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
三、目的、使命、愿景：中华圣贤的相关论述及重要启示
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受制于多种因素。就每个企业而言，其发展目的不仅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有霄壤之别，有的可成就非凡事业，有的则昙花一现、灰飞烟灭。
调研表明，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大潮中，广大民营企业堪称是一支“学习大军”。随着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许多民营企业竞相进学堂、进会堂，听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如饥似渴地向国内外的优秀企业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理念，其中尤其注重向欧美发达国家的管理大师和世界顶尖企业学名著、学案例。今天，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成长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依然要以开放的胸襟向全世界一切先进文明谦逊学习。与此同时，也必须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自信”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自信”，努力从穿越5000多年沧桑岁月而不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获得长足进步，可说是“势之至、时之至”矣！
有专家指出，底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足以支撑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在历史上，许多国外智者都对中华文化称羡不已。例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就夸赞《道德经》说，“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则说，《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所有人的座右铭。据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报道，孔夫子的这句名言，在十八世纪末还被写进法国的《人权宣言》，译成40多种语言而广为流传。在文化比较中，中外智慧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中华经典在其表述上仍有其独特风骨和优势。例如，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什么召唤思》一文中说：“我们往往只能做那些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所偏爱的东西，对这些我们总是参入进去。实际上我们所喜欢的只是那些从其自身出发喜爱我们，在我们的本质上喜欢我们的东西，它倾向于我们的本质。通过这种倾心，我们的本质也就被占据了。”听起来，总有佶屈聱牙之感。而差不多相同或相近的意思，两千多年前老子则异常简明地表述为“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道”的人，“道”也乐于得到他；同于“德”的人，“德”也乐于得到他），相互“乐得”就是相互“倾心”，这多么耐人寻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要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概括出许多重大创新理念和思想。比如，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吸收借鉴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传统治国理念；关于新时代用人标准，吸收借鉴了任人唯贤、选贤与能、正己修身、以德为先等古代吏治思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吸收借鉴了协和万邦、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和而不同等传统邦交之道；等等。可以说，中华圣贤洞穿时空、洞察人世的许多光辉思想，比较集中地沉淀为“天下观”“民本观”“义利观”等方面。对此，体证和躬行的程度越深，其格局境界就越能提升，企业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也越能呈现全新面貌。
（一）天下观 。所谓“天下观”，本质是大我意识、大同思想，是“天下为公”的理想情怀。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的古圣先贤都是具有最高思想能力的人，因此，对于事物的判断也都是极为明确、清晰乃至直截了当的。在他们的理念中，所谓“天下”，多指江山社稷、国家、世界以及黎民百姓等。《尚书》中讲“协和万邦”，《周易》中讲“万国咸宁”，《论语》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礼记》中讲“天下一家”......均为经典表述。“世界大同”、倡导大我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的卓越文化创造，是中华民族最有气象、最具宏大格局的文化建构。
天下观揭示了充满智慧的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宇宙和人生真相,即天地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一体是古圣先贤的切身体证，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庄子》有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春秋名家惠施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孟子》有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曰：“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因为天地万物一体，故利益他人、社会、国家就是利益自己，伤害他人、社会、国家就是伤害自己。秉持这样的价值理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向往“天下无疾、天下无贫”，这是古圣先贤为世人指引的道路。
