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田广博士
编者按：随着新兴科技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全球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变得相当严重。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向来就对世界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非常关注，于是他们把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大量应用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对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有关可持续发展和超越发展等社会经济新增长理念的提炼和弘扬，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在开放性的经济环境背景下，经济人类学家所主张的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报特约记者就西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新趋势问题，专门采访了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田广博士。
记者：首先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西方经济人类学的最新发展情况。
田广：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人类学在应用领域的发展，经济人类学成为一门深受欢迎的分支学科。发展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农业发展方面的问题，成为经济人类学家关注的热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使得一些人类学研究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他们模糊地意识到，对于贫困无助的人们而言，原有的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或许被错误地应用了，政府旨在对落后地区居民进行帮助的反贫困决策，往往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他们更深地陷入了贫困的漩涡，甚至导致毁灭。于是，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开始怀疑原来的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他们试图进行某种新的结合，探索经济人类学的新方法和新视域。为此，他们开始走向实地调研，对具体项目的运行过程和机制及其如何造成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与此大体同时，依附理论的兴起也吸引了许多人类学研究者注意探讨政治关系如何导致反贫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出现悖论：以帮助穷人为名而最终实际是为富人服务，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日益拉大。例如，许多打着绿色革命旗号的援助项目，原意是准备以生态的手段来提高当地的粮食生产效率，结果却是许多贫困的农民因为无法适应这种变革而被迫离开故土流入城市贫民窟。结果的就是，既没有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还造成了新的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开始凸显。这些实践中发生的悖论和矛盾，为西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问题和议题。其中，关于贫困和发展的关系，非规则经济与超越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与新增长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记者：请问西方经济人类学关于贫困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都有哪些重要理论值得我们借鉴?
田广：有关贫困和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西方研究者一般都坚持运用经济人类学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论为其指导，并常常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学理分析和事实描述：贫困是因为“非理性”和“非逻辑”，从而将贫困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贫困者自身行为偏差。其实，这种观念恰恰是长期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所导致的结果。事实与他们的这种看法相反，贫困者自有其理性和逻辑，而且往往能更加合理高效地，更加谨慎忍耐地利用他们所能获得的极其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人间神奇。他们重点聚焦于腐败现象、税务体系、政策公平和政府机构等方面的研究，因为它们会导致发展中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例如规模移民、都市颓废、地下(黑市)经济、贩吸毒品、摧毁雨林等等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危机。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类似的研究奠定了此后经济人类学“文化转向”的基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三部论著：《农业内卷化》采用传统的范式对瓜哇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它之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小贩和王子》对爪哇的市镇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他将其区分为两种理想模型——“集市型”与“公司型”，前者代表大多数人自发的分散的街道经济活动类型，后者则与之相反，是指占少数的但比较集中化规模化的并由国家法律加以保护的企业，它们之间通过市场竞争和经济计算展开活动并力求避免发生危机。“公司型”的企业为了减少竞争获取优势则会寻求国家权力机构为其提供某种保障，以使它们的资本积累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而“集市型”的人群则是一盘散沙的竞争性个人主义者们的活动，因其孤立、分散和弱小等等不利因素，他们的资本积累很难达到较高的规模和水平。《尼加拉》重点研究的则是“集市型”，主要探讨个人如何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合理性选择，同时他也指出，“集市型”存在的问题乃是国家霸权或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经济运行的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在当今的政治性改革导致社会生产、居民生活以及企业路线发生巨变之时，许多现代人文学科转向了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经济人类学研究者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开始参与探讨经济全球化与不平等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他们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国家越发展和强大，国家的社会权力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垄断也会跟着发展和强大，它们也就越有成为国家垄断特权主体的更大可能性。