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杭商大会是杭州为凝聚杭商力量、搭建合作平台、打响杭商品牌，实现杭州与杭商共赢发展而设立的重要活动。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三五”规划收官，制定“十四五”规划宏伟蓝图的重要时期。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企业如何在这个期间抓住机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为大会带来主旨演讲《国际环境变化和双循环下的企业机遇》，以下是演讲实录。
“双循环”是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下提出的，历史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的态势，实际上在过去十年就已经开始了。消费占GDP的比例是一个重要指标，在2010年，我们降到最低点48%，去年恢复到了55%，这是一个非常快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双循环或者内循环已经开始。
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上，要把“双循环”提出来呢?显然和过去这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系。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如何来判断国际形势的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来认识“双循环”，或者“双循环”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大主题需要考虑，也是我们讨论最多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所谓的去中国化的问题。疫情在中国发生之后，我们有些产业链暂时中断，有很多人就把这种暂时的中断看作一种长期的趋势，认为世界在去中国化。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世界没有去中国化，在中国率先走出疫情以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广泛了，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增加了而非下降了。
第二个，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美国对我们的技术打压，还有对于我们金融的一些制裁，使得有些人相信美国要把中国排除在世界技术体系之外，美国要把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金融体系之外。这会不会发生呢?我觉得是很困难的。有一些数据可以来说明。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下降，今年上半年债务下降。但是从4月份开始，中美间的贸易又开始增加了，到今年的8月份，中美贸易总额又回到了两国历史的最高峰。本来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疫情之后，中国又重新变成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WTO今年预测，全球贸易量要下降13%～30%。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下降了3%，但是从6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正增长，从6月份到9月份，我们的出口增长分别是4.3%、10.4%、6%、8.7%，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我们的进口也在增长，除了8月份略有下降之外，9月份增长显著，这说明我们国内的生产在恢复，我们对国外原材料、配件等的需求在增加。
再来看产业链的情况，部分高科技企业的产业链的确有所中断，在美国实体清单上的一些企业的确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明年华为的高端芯片不能恢复供货的话，华为的高端手机恐怕就要绝版。但另一方面，小米、VIVO、OPPO这些手机厂家，芯片是没有中断的，也就是说影响是有的，但对于全国，影响是比较小的。尽管我们一开始出现了产业链中断的情况，但我们很快就弥补上来了。事实上，我们有些国内的厂家，又得到了国内的订单，又先行了一步。
上一轮经济危机后的十年里，中国经济在世界的份额、中国企业在世界的排名大幅度上升。我预计，全世界疫情要持续到明年年中，而中国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等于世界停顿一年半到两年，中国经济仍然在增长，所以我认为未来5到10年，又是中国经济占世界份额大举增加、中国企业大举领先世界其他企业的一个契机。
有人说，企业会大规模离开中国。美国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政府去年出台一项政策，美国企业回到美国会有税收优惠，但是绝大多数企业没有离开中国。日本政府也拿出一点真金白银，让一些日本企业把部分的产能运回日本去，让部分日本企业把中国的产能挪到东南亚去。但这些企业要完全离开中国是不太可能的，那些以中国市场为主的企业是不可能离开中国的，比如一些合资的汽车企业，在中国赚了很多钱，凭什么要离开中国呢?
还有人说出口在向东南亚转移，但实际上亚太地区的生产是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网络，其中有部分是中国出口到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向中国出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现在东南亚国家开始生产服装鞋帽了，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口布匹、棉纱，所以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以前我们穿的服装都是国产，现在商店里很多服装都是东南亚产的，这就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很典型的标志。
中国经济在世界的份额增加。中国的GDP现在占到世界的16%，一年前中国的出口占世界不到14%，但是疫情发生之后，该比例突飞猛进，从14%上升到17%以上。我们的出口在增加，但是全世界的出口贸易量在下降。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GDP在2009年，只有美国的1/3，十年之后变成了美国的68%，刚好翻一番，这意味着我们相对于美国的追赶，每年是7.2%。今年中国的GDP总量大概率将要超过美国GDP总量的73%，这是100多年来，第一次有国家的GDP总量超过美国70%以上。
2008年，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只有37家，日本大概是45家。那一年我们的GDP总量刚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世界500强企业总量还没有日本多。到了2019年，我们上升到129家，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很谦虚，十年前我们总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世界500强企业这么少?如今是世界第一了，我们还在检讨自己“大而不强”，我们排名前十的几乎都是房地产企业和银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大本身就是强。
再看技术领先的企业，华为、阿里巴巴、大疆……十年前谈到数据库，不得不提甲骨文，今天甲骨文被阿里巴巴赶出了中国，它的落伍不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变化，而是没有跟上云计算的步伐，而十几年前阿里巴巴就开始布局云计算了。
