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一民《柴六开五星WC》由四篇小说组成。来京城开电梯的小市民余力，经营五星级厕所的大提琴手柴六，在比利时撒尿童子铜像前憋出人生真谛的华侨庄总，以及被逼不得不在家戴着墨镜睡觉的作家新乔，四个戏剧性的人物，或喜剧，或悲剧。既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生活在不同层面上的人们的无奈和尴尬，也是现代文明进化过程之中人类灵魂的某种呻吟，揭示了人类社会某些“结构性悲剧”。
何乐辉：我以为，《柴六开五星WC》无疑具有“讽刺小说”的特征，您受过同类作品作家的影响吗?或者，您为什么不是以别的风格写作?
齐一民：我不算受到“讽刺小说”作家的影响，尽管我的作品也有“讽刺小说”的味道。但骨子里我写的并不是对个别人物或者事件的嘲讽，那些故事更多是借助讽刺而写的悲剧。这种悲剧也不是表层而是深层次的，不是一时的而是长存的，不是揭露治愈就完事，而是人类不能自身克服的。这可能更像是法国作家加缪所说的“荒谬感”，或者还可称之为“结构性大悲剧”。
比如“柴六”开厕所的故事，其实暗喻的“艺术”和“物质”两种追求两者之间难于调和的天然矛盾;“余力”——“多余下来的劳动力”暗喻的是人类为竞争有限工作岗位而不时发生的“械斗”——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戴墨镜的作者新乔”隐喻的是从艺者面临的个人活动自由和社会曝光率、社会功名之间不好协调的关系……这些都不是一时的不协调和尴尬，也不是某人某个时段矛盾性的取舍，更是“结构性”的和长期伴随我们的，它们会在条件成熟后必然发生。
何乐辉：我尤其喜欢《柴六》的结尾。五星WC倒了，变成一片长满了荒草的WC 遗址，夜间时常传出鬼哭狼嚎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让人们产生不同的、复杂的情绪，或凄惋，或哀怨，或怀恋，或悠长。其实，柴六还想回到过去，可是他回不去了，最后消失在一汪湖水之中。您如何评价柴六这个人物?
齐一民：其实，柴六的悲剧是普遍性的，可用作概括许多不情愿却不得不为之的行为以及相互矛盾的概念，比如“理想和现实”、“艺术与金钱”、“人情与生意”等等，这些都是人生中不断会遇到、难以调和或者永远不会做出满意选择的事情。
就拿那个本来拉大提琴却一猛子下海开厕所的柴六来说，他的悲剧是在“艺术追求”和“物质满足”之间选择了后者，而他又不可能真正放弃忘记艺术。因此，荒诞和荒谬就大尺度产生了，或者说，他在下海的那一时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自己会比在交响乐团没事干更加悲怆的结局。
柴六的悲剧发生在古今中外那么多艺术家的身上，就是难于在“纯艺术追求”和“有尊严生存”二者之间进行协调，协调好了的极少，不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就太多了。从柴可夫斯基(靠梅克夫人接济生活)到曹雪芹(潦倒而死)、从巴尔扎克(负债写作)到王小波(为生存考卡车执照)等等。
在小说的结尾处，破产的柴六最后带着他心爱的大提琴，在《天鹅之死》的弦乐中投湖自尽，那是许多艺术家的“心之死”。我把结局写成那样，是带着巨大同情心的。
何乐辉：您从商多年，后来在北语教的也是“商业”课，对商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您在《柴六》中借胡思之口提到的那些商业思路，后来也验证是正确的。请问齐老师：2020年及以后几年商业应该怎样?
齐一民：快别提了，2020把我这个编纂出《柴六开五星WC》的作家一下子变成那四个故事的主人公了(笑)，他们借病毒还魂，还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您看，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十六年，一直给外国学生讲授商业和语言文学课程，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我的外国学生们都不能回中国，我这个老师也就变成“多余的力量”了。其次，由于书店无人光顾，我这个“业余作家”卖书更加困难——“新乔”即使不戴墨镜上街，也没人认识我是何人;我喜欢的交响乐行业就更惨，上半年全世界所有指挥和拉大提琴的“柴六”——那些靠卖演出票谋生的艺术家都停业了，疫情再过上半年不好转的话，兴许许多艺术家都会扎堆排队到“五星级WC”去求职谋生——疫情再严重厕所也不会歇业呀——那才是“刚需”!
最后，眼下全球的跨国旅游业都中断了，你再甭想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去看那个“撒尿小孩儿于廉”，但我敢肯定，唯有他还在放纵地无忧无虑地对着空无人迹的广场愉快小便。
当小人易，做君子难。以前是那样，今后也许更是。(吴晓)
对话者简介
何乐辉：北京万卷图书中心创始人，资深出版观察人，在传媒出版界从业二十余年。
齐一民：作家，比较文学博士，《柴六开五星WC》作者，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马桶三部曲》《雕刻不朽时光》《妈妈的舌头》等二十余部计600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