天下观还揭示了充满仁善的中华民族心目中的道德情操和社会理想。例如，《礼记·礼运》将一整套宏伟蓝图、未来大同世界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个构想的世界当中，一人非为一己之私，一家非为一家之私，一国非为一国之私，而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为此，就必须去除人人内心的不明和私欲，代之以家国天下的思想理念，诚如《吕氏春秋》所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亦如《大学》所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平天下为贤达之士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顺应天理大道，不为一己之私而为，乃为天下之公而为。这是中华文化的宽广胸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也是自古及今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而修炼自己、建设家庭、治理国家、利及天下，这条“修齐治平”路径，正是“内圣外王”之道。
从中华圣贤的天下观，联系到当今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必然有助于广大民营企业正确处理好与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关系，正确处理好赚钱获利与造福社会、造福人类世界的关系，确立更加高远的发展目标。例如，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家”）创始人左晖，生前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突破小我，引领全国的房产中介行业走向风清气正，使经纪人成为富有尊严的职业。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践行《道德经》所论“以无事取天下”“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的一个范例，它生动地诠释了所谓天下观实际上就是一种大我意识、大局或全局意识。左晖说：我们这个时代企业经营者的宿命，就是去干烟花背后的真正提升基础服务品质的脏活、累活。作为一个房产服务平台，链家成立之初，也是靠赚差价获取利润。2004年，当认识到做生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造福员工和社会后，左晖带头提出了“不赚差价”的经营理念，以利益用户为上，努力消除用户担心中介通过信息差牟利的忧虑。2011年，链家又提出“真房源”理念，让买卖双方所见即所得。2015年，由于理念一致，还吸引了另一位企业家（伊诚地产创始人徐万刚）正式加盟链家，员工总规模从10万增至12万人。 2018年，链家升级为贝壳平台，一上市就取得了800亿美元的市值高峰。总结其成功之道，莫过于胸怀天下、目光远大，以尽力解决全行业的最大痛点为己任，以利益用户、认真践行“真房源”“真房价”为使命，既有格局，又有境界，站上全行业转型升级制高点，也真正将企业发展融入到了促进社会与国家稳定发展的大洪流之中。
案例表明，无论何人何事，从哪里开始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往哪里去。这就是目的或目标的力量。它为格局境界所决定。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若是立足于天下观，立足于“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立足于深入思考“天下”的当代性，敢于突破狭小的私利天地，进入大我境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将有无限蓝海。
（二）民本观。所谓民本观，就是“以民为本”，强调一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必须利民安民，将“民”置于最突出的地位。尤其在经济上，民本观要求其最终目的就是利益万民、增进民生福祉，以此来调节和分配相应资源，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定繁荣。
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发展经济生产最带根本性的原则就是“以民为本”，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六韬》中记载道家先驱姜太公曾言，“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这不仅阐明了以民为本就是为民谋利、与民同利，此为仁政之所系，而且也揭示了天下观与民本观的内在紧密关联。所谓民本观，就是强调天下的资源当归百姓，为百姓所用，也就是说天下必须为民有、民享；《管子》中提出，“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夫霸王之所使也，以民为本”，并直接与“以人为本”相通，即“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荀子亦云，“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利天下”；宋代朱熹也明确论之，“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表明凡国家都应以万民为尊贵、以重视和保障民生为根本目的。
为了调节天下财货，满足民众需求，避免国家资源被个人或私人掌握，从而更好地服务民众，《管子·海王》提到“唯官山海为可耳”；《周礼·地官司徒》提出，设置“泉府”及若干官员，使用国家政策手段，调节天下财货和借贷利率，以政府借贷的形式将钱贷出去，防止民间出现高利贷和囤积居家。又提出设立“山虞、林衡、川衡、泽虞”，一方面防止过度开发，另一方面可纳入税收，充盈国库，利国利民。 《管子·轻重篇》中还提到，“粟重则万物轻，粟轻则万物重”，强调若重视粮食，那么其他物资价格就会比较廉价，而轻视粮食，其他物资价格就会比较昂贵。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粮食是民生的必需品，因此，重视民众的必需品是一个国家真正能够利益民生的基础。这些思想实际上都反映了民本观的核心是确定政府和国家使用公权力的目的何在，即必须用以保障民生、护民利民。