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越来越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发展”问题。但是也有论者批评他们的研究结果往往不是在认真调研经济的增长和下降之间内在关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工业革命时代，主流理论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包含彼此相关的两个含义：获得资源的增长，以及为了进一步增长所导致的对资源的破坏。这就是这个“发展”概念的内在矛盾悖论和恶性循环，也是许多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常常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切入点——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下，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面临的悲惨遭遇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反政治的机器》就揭示出莱索托发展项目的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为目标的经济行动，最终却以城市居民的利益大幅提升而告结束。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性的前景》通过对赞比亚产铜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和悖论。他在该著作中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借鉴了一些自由贸易学派的观点(如伊古德曼等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因此，整个思路存在明显的二元论的特点，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并不透彻。
对贫困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以及空间范围内学术分工的细化。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就是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元而又有机统一。因此“传统”的东西应该被“现代”的东西包含和超越。例如，资本家们通过拥有和控制资本这一关键因素，将科技与教育，民主与法治等因素以城市为中心重重组合起来。虽然这会导致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但由此带来“发展”的收益将会补偿那些不利方面，最终还是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于是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似乎变得可以接受。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发展”观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极其有害的。这样的发展最终造成了发展中的穷国对资本主义发达富国的依附性越来越大，被动融入其控制的全球资本体系中，并居于低端和外围的地位，无法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要发展就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出，改变自己零和游戏中的边缘人和受害者的地位，但是一旦脱离了全球资本体系，他们的发展又会因丧失了外部的支持而陷于困顿。这一典型的两难处境与福斯特(Foster)论著中提及的“好农民”所面对的困境恰好相互印证。
如何解决整个西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城市贫困与物质进步之间的矛盾，始终是经济人类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他们习惯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来试图精确量化“贫困”问题，并高度关注具有较强技术性的测量和计算。虽然这些数学工具的应用对研究很有意义，但如果属于“宏大叙事”的定性问题上不正确，数学工具就会暴露出它的巨大局限。对此，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极其尖锐地指出，对数学建模的过度迷恋和不加甄别地滥用，恰恰暴露了我们研究内容的贫乏以及理论的缺失。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经济顾问，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崇拜也不以为然，他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主流经济学家中许多人太过自信，以为他们的那些数学模型都是唯一正确的，可以包打天下。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漠视了人类经济活动在不同人文环境条件下的变化性和复杂性。经济学在这些人那里真正就成了人类学空场，只见数学公式而不见人及其文化。众所周知，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都是极其宏大和复杂的，数学的抽象和拟合只是权宜之计，未来真正进步的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它的数学工具应该越来越简明，而文化背景的嵌入则会越来越深入。也即是说，经济学研究将含摄越来越多人类学的内容，进行更多的文化研究。
记者：西方经济人类学家比较看重对非规则经济与超越发展的研究，能否请您就此给我们的读者做个简要介绍?
田广：在这方面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在其论著中用“贫民窟中的一颗恒星”来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他写道：街道充满着小贩、乞丐、小偷、骗子、搬运工、皮条客、的士司机等不同的人群混合体，热热闹闹充满生气。但他们几乎没有从一份真正的工作中获得过什么好处，以便维持其生计。在狄更斯的论作中，出现了很多这种现代早期街道经济的名字术语，像“地下”、“监管”、“隐藏”、“黑市”、“第二经济体”等等。如果说人类学家在对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批判中并没有兑现多少关于发展的诺言，那么，他们至少在对发展的研究过程中贡献了“非规则经济”(或“非正式经济”)这一概念和范畴。
此外，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学者，他曾著有四部关于经济人类学的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小贩与王子》，该书论述了关于印尼企业家们存在的两面性的问题。他指出，大部分印尼爪哇的城镇居民进行的经济活动是“集市型”街道经济，而“公司型”规则经济的主体则主要是西方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它们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并根据规则来计算和规避风险和系统化地进行资本积累。这就是韦伯等人所定义的所谓“理性企业”。与之相比，“集市型”经济则是个人主义和分散性的竞争，几乎不可能进行资本积累。更为不利的是，官方只承认现存的企业，而他们的经济活动则是“非规则的”或“非正式的”的，其资本积累受到了起点和规则的双重限制而几乎不可能成功。这样一来，集市模型必然败给公司模型，而后者在19世纪后期，随着规模化生产和企业流水线的发展，它会更加增强垄断地位而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石。这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下为何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
