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军勤务学院财务审计系 毛飞
近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绩举世瞩目，这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未来“强军梦”、“中国梦”的实现更需要坚实的国防投入为支撑。然而，中国国防费近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位增长态势已经引起了一些不小的议论，未来财政压力将不断加大、以民生为重点的公共需求对财政资源的诉求更为迫切，是否应当继续保障国防投入的优先权、维持高位增长态势成为战略决策中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适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实现不连续区间适度增长，国防费增长路径应呈“之”字型曲线
1、国防费将在不连续区间适度增长。国防费适度规模理论上讲是军事、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种均衡状态。较早的理论认为它是占GDP或类似指标的某一具体比例数值，相应的国防费增长路径是一条不断趋近这一均衡数值的曲线。后来出现的“区间论”认为适度规模不是一个点，而是在一个上限不超过经济能力、下限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带状通道”里上下波动的曲线。显然，区间论提高了结论的科学性，逐渐被理论界所接受。但区间论暗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即国防费增长曲线是线性的，其多维影响因素变化是连续可微的，这些因素如果描述在平面上将是一条连续无间断的曲线。但事实上，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是不连续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也有着跨越式发展情况。因此，国防费适度规模区间应当是间断的。
2、国防费适度增长呈现“之”字型路径曲线。区间论中的国防费适度规模增长路径只是一条位于带状通道——C01-C02之间的曲线，如图2-1所示。图2-2表明，由于技术、制度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下的国防费适度规模是不同的：T0-T1阶段是C11-C12之间的一条整体斜率向上的波动曲线，T1-T2阶段是斜率向上且较为陡峭的增长曲线，T2-T3阶段进入C21-C22通道后斜率变缓，出通道后的T3-T4阶段斜率又变得较为陡峭，T4-T5阶段进入C31-C32通道后增长曲线整体斜率又趋缓。因此，从长期来看，国防费适度规模的增长路径呈现为一条“之”字型曲线，如图中粗线所示。
3、我国国防费增长处在适度区间范围。综合考察1985年～2016年中国国防费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不难发现，中国国防费增长曲线在1998年、2010年出现拐点，呈现三个明显不同阶段，其中，1985年至1997年国防费实际增长率基本在两位数以下，且近一半年份出现负增长;1998年至2009年国防费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均在两位数以上，有的年份甚至接近20%;2010年至今，国防费实际增长率又跌到两位数以下。显然，中国国防费增长呈现明显的“之”字型增长。其中，1985年至1997年处于较低的一种国防投入适度水平，2010年至今处于相对较高的国防投入适度水平，1998年至2009年属于国防费规模增长的跃升阶段，短短十年间国防费规模逐次突破1000亿元、2000亿元和4000亿元，翻了四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只要经济发展状况与军事需求不发生大的变化，国防费增长曲线将处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的带状通道，增长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如果军事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调整、军事需求出现质的变化，在经济发展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国防费增长将出现向上拐点，并通过这一带状通道，进入快速增长期。
二、应对多元形态安全威胁，保持高维度国防投入水平，军人人均国防费应约为低维水平5倍
1、不同安全威胁形态决定着不同核心军事能力。不同安全威胁来源及其程度大小决定了不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形态。理论上讲，不同的传统安全威胁源，需要相应种类的军事力量对抗，比如面对海上威胁需要建设海军，面对空中威胁需要投入空军力量。另一方面，同一威胁源，其威胁程度不同，对应的军事力量建设力度也应该不一样。假设两国同样面临着海洋和陆上威胁，其中一国陆上威胁要大于海上威胁，而另一国家面临的海上威胁要大于陆地威胁，那么前者将更重视陆军力量建设，后者则更加关注海军力量建设。由此将形成不同的核心军事能力需求。从现实来看，由地理环境所决定，安全威胁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属海洋国家，如日本是岛国，有的国家属大陆国家，如蒙古是内陆国家，两者面临的安全威胁就不一样，日本主要面临的是海上和空中威胁，而蒙古主要面临的是陆地和空中威胁，由此形成的核心军事能力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日本有海上自卫队，而蒙古则没有海军。
2、不同的核心军事能力需求决定着不同的国防费规模。这主要是因为军事能力的建设投入成本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军事能力的技术要求越高，其建设投入成本也越大。显然，以海、空军为主要力量的军事能力建设需求要远高于以陆军为主要力量的军事能力建设需求，由此形成不同的国防费规模。
3、多元形态安全威胁相匹配的高维度国防投入水平大致为低维度的5倍。以技术军种结构比0.4，即海军与空军实力之和与陆军实力的比值，作为世界各国响应安全威胁并据此构建具有高技术军事能力的军种的分界点，据此测算不同安全威胁形态和核心军事能力需求下的国防费规模。运用Stata软件对世界144个国家2001年～2010年十年间相关数据的Anova分析和Scheffe事后比较，表明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在国防投入上存在显著差异，且海权国家军人人均国防投入高于陆权国家，两者的经验比值为5∶1。即应对海空高维形态安全威胁的国防投入应当为陆地低维形态安全威胁的5倍。
4、我国国防费规模的目标值。在样本考察期(2001～2010)，我国军人人均国防费的平均规模(1.7万美元)较为接近陆权国家数值(1.98万美元)。这表明，近十年我国国防投入处于匹配陆地一元威胁形态的一种低维度水平。但事实上，我国目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形态是多维的，不仅有来自陆地的，海空威胁也日益突显，并成为主要威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前我国目前的军事能力还主要是大陆防御型的。为适应我国国家利益拓展，应对海空多维形态安全威胁，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发展需求，国防投入水平应当维持在一个较高维度，即军人人均国防投入应为当前水平的5倍左右。
三、着眼中国特色军事革命，适应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国防费增长速度应保持在15%左右
1、国防费增长面临的政策选项。当前历史阶段，世界各国国防费平均增长速度在5%左右。对应这一增长水平，我国军人人均国防费高维度均值，在2010～2020年应达到13.85万美元，或者在2020～2030年达到22.55万美元。如果在政策目标上选择前者，2017～2020年我国军人人均国防费的年均增长率至少应当保持在60%以上，即使考虑裁军因素(即三年间裁减军队员额30万)也要55%;如果选择后者，从2017年到2030年，军人人均国防费增速大概在11%～12%之间。
2、国防费增长的现实需求与经济约束。从政策目标的选择上，保持11%～12%的军人人均国防费增长率，把国防投入高维度水平的实现目标推到2030年，难以满足现实紧迫需求，不利于实现改革强军目标，难以有效解决现实矛盾问题。但另一方面，在财政收紧、土地财政不可持续、财政风险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国防财政资源约束也不断加大，国防费增长空间和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如果在政策目标的选择上，追求过高的国防费增长速度，比如50%，甚至是60%，即使能在2020年达到一个较高维度的国防投入水平，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3、国防费增长策略的现实选择。综合考虑现实需求与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将军人人均国防费的增长速度保持在15%左右，这样既不太高使经济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承受，又不太低，可以在2025年左右比较接近高维度水平，满足较为急迫的军事需求。采用上述增长策略，未来十年我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被控制在2.5%以内，与世界平均水平和美、俄、英、法、印等世界大国的国防投入水平大致相当，不会引起国际上对我国国防支出增长的过分非议;另一方面也不会对国家财政的其他重点支出造成冲击，可以确保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