在民本观方面，孟子的思想也许是最丰富的。他主张仁政，就是基于其鲜明的民本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贵民重民思想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他总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说，得天下者，必须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就必须与民同好恶。他还明确提出，凡王者或在高位者，都必须是仁者。“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当然，孟子贵民重民，并不意味着迎合一切。他认为，还要正视民众中存在的落后面、愚昧端，由此就要注重开发民智、加强教育。他主张“善教”，认为“人言不如人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而善教，就须讲究方法，故进而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才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这种缜密的施教心思，非仁厚的民本观，何以能出？
基于民本观，还必然要求检点官吏自身是否与民争利、于民夺财。按《大学》所言，是否做到了“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管子亦云，“多积财而羞无有，重民任而诛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多也”。其中的意思是官吏贪财，加重黎民百姓负担并对负担不起者滥用诛杀，这是邪行蜂起、刑罚繁多的原因，实质是与民争利、于民夺财。如此，则会在平民社会助长唯利是图、不讲仁义，败坏民风，此之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例如，汉武帝时批准大司农桑弘羊实施“均输法”，改革意向彰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令官吏上街市贩卖货物以图利，挤压商户生存空间，国家固然获利不小（仅约一年时间得帛500多万匹），却惹起民怨。对此，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引用太子太傅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天久干旱，桑弘羊是其灾祸之源，将他斩杀，方可落雨）。至于官吏中、社会上那些刻意坑民害民之恶，更是民本观所不屑的。宋元之际，被称为“异端”思想家的邓牧，在《伯牙琴·吏道》中如是说，“天之生斯民也，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不亦盗贼之心乎？盗贼害民，随起随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狼蛇虺均为民害邪！然则如之何？曰：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意思是无论何人，都要凭劳动过日子。而无良官吏欺压百姓、窃取百姓劳动果实，与盗贼无异，不如废之。其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不仅如此，民本观还强调在经济社会运行中，惟有民众，才是尺度、是镜子、是监督；要把是否有利于人民富足、生活安定作为评价标准。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在《忧民》《无蓄》《大政》等篇中都突出论及民本思想、民本地位。他指出，“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意思是说，看国家兴旺发达还是日暮途穷、统治者贤明强大还是昏聩软弱、官吏德才兼备还是昏庸无能，民众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才最有话语权、评判权。而且，评判的唯一尺度就看是否有利于民众安居乐业，是否符合民众的喜怒哀乐，是否顾及民众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生活等需要......他还说，“夫民者，万事之本也，不可欺”；他甚至认为，“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呜呼！轻本不详，实为身殃”。对此，同样有着深厚人民情怀的鲁迅、毛泽东都有高度评价。鲁迅称颂贾谊文章精辟峻拔，说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则赋诗《咏贾谊》，赞叹而惋惜，“胸罗文章兵百万，胆造华国树千台”“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泽被后世的民本观，还在实践中哺育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经典人物，比如德高望重的黄炎培先生。当年，袁世凯及后任几位民国总统都请他出任教育总长，均被婉拒；其师蔡元培发现其才华出众，拟举荐到北洋政府当高官，也被谢绝，原因就是他宅心仁厚，不欲争名夺利，不慕荣华富贵，只想为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为“救国先救穷”做点实事。经多年国内外深入考察后，他认定推进职业教育为“国之急务”，“双手万能，手脑并用，劳工神圣”，即于1917年5月6日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准备的上海比乐中学，以及重庆中华职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等。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他说，“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他发现中国教育之弊乃在于教育与职业分离、学校与社会脱节，只引导受教育者走仕途，致使许多人死读书，故痛定思痛，明确要求职教社以“手脑联动、学做合一”为宗旨，以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之生计问题为目的，彻底改变“手无缚鸡之力，胸无一夫之雄”之窘境，培养敬业乐群的有用之人。他兴办职业教育的理念是，“谋个人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就是典型的民本观思想！