子上加上括号（市文物管理处），提议的人认为这样动静小，容易被接受。但主持这项工作的厉德馨同志和杨招棣同志认为，这样做打不破园林一家独大的局面，有换汤不换药的危险，最后断然决定按建立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的方案办。市委对这一改革的程序和措辞安排得十分讲究和慎重，一般的机构撤并，常见的方式都是：“决定：撤销××单位，其人员和职能并入××单位，自即日起，××单位改名为××××单位。”而这次园文合并，市委用了“两撤销”“一组建”的程序，这是非常罕见的。园文局的成立，打破了文物管理机构名义上地位很高，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头衙门，必须依存于其他部门的固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体。这在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大中以上城市依旧保留着文管会架构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大的示范意义。
当时有文管会的同志问我，为什么在提法上要先撤销文管会，再撤销园管局？其实，这也反映了对程序的尊重，文管会办公室尽管官卑职小，兵微将寡，但文管会是由市级领导领衔的，虽然它是非常设机构，毕竟还算是市政府的直属办事机构，按照“部委办局”的次序，放在园管局前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轻视文物的意思。在当时文物普遍不受看重的情况下，“两撤销”“一组建”的做法可谓用心良苦，它体现了市委对程序正义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市委对文物工作的尊重以及园林文物对等的理念，表达了对新机构超脱旧园管局和旧文管会的要求和希望。我个人作为这一改革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在做原文管会同志说服工作时一再强调这次合并只会加强文物工作，绝对不会削弱文物，也就仅此而已。说明我自己也没有完全读懂其中的微言大义。
当初最反对园文合并的，是省市文物系统的干部职工，有的甚至认为这是把杭州的文物工作给“卖”了。现在回头一看，这一改革受益的不仅仅是西湖景区，而且是整个杭州文物，它拉开了杭州文物事业40年大发展序幕。
新机构的运行，促使杭州文物工作很快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队伍的构成起了质的变化。文物部门招人，不必再为了需要安置演艺人员转行而缩手缩脚，新增的编制可以堂堂正正面向各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如历史系、考古系的毕业生招聘了。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尚比较稀缺，考古、历史、博物馆等专业的毕业生一般都会选择省级以上的专业机构就业，当一众城市还在为演艺团体的人员转岗到文博单位奔波忙碌时，杭州即已占据了体制改变的先机，开始敞开大门迎接各知名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了。一届又一届的高学历人才的涌入，增加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形成了一个梯队，使杭州文物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杭州文物工作的中坚和骨干，成为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在西湖综保工程、西湖申遗、大运河申遗、良渚申遗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后话。可以说，没有园文合并，继续安置演艺人员的路就不会被堵死，就不可能有这样一大批业务精英的出现。其次是工作心态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文管会时期，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和文化局机关干部一样上下班，好像很正常。其实他们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对象是脱节的，搞文保的，一两个月进一两次岳坟、六和塔等国保单位就不错了。干考古的，要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或省考古所在市区有发掘任务时，才去配合一下，主动去基建工地看看是很少的，管藏品的好一些，但最多一星期也就去库房两三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半游离的形态。园文合局以后，因为园林部门每天都有大量具体的琐碎的事务要处理，是一个典型的实务部门，这种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文物。一开始，几位被派到管理处去分管文物的同志，无一不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会使他们荒废掉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一个万金油干部。实际上这些同志下去以后，不仅把辖区内的文物管得很好，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阔了视野，形成了自己的团队，如果不是这样，后来综保工程要全面维修散布在各个角落的文物建筑就不那么容易，更不用说主持胡雪岩故居修复这样高难度的工程了。新来的考古专业学生，主动要求加强对各个基建工地的巡视，对小型工地也不放过，终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现了水晶杯和朝晖路宋元窖藏珍贵瓷器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考古成果，使各地对城市下面可能埋藏文物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促使城市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
园文合并以前，杭州市的文物在全省十一个地市中，排名几乎垫底。在十一个地市中，是唯一一个不仅没有市本级的博物馆、纪念馆，甚至也没有一个县级博物馆的地区。园文局成立后的几年间，独立建置单位增加了5个，除了前面提及的市文物考古所、市文保所以外，还有章太炎纪念馆、中国茶叶博物馆、南宋官窑博物馆（虽然正式公布单位级别、编制数要在博物馆建成开放以后，但实际上从决定筹建起，市委、市政府就明确它们都是独立建置单位，筹建处就是独立的）。人员扩充更是前所未有，几年内在编在岗人数增加到四十余人。仅仅几年时间，杭州所属文物建置单位的个数、文物从业人员的人数、文保单位的数量、博物馆的数量等几个主要指标都陆续赶上了绍兴和宁波，位列全省靠前的位置。这种发展速度和扩张的力度，不仅在省内独一无二，受到各地刮目相看。而且在全国省会城市以上的大中城市中也是绝无仅有，没有先例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刚刚提出，各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都是抓经济，抓生产，即便是思想文化领域，演艺团体、广电、新闻、出版都在要求增加编制、增加经费，它们一个一个都比文物更牛，文物只能忝居末位。在那个年代，如果哪个领导想要单刀直入地，大幅度、超常规地增加市级文物机构和人员编制，是很难想象并容易被人诟病的。