数据显示，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上升，而中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是下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做预测，但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当很多人说整个产业链要断裂的时候，我比较有信心，我说不会断裂，因为这背后有一些基本的经济逻辑。事实上我们经济学的原理没有改变，就像我们做企业，第一件事是赚钱，没有给社会创造价值、主业赚不到钱的企业就会死掉。国际分工基本的逻辑没有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信心。
我们现在随意拿出一个产品都是世界制造。现在全世界的贸易中，90%是中间产品贸易，在满世界转圈，由于产业链的格局，不可能把一个主要的国家排除在外。中国又有自己的优势，那些外资企业嘴巴嚷嚷，屁股却是诚实的，没有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华强北就是很好的例子。深圳一所大学有一间宿舍，40年前是一个造丝袜的小工厂，做了十几年丝袜开始制造电子零配件，后来产业升级，又办了一所大学，这就是中国的缩影。所以我们有强大的生产网络，还有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源水平。我们每年大学应届毕业生有800万，基本上是英国伦敦的总人口，所以大就是强。
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误判非常多。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的，特朗普搞实体清单有国内法的依据，如果没有法律支撑就会输掉。政府要想让企业做事情，得给人家好处，也就是给钱，但是给钱也有财力约束，所以企业才是最终决策者。比如当年奥巴马建议乔布斯把苹果组装线搬回美国，乔布斯当场拒绝，因为在中国的组装利润率是64%，如果搬回美国会损失20%。
所以技术脱钩不会发生。首先技术太复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全产业链技术，把某些国家排除在外，技术问题就很难解决。另外，当技术变得复杂，标准就非常重要，而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的。特朗普政府曾经下过禁令，要求但凡华为参加的会议，美国的企业就不能参加，结果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而不是华为，因为华为占有5G技术40%的份额，任何5G的会议都少不了它，所以特朗普又把禁令解除了。我们以前有一个误解，认为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技术、形成了垄断，而忽视了前面那一步，就是先得掌握最顶尖的技术。
在技术领域，美国的策略是Tonya Harding策略。Tonya Harding是90年代美国著名的女子花样滑冰选手，她的主要竞争对手出身好，长得比她漂亮，滑得也比她好。她想去参加冬奥会，在资格赛之前就雇人打伤竞争对手的膝盖。她的竞争对手上不了场，她也暴露了罪行，最后进了监狱。所以这个策略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基本上也是这样。
竞争不可避免。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发展到最后是技术竞争，所以技术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一定是两个平行轨迹，最好的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下面进行和平的竞争。
金融会不会脱钩?SWIFT系统将中国排除在外，难度是非常大的。SWIFT系统中文名称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这个平台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标准化的编码格式，实现跨国金融交易。董事会的主席一般是美国人，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SWIFT的美元大额清算系统，是控制在美国手上的，美国是有可能把我们排除在外的。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美国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对美国是件好事情吗?美元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武器，通过不断贬值来收割全世界的韭菜。当一种货币成了国际货币，基本上就是金子，美国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当然了，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会把我们某些企业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如果把华为排除在外，华为无疑是受损的，可是跟华为做生意的全世界所有企业都要受损，美国能不能承担这样的损失?这个是要掂量掂量的。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是没有中断的。今年上半年，中资企业赴美上市，在美国市场上融到的资金超过了去年全年融到的资金。美国要打压中概股，中资企业怎么反倒还去上市?其实仔细想一下，美国不是要打击中概股，而是要查他们的账本，上市得把账本公开，这个要求不过分，等于美国人帮我们在清理门户。今年上半年赴美上市的企业显然在这方面是过硬的，不像瑞幸咖啡一样造假，割中国老百姓的韭菜。所以正儿八经做生意，就不会担心这些问题。反过来，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在增加，这得益于我们的对外开放，去年通过的新的《外商投资法》起作为了。
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竞争有部分可调和，有部分不可调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技术竞争，要以共同的标准、共同的规则来和平竞争;我们看到经贸、金融领域的情况，是更多的融合，而不是脱钩。这是我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看法，国际环境在变，但绝对不要夸大，如果夸大了，我们做出的决策恐怕就会出现偏颇。
未来5到7年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紧急周期，现在我们的经济开始复苏，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7%以上。我们大体可以判断一下，假设美国经济增长率是2.2%，通胀率2%，中国通胀率以美元计价，算上人民币的升值，有三个预测：如果我们保持高增长，到2025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接近美国;如果我们是中增长的话，到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低增长的话还差不到2万亿美元。所以在2027年到2030年之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再往远一点预测，我们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中国GDP总量要超过美国的2倍，中国的人均收入要超过美国的一半，中国的GDP总量要达到世界的1/3，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未来5至10年里，我们的“双循环”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然应该依赖市场搞创新。今天表彰的企业家，都是在市场里头摸爬滚打出来的民营企业家，20年前没有人知道阿里巴巴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没有人能想到马云会成为今天最富有的人，市场给了他机会。而政府应该把资金组合起来，帮助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成熟但是缺钱的企业。