不仅如此，面对民族危亡，他以团结抗日为重，“誓抱玉碎之心，毋为亡国之奴”，力促国共两党合作，还不辞辛劳为推动民主建国而奔忙，先后与张澜等人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与胡厥文等人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当遭到当局责难甚至威胁时，他正气凛然，公开宣告“竹宁折不改其节，玉可碎不改其白”。他思虑甚深，著名的有关历史周期律的延安“窑洞对”自不待言，还一再追问“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杀戮功臣、荼毒士子的事何以屡见不鲜”；即使专注具体的职教领域，也立意宏阔，旨在创造一个“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的新世界。他说，“职业教育，以教育为方式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也”“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籍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一起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情感，不惟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可以说，黄老一生，其善举、义举多矣，均出自以身许国的赤子之心，目的都是利民为民，而这显然又深为至精至微的民本思想所养成。他长期不懈研读《道德经》等中华经典，曾在日记中写道，“读道德经，得一结语，为而不争；读金刚经，得一结语，如如不动”。他还书赠过一副对联，“黄河千里一曲一直，道德终篇不害不争”……
从中华圣贤的民本观，联系到当今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必然有助于广大民营企业正确处理与用户及广大消费者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承诺并践诺“利民而不害民、爱民而不碍民”，争做为社会公众称誉不已的可持续发展的好企业。例如，九如城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如城”），就是一家以民为本、致力于纾解养老等民生难题的民营企业。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九如城迅速组织40位“抗疫战士”驰援武汉，参与抗疫33天，对口援助两家机构，照护202位长者，并参与起草了国家民政部办公厅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及被感染养老机构防控指南》。作为民政史上首次跨省驰援行动中首支进入武汉的养老业民企，九如城得到民政部、江苏省委省政府及湖北省武汉市多方面的高度评价，彰显了新时代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董事长谈义良说，援鄂行动的圆满完成，是对九如城多年来深悟笃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及团队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建设成效的一次考量和检验。如今，九如城提供的不仅仅是养老服务，从关心长者到关怀家庭，业务链延伸至建构家庭幸福体系，包括为千家万户免费赠送建设幸福家庭系列课程等，以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和百姓幸福感提升，发愿为民生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案例表明，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若是立足于民本观，着眼于让社会大众生活更美好，展现的就是高尚的格局境界。而以增进广大老百姓的福祉为目的、为意向，对所有客户和消费者甘愿付出更多的爱，这样的民营企业才会永续发展。
（三）义利观。所谓义利观，就是义利之辨，就是义利兼顾，就是思利及人，甚至就是以义为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素有旗帜鲜明的“义利观”。在财富与仁义两者之间，虽不简单排斥或讨伐前者，但强调要看重后者，并以此为边界，取大公而不偏私，否则，为牟利而损义，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非常排斥的。
据《孟子·梁惠王》记载，孟子首次见到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问，您不远千里而来，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孟子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认为，仁义才是真正的大利。仁义之君可以与民众上下同欲，行仁道，得民心，国家大治，这才是真正的大利。仁义，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巨大的能量和智慧，是治国安邦的根本。相反，若是举国追逐利益，放于利而行，人心思乱，亡国之险近在眼前。
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认同“先义后利”的观点。墨子认为，“天下有义则治，天下无义则乱”。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设想，“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是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可见，在中华文化中，特别强调“见利思义”，也特别警惕“见利忘义”。在面对利益时，假如背离了道义，那就是不可取的。倘若取之，即如《大学》所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正当获得的财富，也必然会以相应的方式失去；亦如《菜根谭》所言，“塞得物欲之路，才堪辟道义之门；弛得尘俗之肩，方可挑圣贤之担”“始以势利害人，终以势利自毙”。《大学》甚至还非常果决地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在古圣先贤的义利观中，有非常朴素的一面，比如“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是一般的因果逻辑；也有很深邃、独创的一面，比如《墨子》中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就不同寻常，堪称“六字真经”。有学者推崇之，做如下解读：一是将“兼相爱”与“交相利”并举，爱以利为基础，利以爱为归宿，两者共生共荣。这种利爱相谐的伦理观念，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是罕见的；二是其中倡导的“爱”，对儒家给定的君臣、父子、庶人、大夫的等级关系似有某种超越；所倡导的“利”，也是同一时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以及后来的耶稣基督思想中所稀有的。因此，较少统治阶级烙印，体现了普罗大众的情感；三是一“兼”一“交”，不分上下高低，也不分主宾伯仲，有“共同体意识”，即以相敬相爱为“兼”，以互惠互利为“交”。这一见识也大大高于亚当?斯密揭示的由自利而达致互利的西方观念，它更强调在相互性上立意、在起始点上自觉，即唯有利人利已之“交”和爱人爱己之“兼”，才更能通向社会和谐。
