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速低于1929年后同期增速
■ 罗思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相反西方深陷国际金融危机泥潭不能自拔。后者2008年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此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尚未完全得到克服，西方经济体增长缓慢的形势仍将继续。2007-2017年，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仅增长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新平庸”。
由此带来的累积效应是经济长期持续缓慢增长，而非个别年份缓慢增长。截至2017年年底，距国际金融危机的前一年——2007年10年，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G7集团增速慢于1929年大萧条后同期增速——1929-1939年G7集团GDP总增长15.90%，2007-2017年则仅为10.9%。西方经济体这种极为缓慢的增长形势必然加剧政治动荡——2016年特朗普违背美国绝大多数建制派意愿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并在正式就任总统后导致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英国非理性脱欧;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甚至德国这种传统上一直保持稳定的国家一度面临组阁危机。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势说明了什么?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亚当·斯密创建的现代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虽然马克思注意到斯密没有看到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问题，而且纠正了斯密的个别观点，但马克思是继承而非推翻斯密在《国富认》开篇所点出的基本框架。此外，西方计量经济学提供的数据印证了马克思/斯密分析的正确性。那么，为何边际主义经济学无视马克思与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以及西方专家在这一领域所论述的事实呢?
原因是，揭露事实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凯恩斯在《通论》指出：“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马克思则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即得利益，更确切地说阶级立场，意味着真理将因支持错误的意识形态遭到忽视。”当然，马克思被证明是对的，而凯恩斯则错了。
个人创业
斯密、马克思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不被边际主义经济学接受的原因很容易解释。要使资本主义合法化，必然就得宣称，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是资产阶级。因为边际主义经济学不喜欢谈阶级，因此将“资产阶级”这个词汇改头换面为“个人创业的主力军——个人企业家”，但本质并无不同。
据称，个人创业在推动进步和确保供需平衡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问题是，斯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与经济增长成因实证研究，与“个人创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的说法完全不同。相反，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实际研究显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按重要性递减顺序排列是：体现中间产品/流动资本增长作用的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细化，全球化的作用，固定投资/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劳动力技能改善，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研发投入。总之，实证研究导致马克思和习近平主席得出结论——工人阶级是提高生产率和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这样的结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创建一套经济理论宣称“个人企业家/资本家是提高生产率和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
问题是，这一理论不符合事实，据此理论制定政策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只重视短期供需变化，却忽视供需平衡时经济如何发展这个更重要的问题，边际主义经济学剥夺了自身准确了解经济如何增长的能力。正如下文所示，边际主义经济学创建的经济理论不符合事实，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西方经济体无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原因。
这个理论问题很容易得到检验。如果个人创业是拉动生产的最重要因素，那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超过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个人创业属于TFP的一部分。但正文上文所述，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太小——TFP对30大发达经济体和30大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仅为2%和9%。即使个人创业有助于增加TFP增长的整体贡献率——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科技进步、经济规模与其他因素在TFP增长中没有发挥作用。事实上，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
作为个人创业发源地的美国，显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形势。TFP增长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确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虽然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远低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1990-2016年资本投入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8%，劳动力投入为31%，TFP为21%。正如上文所述，这符合二战后整个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中间产品，其次是固定投资，然后是劳动力投入，最后是TFP。
鉴于美国是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经济体，没有理由认为所有TFP增长都源于个人创业，但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个人创业的4倍。也即是说，即使以美国为例，“个人创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有必要指出，资本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TFP的两倍多，劳动力数量投入(劳动工时)的作用和TFP一样——劳动力投入的总体作用显著高于TFP增长。此外，美国TF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因此，个人创业的作用甚至小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总之，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阶级利益的代表，边际主义经济学不得不隐瞒经济发展事实。但这将带来不可避免的结果：基于这种错误的经济理论确保经济增长或者解决经济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正如下文所示，这导致西方陷入新平庸。
索洛的错误得到纠正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索洛上世纪50年代创建的西方增长核算法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没有区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即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没有区分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
索洛犯的另一个错误，是用资本存量，而非资本在一定时期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测算资本投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索洛所犯的错误是用资本存量而非资本服务分析资本投入。
1994-2001年经合组织、联合国与美国统计机构正式用新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纠正了索洛的这些错误，这在乔根森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有详细分析。而边际主义经济学用了150多年的时间才接近马克思和斯密的分析。但令人担忧的是，部分中国媒体发表的文章仍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索洛的错误的经济增长成因核算方法。