但因为有了西湖，这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名义上是为了发展旅游，实际上同时促成了文物事业的发展。如果不是以西湖风景名胜区发展需要的名义，文物事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度。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拜园林文物合并的机遇所赐。没有这一次改革，杭州文物崛起的时间起码还要延宕十年到十五年。可能要到综保工程和申遗陆续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才会感觉到文物力量的严重不足，但那时候，哪里去找这一批基础知识扎实，视野开阔，又有实践经验的中年骨干？所以，园文合并给杭州文物工作带来的好处，其实就是为它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航道，使杭州比其他城市对文物的重视早了十年乃至二十年，其产生的效果，不是短短的几年，而是长长的几十年。其影响远远超出设计者当初的预期，成为这么多年来杭州文化发展中最具深远意义的一项改革。这难道不是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吗？
文物事业的发展，对杭州城市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使杭州很快跻身国内文物博物馆大市的行列，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七大古都之一的地位增了光，添了彩，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大大提高了全市人民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所以，它对城市的贡献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但以往论及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戏剧、电影、电视、文艺小说，出版物，最后才是文物。当然，在这么多文化艺术门类中，文物或许是最缺少轰动效益的一类。但相比起来，它却是最具长久效益、价值最稳定的一类，它对民族文化的性格的形成和保持具有最深层次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那届市委，当时也曾推出过一系列支持杭州文化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措施，诸如奖励有贡献的演员、提高文艺团体的待遇、鼓励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和自由，建设东坡大剧院等等，颇得省内外一致好评，都以为这是杭州文化建设的一件盛事，将会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但是时过境迁，这些举措基本上已经式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远没有原先估计的那样深广。只有园文合并这一条，历久弥新，依旧发挥着作用。文物事业如今已成为杭州文化工作中最活跃的一环，深入人心，在群众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为城市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声誉和人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阐明了文物在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做好文物工作，事关文化自信的真正落实，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保护文物也是政绩，”更是对各级领导的一句箴言。这十几年来，浙江及杭州市的文物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这是党中央关怀的结果，也是在省市党委和政府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当然也和浙江文物界基础扎实、工作勤奋有关。四十年后回顾园文合并这一场改革，我们看到的是杭州老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气度和眼光，看到的是他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意志和决心，看到的是他们把文化建设和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一起抓的努力。现在有些人看政绩，往往只强调在某人手上完成了几个大的建设项目，而解决一些长期卡脖子的体制机制的问题，将之改革和调整到位，却常常被人忽略，其实，解决软件方面存在的问题，难度绝不在硬件之下，而且也更有长期和战略的价值，更能影响后世。作为这一改革的直接参与者，我有责任将这一改革的原委和后续影响作一系统的回顾，对当年主持这一改革的厉德馨同志、杨招棣同志，对支持这一改革的顾维良同志、毛昭晰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
西湖作为一个全国全世界知名度都很高的世界遗产，它的保护和管理的改革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历史过程。2002年，杭州市决定成立西湖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委员会，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全面负责风景名胜区的保护、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景区内的西湖乡的乡村和有关街道，由管委会代行管理。2018年机构改革，杭州市决定将市园林文物局和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分开运作，实行政事分开。这两次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使西湖的保护和管理，向着机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又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应该看到，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使这一块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圣地更好地传承下去，更加精彩地展现全世界人民面前，充分体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我们还有更多的保护和改革工作要做。这是一篇大文章，这里就不讨论了。今天纪念园林文物合并四十年的现实意义，就是要更加坚定地相信，通过改革，西湖一定能在保护和发展两个方面，创造出自己的成功经验，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杭州市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原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