正确的义利观，必然体现为对财富的认识或态度不失偏颇，甚至可以说，义利观其实就是财富观。如何获取财富、如何享有财富、如何处理财富......其中都脱不开“义”的观照，而这最终要靠“致良知”，才能“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人心本是无善无恶，后受环境影响，便会有善有恶。但是，清澈良知原本是每个人生命的源头。只要坚持在心上用足“致良知”的功夫，除去蒙蔽，每个人都可回到知善知恶的良知源头，开发心中无尽宝藏，持续提升自己的格局境界。因此，“致良知”是在义利关系以及财富问题上不出偏差、不让恶念横行的根本保障。
从中华圣贤的义利观，联系到当今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必然有助于广大民营企业深明大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准确找到义利兼顾的结合点，让所赚的每一分钱、所创造的每一点财富都阳光透明、合规合法。例如，创建于1888年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以下简称“李锦记”），是一家经典意义上的百年老字号公司。作为专门生产调味品及其他健康产品的全球知名企业，李锦记之所以长盛不衰并在业界乃至社会公众中享有上佳口碑，其重要秘籍就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性化之路，恪守“思利及人”理念。第三代掌门人李文达之所以将“思利及人”定为李锦记的基本价值观，是因为它既概括了祖辈做生意的原则，也道出了能够把生意做大、做长久的根本。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益是生意人的本能，真正做到“思利及人”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它宣导的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商业境界。调研表明，一般企业在获得成功后就人心涣散，遇到困难时就会放弃。但是，“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李锦记由于坚持思利及人，坚持从“我”到“我们”重新定义成功，坚持一直在内部强调必须回答好人生的“为什么”，因此，无论顺逆，公司上下都不会过于自傲或焦虑。近30年来，李锦记历经4次危机，但最终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甚至比平常时发展得更快更好。对此，第四代传人之一、现任董事会主席李惠森先生最近有一段视频讲得很好。他说：“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创造平衡富足和谐的健康人生，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这个使命包含了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和热爱，更让我们不断追求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想想看，有谁不希望健康，有谁不需要养生呢？中华养生文化历史悠久，它当中包含的整体观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调理身体，获得健康与活力，还能够作为一个哲学的思想，指导人们更好地看待自己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关系，让人生更快乐、世界更和谐……使命让我们在眼前的困难中也能看到远方的希望，不断创造更大的价值，努力实现我们存在的意义。”“在2022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看未来，那将是一个充满多变的世界。但是，使命让我们更加坚定……继续永远创业，让中华优秀养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创造更多新的历史。”
案例表明，做企业必须摆正义利关系，宁可急公好义、乐善好义，也不可望利负义、以利害义。什么样的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决定着什么样的义利关系。反之，亦然。古圣先贤为我们揭示的人生重大价值，是幸福源于增进人民幸福、利益来自维护人民利益。这是民营企业的天道，以此来确定发展目的或经营目的，必能行稳致远。否则，背光明义、图贪心利，那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课题组成员
一、课题顾问
谢伯阳 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欧阳晓明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院长、全国工商联原秘书长
白立新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创始人
二、课题特邀指导
王忠明 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三、课题写作人员
徐鹏飞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刘贵浙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郭洪波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执行秘书长
顾文平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 研究员
詹乃德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 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