米尔顿·弗里德曼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总体框架，二战后试图挑战源自于斯密与马克思理论框架的边际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当属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将攻击目标对准凯恩斯，他的攻击点是试图推翻“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的分析。正如上文所述，这也是对马克思/斯密理论框架的直接攻击。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理论的正确性与否，而且也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与新结构经济学，因此值得详细分析。
弗里德曼之所以专门选择将他的攻击重点放在“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这一点上，是因为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动荡加剧对这种趋势的影响。正如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指出：
“凯恩斯具有争议性的理论——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地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状态，令我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的正确性的疑虑加深。”
弗里德曼借助美国经济数据，以反驳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源自斯密的经济分析。他为此专门写了《消费函数理论》这本书，以推翻凯恩斯等人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试图通过西方计量经济学家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反驳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的分析。这些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结果确凿地证明，弗里德曼犯的一个错误是依赖美国而非全球经济数据，而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所作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分析则是正确的。
弗里德曼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他没有核实，美国是一个例外，而非总体或国际趋势。他错在仅以个例为准，而没有进行全面的国际比较。正如作为反凯恩斯的大将，新古典主义的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就主要经济体的研究结果也不得不总结指出：“美国国内投资率和国民储蓄率稳定性一直很强……但引人注目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是个特例，因为其他国家国内投资率和国民储蓄率均有明显的增长，特别是相比二战前大幅增长。因此，长期数据显示，国内投资总额和国民储蓄总额占GDP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
当然，这只是印证了马克思/斯密以及上述相关最新经济研究成果，也充分印证弗里德曼是错误的，而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所作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分析则是正确的。
凯恩斯
上节谈到，弗里德曼试图攻击凯恩斯与斯密、马克思等人的理论框架，结果事与愿违。尽管如此，弗里德曼仍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至少他明白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该问题是为何不管是从经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仍然深陷新平庸的原因。
弗里德曼费尽心机攻击“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分析，是因为凯恩斯指出，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投资下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日益严重：
“社会越富裕，其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越大……贫穷的社会往往会消费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产量，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投资便会足以导致充分就业。反之，富裕的社会必须为投资提供更加充足的机会来导致充分就业，如果想使该社会的富人的储蓄倾向与该社会的穷人的就业不发生矛盾的话。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动机微弱，那么尽管存在着潜在的财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会强迫该社会减少它的产量，一直到存在着潜在财富的该社会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产量的多于其消费的部分被减少到与它的微弱的投资动机相适应时为止。”
或者，正如凯恩斯指出，这意味着产出和就业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水平：
“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这样，为了能维持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投资来补偿总产量多出在该就业量时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部分……因此，在既定的被我们称为消费倾向的条件下，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即对全部企业家来说有没有动机促使他们扩大或减少就业量的水平)取决于现期的投资数量。”
但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确保必要投资量以维持有效需求的自动调节机制是不存在的。即萨伊定律所宣称的“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说法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凯恩斯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70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一致。凯恩斯总结道：“因为，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殊事例……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者通过人为的策划，使现期的投资量对需求所提供的数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大于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有的消费量的部分。”
简言之：“个人进行的储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今天不用餐的决策。但这一决策并不必然导致一星期或者一年以后用餐或者买双皮靴的决策。”
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老式说法的错误在于根据个人的储蓄行为便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断，认为也会使总投资增加相同的数量。”
任何投资缺口都会被我们熟知的“乘数效应”放大，最终产生更大幅度的经济周期波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依靠乘数的一般原理来解释为什么占国民收入相对微小比重的投资的波动会造成总就业量和收入的波动，而波动的幅度远远超过投资波动本身。”投资结合消费的这种波动，反过来会决定就业：“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数量二者在一起决定就业量。”
西方陷入新平庸的根源
上述实证分析证明，投资调控问题成为西方经济体陷入新平庸的决定性因素。但要了解这一点，就有必要明确指出，西方经济体增长放缓并非仅仅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西方经济体经济放缓已有数十年。后一种趋势容易被短期经济周期波动掩盖，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用长期移动平均线是为了消除纯粹的周期波动影响，以利于看清基本趋势，可以看出，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的4.5%，分别降至2002年的3.0%、2016年的2.0%。过去36年的数据显示，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下降一半以上。就更长时间的数据而言，如美国一样，他们增长放缓的时间更长。
当然，用较短的时间段来分析趋势，会体现出更大的波动，但不会改变西方经济体趋势。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从1966年的6.9%，急剧放缓至1988年的4.0%，2000年的3.3%，2016年的1.7%。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1966-2016年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速下降超过70%。
美国经济
对所有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详细分析显示，他们都呈现同样的趋势，即这种严重放缓是普遍趋势，没有例外。为避免文章过于冗长，所有西方经济体的详细图表将不会一一呈现，但由于美国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将把其作为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从1969年的4.4%，下降至1978年的4.1%，2002年3.5%，2017年的2.2%。也即是说，美国经济放缓已超过半个世纪。
为何凯恩斯不被西方经济体接受?