一些世袭的王室王子继承工厂之后继续聘用政府雇佣军，很少管理这些企业或者完全没有按照经济原则进行管理。他们让自己的工人在任何环境下工作，不管利润如何，重要的是维持自身追随者。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规则经济或理性企业相对立的模式。哈特在完成对西非城市内贫民窟中经济规则极度不合理的地方的研究之后，便尝试将他的经济人类学经验传达给发展经济学家。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路易斯在关于发展经济学家的二元模型中，尝试将农业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市场，这种尝试对正式和非正式名词的概念建立起着很重要的影响。正式和非正式方面的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非正式的想法在继承制度上对于组织社会而言，是沿着正式的路线来努力的。
在关于“发展”问题的政策决策层，第三届世界城市失业问题所造成的恐慌，就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主要体现。政府和企业的习惯性思维就是特别注重所谓“正规就业”。在马克思和凯恩斯等人的经济学观念中也特别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但今天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政府或官僚和顾问们如何提供住房、卫生和就业等等?而需要这些的人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如果不会发生“什么”——例如城市暴乱或革命的幽灵再现， 那么因“失业”而导致大量危险人群骚动的大萧条场景是否就不会发生?这一连串的设问，与经济人类学家哈特在阿克拉贫民区超过两年的领域工作经验不同。他想说服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习惯性思维认定的“失业”的模式和想法，研究更多基层经济。他没有太大的理论野心，只是试图在关于工业化发展面临问题的持续辩论中，插入不规则的经济活动，建立这样一个特定的民族志的学科视野。根据一些极不发达地区和国家(例如肯尼亚)的资料，在他们的国际劳工部门中，“非正式部门”已经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关键词，并据此可以帮助顾问和官僚们作出决策。可以这样认为，一个“非规则经济”的想法，具有二重性的含义，这既反映了官僚主义(国际劳工部门)的发展，也反映了民族志意义上的“人民”的发展。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使得世界经济以及国家经济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上越来越模糊，机构精简、企业外包和劳动临时合同等几乎遍地开花;对公共职能进行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减少腐败，而只是使得腐败现象更加普遍化或半公开化了;非法武器以及毒品走私行业似乎爆发性地增长了;“知识产权”的争夺成了新的全球化战争;假设中央和地方是整个国家的利润驱动器，利润就总能钻到法律的空子，挖掉法律的墙角，使法律最后成为利润的守护神和保护伞。官僚机构和国家政权的制高点或迟或早会在市场狂热的氛围下由非正规经济接管。典型的例子是，大部分(70%-90%)非洲国家，已然承认“非规则经济”是合法的，它允许资本主义非法形式融入原有经济体系，相互渗透难分彼此。于是整个非洲似乎就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市型”经济体，一个外来垄断资本可以肆意运作榨取财富的冒险家乐园。这其实是非洲为何深陷贫困泥潭难以摆脱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人类学家古哈(Guha-Khasnobis)认为，“非规则经济”作为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结果之一，已有很长的历史。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会歧视“非规则经济”的活动，但久而久之似乎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但是，如果怀抱着真诚的提高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发展愿望，那么在现实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不得不尝试着运用政府权力来协调和引导自我组织的发展。
如果说最早的全球化，是以大规模欧洲人口迁移到温带地区，大量亚洲“苦力”迁移到热带地区为标志，那么，今天与之不同的则是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迁移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垄断的西方资本操控着大规模崛起的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经济，促使富裕家庭从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中脱颖而出，但可惜数量比例还是不高。现在，巴西提供最低价农产品，中国提供最便宜制成品，印度提供最廉价信息服务，俄罗斯提供最好性价比的受过较好教育的移民，等等。当然，伴随着大规模移民潮从贫穷国家的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本国劳动者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的激烈竞争，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政策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资本全球化的程度如此迅速和深入，使得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以及积累等似乎都扩展到全球资本大循环中来进行，例如久处边缘的亚洲就是在最近几十年间迅速融入其中了。但种族、宗教、文化等的无形壁垒仍然森严，因之造成的收入差异的鸿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这已然成为这个真正的资本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各种规模和各个层次上被不断地复制发展。
记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可持续发展与新增长理论显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请您就此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田广：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等危机的日益严峻，使得世界各国都不得不开始对当前人类的组织原则进行深入的反思，以重新构想更加合理模式。经济人类学者对此责无旁贷，他们不仅要研究人们处在全球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的条件下，贫困地区如何就地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以缩小与富裕地区的差距，而且还要研究如何在发展名义下，使社会可以创造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财富，大大增加其总量。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前提是，现在的穷人们不能再模仿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那样就必然导致地球环境资源难以为继。因此，人类必须寻找一种创新的模式，使穷人、富人和环境之间能实现共赢。为了发展经济和限制人口二者实现耦合，西方及亚洲一些国家再次对“有限增长”理论产生了兴趣。这一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梅多斯(Meadows)等人首先提出的。富人精英们向来都很担心贫困人口的无限制膨胀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甚至威胁自己人身财产安全。但残酷的现实是，现在贫困人口确实达到了全球较高的比例，并且最近的将来还看不到大幅降低的可能。