芯片领域，我们还处于追赶阶段。芯片工艺太复杂，失败率高，该领域的关键是竞争良品率，我们的良品率是60%，人家是80%，这样永远干不过人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断试，试就需要钱，有钱了才可以去试，所以需要政府的帮助。
华为、紫光等都是世界顶尖的企业，但我们的芯片设计还是受制于人。虽然我们在碳基材料方面有所突破，但是要达到使用的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晶圆材料主要依靠进口，晶圆加工也是我们落后较多的领域，ASML可以制造5纳米的光刻机，我们的上海微电子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但差了好几代。中芯国际能够制造14纳米的，他们的人马来自台积电，资金来自中国大陆，但和台积电还有差距，台积电已经有5纳米的制造工艺。
我们要理性地认识中国在芯片行业所处的地位，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低端芯片领域，我们国家还是有可能慢慢赶上的。低端芯片是主流，40纳米以上的芯片占到了全球销售额的78%，7纳米的芯片只有我们高端智能手机才用，很少有采用5纳米的手机，一般我们的工业用8纳米就够了，根本用不着高尖端的芯片。我们现在用掐脖子技术作为标准来搞突破，这个标准太宽泛，我觉得在关键领域摆脱美国的约束、不受美国的限制就可以了，比如晶圆材料主要由日本生产，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日本的晶圆材料夺过来?我觉得没必要，中国太大了，别的国家看到我们的企业发展起来，心里都害怕，但凡中国做的产品价格猛降，他们就不用做了。
第二，提升国内消费。我们的消费力上升非常快，但我们的储蓄率下降也非常快。按照现在这个下降的速度，10到15年，我们的储蓄率将下降35%，这个比例是现在韩国的水平，但是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的一半，而我们超过美国的一半要到2049年，所以我们还需要储蓄。笼统地说，我们应该挖掘国内消费的潜力，调整国内消费的结构，尤其是中低端的。
中国家庭收入分配调查的数据显示，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35%，相当于财富的近70%。50%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占16%，10%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占了0.4%，所以最低和最高之间差了87倍。当总理说我们还有6亿人生活在月均收入1000块钱以下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所以提升50%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是未来15年我们要做的事情。
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终极目标，就是全面建成现代化。什么叫全面现代化?不仅要看收入，还要看老百姓有没有保障，有没有安居乐业。全民社保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真正的城乡统筹一体化，但难度非常大。我认为应该实行统一但是有差别的社保体系，给人家一个菜单让人家自己去挑，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全国统一。我们的地区差异太大了，我听说深圳的存款是6000亿，但是东北地区早就亏空了，需要中央政府的补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有差别的政策，还要重视低收入阶层的救助，这次疫情导致很多人丢了工作回去农村，将来城乡一体化，显然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我们还要推进城市化。按照标准计算，我们的城市化率应该是72%，刚好是日本和韩国达到我们国家目前收入情况的城市化水平。但是按照我们常住人口的比例统计，中国的城市人口占60%，按照户籍人口统计，这个比例不到45%。我们农村劳动力也只占全国劳动力的28%。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是低质量和滞后的，我们测算到2035年，中国城市化应该达到75%～80%的标准，中西部还有2亿多人要进城。
将来城市化该怎么走?要城市区域化。8月2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有9名专家发言，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教授发言具有指标性，他有一本书叫《大国大城》，讲的是大城市化。今后我们的城市化就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区域，我们的城市化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武汉、长沙、四川盆地、关中平原、京津冀、辽东半岛、河南围绕郑州打造十字核心区……理想的状态是到2035年，这些地方集中60%～70%的人口。我们国土面积那么大，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人口呢?日本关东地区和关西地区的人口加起来，就占到了总人口的60%～70%，这是人口要集中的概念。
第三，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碳减排目标，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近期和远期的严峻挑战，比如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所谓的新能源其实用的是旧能源，要用电，而我们国家90%的电力来源是火力发电。所以新能源汽车越多，烧煤越多，要改变这个状况，就得替代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所以习总书记一宣布这个碳减排目标后，真正的新能源企业市值猛增。对企业有什么影响呢?恐怕我们不得不全面征收环保税、环境税或者叫碳税，如果企业排放太多，就要及时转型。这是一个硬性指标，也是我们企业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最后我认为，首先我们不能把底线思维变成我们常规的经济政策，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也就是三线建设，对形势的判断不是很准确，最后基本上失败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不等于不要国际循环。我们要通过开放，加大美国脱钩成本，就像我们开创了金融市场，让很多美国金融企业进来，帮我们说话。30年前美国和我们脱钩很容易，因为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多少联系，但今天脱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很多自媒体说，我们今天好像有被世界孤立的倾向，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小平同志韬光养晦的战略定位，我们应该回去重新拣起韬光养晦来。这种说法好像有道理，但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大象难以躲在树后，中国是一个大象，不是小兔子。
那中国该怎么做呢?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有所作为。当然我们也要转变观念，以前我们是规则的接受者，只要顺应规则就行了，但以后我们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要以这种心态去迎接新的百年不遇的挑战。如今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美国也不认同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了，那么最大的两个国家先坐下来谈，谈好之后就极有可能促成新的全球规则。 (李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