鉴于前面章节曾详细分析了何谓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过去数十年西方经济体经济严重放缓的原因显而易见。理论上，这样的放缓是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分工减少造成的。这确实是1929年后大萧条爆发的关键原因——这一时期以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为象征的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抑制了国际劳动分工。
但现阶段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出台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针对太阳能、洗衣机、钢和铝等征收高额的保障性关税)，与20世纪30年代的超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也没有证据证明，反映中间产品增长的劳动分工过程已经逆转。因此，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不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经济体持续缓慢增长是受到全球化崩溃或国际劳动分工中断的根本性影响。
但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因素的固定投资形势却截然不同。从西方发达经济体净固定投资(总固定投资-资本折旧)占国民总收入(GNI)比重比较，西方发达经济体投资水平下降显而易见。
最新数据显示，西方发达经济体净固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1973年的13.4%，下降至1979年的12.1%，1989年的9.9%，2000年的7.7%，2006年的6.9%，2015年的4.1%。也即是说，西方发达经济体净固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下降近70%。因为资本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的因素，固定投资严重下降必然导致西方经济体经济严重放缓。
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
通过分析美国数据可以清楚地看清这一进程，因为美国数据时间跨度较长，并非仅仅是二战后数据。从1929-2016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比较，发展曲线显而易见。1933年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美国净固定投资为负，即美国折旧消耗的资本大于新增的资本——美国资本存量实际上是下降的。
二战期间的1943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出现空前增长，达到14.8%——因为投资激增，美国经济经历了戏剧性增长，从二战爆发到1945年，美国GDP总增长91%，年均增长11.3%，这是美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
二战后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但在1966年达到10.9%的峰值——这正好与二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相吻合。此后五十多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降至2.1%的低点，直到2016年才仅升至3.8%。1966-2016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了近三分之二。鉴于资本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的因素，美国经济严重放缓不可避免。
西方实施凯恩斯的部分政策遭受失败的原因
过去数十年西方经济体净固定投资严重下降，导致其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并不可避免地陷入新平庸。但问题是，为何西方经济体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呢?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了解形势，甚至不需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理论角度来看，很容易解释。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原因，当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时，西方经济体实施了凯恩斯的部分政策，但拒绝实施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为何西方经济体陷入缓慢增长，且增速慢于1929年后增速的原因。分析这个问题也清楚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优于西方经济体。
正如上文所述，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于投资变化。他根据这一分析得出意义更为深远的结论——财政赤字作用——这一问题的分析拉大了他与边际主义经济学之间的距离。但原因显而易见，边际主义经济学并不愿意承认凯恩斯的结论。
除了财政赤字政策外，西方经济体愿意接受凯恩斯的结论之一是，当经济存在严重问题时，应实行低利率政策。2008年至今长达10年之久，西方所有主要央行都在实行超低利率，利用量化宽松降低利率，而这直接源自凯恩斯的分析：“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率的波动可以被用来解释和分析繁荣与萧条交替的行进。资本边际效率相对利率的波动，可以用来描述和分析繁荣与萧条的交替。降低利率的目的是削减借贷成本，提高利润，从而增加投资吸引力，刺激投资需求。”更确切地说，凯恩斯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投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借贷，超低利率的目的是为使贷款更便宜，使投资更有利有图、更有吸引力。
反过来，量化宽松政策的必要性，源自于凯恩斯认为只依靠纯粹的市场力量，利率不会降到足够低水平的事实。或者正如凯恩斯指出：
“在富裕的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微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积累已经较多，除非利率以足够快的速度下降，进一步投资的机会就较难具有吸引力。这就使我们来研究利率理论并且考察为什么利率不能自动下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所有主要央行(美国、日本、欧盟)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也即是说，凯思斯的政策仅得到部分实施。
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
尽管凯恩斯支持低利率，但他并不认为单靠低利率就能克服投资下降带来的影响。因此，凯恩斯得出结论，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只有经验才能证明：在何种程度上，控制利息率能够持续地刺激投资，使它处于合适的水平。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处于能根据一般的社会效益来计算出长期资本边际效率的地位的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
因此，凯恩斯认为，控制投资水平应由政府而不是私人部门承担：“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总量的职责放在私人手中。因此，有必要设法‘由社会控制投资量’。”
但如果政府决定当前投资总量，那么凯恩斯会得到如下结论：
“单靠银行利率政策带来的影响不足以决定最合理的投资率。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是确保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
凯恩斯指出，“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消灭私营企业，而是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协同合作：
“这并不排除政府当局和私人主动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馈赠的形式……但除调节消费与刺激投资必须由中央控制之外，更多的社会化经济生活则没有必要……当然，确保充分就业所需的中央控制，会扩大政府的传统职能。”
显而易见，凯恩斯设想的经济结构是决定现时投资量的重任不能交予私人手中，政府应发挥设定总体投资水平的作用，但不能所有生产资料都国有(即不是1929年后苏联所推行的模式)。
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结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因为在那是由私人资本设定投资水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体接受了凯恩斯的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政策，但拒绝他的“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的建议。如果设定投资水平脱离私人资本控制，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将不复存在!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对中国经济结构有所了解，虽然大家是通过凯恩斯经济学而非马克思主义框架角度了解的。“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大型国有企业为国有制，放活小型国有企业为非国有/私有制)，加上放弃计划经济，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再是管制模式，但政府在必要时可启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设定投资水平，正如凯恩斯所主张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