内生增长理论即新增长理论则认为，假定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它承认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复杂的以及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决定。新增长理论侧重于研究由技术投资所引发的经济增长。因此，相对于新古典经济模型，新增长理论视技术为一个内生变量。无论是由私人还是由公共部门所实行的R&D活动都认为会增加经济中的技术存量，其中的一些也许会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增加利润。因而，R&D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在资本和劳动力既定的情况下，新技术使生产方式更有效率。
新增长理论强调R&D活动和创新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创新，并且有利于整合其他领域发展的知识。因此，该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与致力于研发的人数增加有关，因为它对创意的增加有积极的影响。因规模报酬递增，人类知识的进步将会使创新的成本下降。总之，人力资本的增加，会促进技术创新，而这些从长期看会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开放性的日益重要，新增长理论承认国内制度的重要性。开放性经济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构建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的环境，知识产权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另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论来自其静态和动态效果。一般来说，在静态环境中，知识产权并不是福利最大化，因为在一轮创新后，理性的企业家便成为了合法的垄断者。然而，一旦创新发生，外溢效应便可能扩散到经济体中的其它部门。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如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建立，因而临时性的垄断是需要的。如果新发明被广泛的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继续进行创新的激励将会变得更大。
在动态环境中，专利保护是合理的，因为市场参与者从事有风险的活动，促进技术进步并且扩散到其它部门，这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在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非对称的影响：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并不会使每个国家的福利最大化。知识产权的净进口国也许需要付出更多的特许权使用费。因此，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其本身可能无法保证经济增长。一方面，发达国家倡导知识产权需要无歧视性地保护，这样市场力量足以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无歧视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本国的R&D，并且它们怀疑私营跨国公司会转移最新技术和支持国内学习。现在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还须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同时，还须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保持良好的知识产权合作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并搭建起良好的交流平台是创新成果能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加速发展态势。
根据新增长理论的假设，因不合理的机制所导致的与外部R&D接触较少通常与较低的生产力增长率有关。由于跨国界的外部性和知识外溢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将有助于其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家迪奥(Diao) 等人论证贸易开放影响对外国R&D的吸收：如果一国能有效地利用外国技术，收益将显著。而李德曼(Lederman) 和马罗尼(Maloney)则检验了R&D投资和发展模式，验证了虽然发展中国家R&D投资回报率更高，但是其他制度变量应该计入到R&D投资决定中。尽管发达国家投资回报率较小，证据表明其在R&D有更多的投资。这表明拥有国家创新机制的国家可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总之，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假设，有政策导向的文献表明，贸易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外溢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由于新贸易议题包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例如通讯服务，理论和实证的争论对贸易政策和贸易谈判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有可能影响国内的R&D政策。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是当代贸易议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并涉及到有关政策空间和国内制度建立的争议。
总之，传统的西方经济人类学，主要是以西方知识史和传统方法论来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逻辑，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其研究成果在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看来，因为过度微观和非典型而使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大打折扣。当下，我们中国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用更广泛的视野和更科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及其经济逻辑，才能发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更多真理。具体而言，中国的经济人类学家不仅要开展跨领域研究,还要扩大到历史的中观和宏观层次，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与望远镜的有机结合。今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正在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的新发展，在当下也具有了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其全面发展正当其时，值得期待。
(特约记者：汕头大学商学院研究生王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