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6月25日A2版
■ 李学俊
基础货币乘数也是一个变量：经济常态下的从变量，经济危机状态下的主变量。
以上所有关于货币需求与供给的理论中，虽然弗里德曼、凯恩斯都已经注意到了货币乘数的影响，但是，所有关于货币需求与供给的具体公式都没有注意关于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都没有将货币乘数纳入计算公式。
这是又一个严重的理论缺陷。由于搞不清何为真正的价值，搞不清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所有现代经济学理论，货币理论几乎都清一色无可奈何的回避商品价值生产决定的实质问题，把使用价值、效用、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世界各国通行的各种货币全部都是没有固定价值标准的货币。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没有锚的货币，因此币值总是漂浮不定的。
于是，商品与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的决定完全放任由市场的货币供给与需求来决定。但是，由于信用货币没有诚实无情，但具有价值的金银货币的限制，可以任意发行供给，因此，自信用货币大行其道以来，世界各国的信用货币都在呈放任发行状态，货币越来愈多，全世界商品、资产的价格都与价值日益背离，财富价值总是漂移不定，货币和商品市场动荡的频率和振幅大增。信用货币在与货币需求大体一直的时候成为交换流通的天使——那是罕见的时候;在严重不一致的时候就成为扰乱经济、制造危机的恶魔——几乎快要成为常态。
三、美联储货币供给的严重缺陷
(一)美联储的作法：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根据弗里德曼考证表明，美联储最初是根据黄金，商业信用和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来发行货币，实际上是在“缺乏有效合法的决定货币总体存量标准的情况下”开始运作的：
“从字面上理解，决定货币总量(存款货币和通货)的上述两个标准显然是矛盾的。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保持金本位制意味着，货币存量必须要与国际收支相平衡;另一方面，真实票据论并没有对货币数量形成有效限制。然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金本位制决定了货币总量的长期变化，但给短期变动留下了较大余地。黄金储备和国际资本市场为短期失衡提供了缓冲。更重要的是，金本位制不能决定通货和存款各自在货币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但真实票据论却与之相关。联邦储备体系的创始人对中央银行政策目标的认识是在国民银行时代的货币恐慌中形成的。在他们看来，基本的货币问题是银行危机，这是由公众试图把存款兑换成通货的过程而引发的。为了阻止这种兑换引起大范围的银行破产或银行对现金支付的限制，必须要采取措施，使得在不减少两者总量的前提下，将存款转换为通货。这就需要某种能迅速扩张的通货，即联邦准备券，以及能够使银行把资产转换成这种通货的办法，即贴现。因为当时商业银行以‘有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银行汇票和汇票(bills of exchange)’的形式持有大部分资产，限定‘最后贷款人’仅向此类票据再贴现虽无益处，但也不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一不合理要求无疑反映出：一方面，货币当局对与‘商业’活动对立的‘投机’活动的不认可;另一方面，在货币量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具有‘弹性’和货币总体具有‘弹性’问题上的混淆——这种对投机活动的不认可和对弹性的混淆使联邦储备体系一直以来饱受困扰，并且时至今日仍伴随着我们。”
这一法案刚通过不久，其适用的环境就发生了变化。在这一体系开始运作之前，一战爆发了。交战国很快放弃了金本位制，大量黄金开始涌入美国用来支付协约国的货款。到战争后期，美国已经严禁黄金流出。金本位制没有形成对货币总量的有效限制。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的重建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并对联储政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此后金本位制再也没能发挥法案制定者们所预期的作用。
真实票据论的境遇同样糟糕。美国参战后，政府债券贷款(loans on government securities)就开始与作为储备银行再贴现抵押的商业票据一样，成为再贴现的抵押品，并且两者数量不相上下。如上所述，联储体系受权发行的联邦准备券是基于再贴现资产而非商业票据的，商业票据主要是由政府债券所担保的成员银行的15天票据。
因此，在缺乏有效、合法的决定货币总体存量的标准的情况下，联邦储备体系开始运行。一些人的相机抉择不可避免地取代了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而这些人的行为甚至没有法规的明确指导——除了《联邦储备法案》的所谓的“提供弹性的通货，提供商业票据再贴现的方法”的目标或者“以促进商业和贸易发展”来确定贴现率的指导意见——也没有意识到环境的改变扩大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肩负的责任。因此，随后若干年间，当我们看到如此频繁的朝令夕改、如此之多的目标和权力混淆以及如此反复无常的权力行使时，也就不再感到奇怪了。
终于，今天的美联储继承了昔日美联储“频繁的朝令夕改、如此之多的目标和权力混淆以及如此反复无常的权力行使”的传统，酿成了2008年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风暴。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美联储货币计算公式，但是该公式显然仅仅是一个理论摆设，因此美联储实际调控货币供给和需求的是交替的使用三大基本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的货币供给：
⑴法定准备金;⑵贴现率;⑶公开市场操作。
当市场货币过多，物价上升过快，经济过热的时候，就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债券;或者提高法定准备金;或者提高贴现率;或者双管齐下;甚至三手并用，减少货币供给，抑制物价上升过快，经济过热。
反之，当市场货币太少，物价下降，经济过冷的时候，就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主要采用公开市场操作，买进债券;或者降低法定准备金;或者降低贴现率;或者双管齐下;甚至三手并用，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物价回升，刺激经济发展。
总之，物价高了，经济过热了就减少货币供给;物价低了，经济停滞了就增加货币供给。这个操作方法有点像一个面点师学徒，不知道一定量的面粉到底需要多少水来和面才合适。于是，面粉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粉。结果，本来预定制作10公斤面粉的面包，如此反复的增加，面粉却增加到15公斤，才达到水和面粉的均衡要求。
不断反复交替的增减的办法虽然艰难的达到暂时的均衡，但是正如面点学徒一样，货币不断增加，使货币与商品的供求在整体物价抬高了N倍之后才达到所谓均衡——就是当前世界货币当局的办法。
(二)美联储60年成就：物价上涨18倍
由此可以知道，美联储以及其他货币当局，由于不知道商品的价值到底多少，价格如何确定，也找不到一种价值尺度固定不变的货币，因此从来都没有真正知道，自己调控的市场商品总额的价值是多少，与此对应货币市场到底需要多少货币，不得不采用交替加水加面这种“试错法”，通过不断试错来寻求一个供求的均衡点。但是当通过这种试错法好不容易达到到一个均衡的时候，物价已经是在抬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货币被贬值到一个新的水平。不过，很快又失衡了。经济也就时冷时热，起起落落，货币加多减少，总体越来越多于市场商品的实际需要，于是增长物价螺旋式不断上升，终于全面升高，价格和当初已经面目全非。
2005年以前的60年，美国物价平均每年上升5%，物价累积上升18倍。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用消费物价指数、J1平减指数变动的百分比来衡量美国经济2005年以前60年的通货膨胀率得到的结果。
据美国联邦政府网站www.fedstats.gov、www.bea.gov、www.bls.gov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计算，以1982—1984年CPI数据为100，那么，在1929年，美国CPI为17.1，可是到了2003年，上升到184.0，相差166.9，也就是说，2003年的CPI是1929年的10.76倍。
美联储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联邦储备系统：宗旨和功能》中明文规定：(美联储的)目标包括：使经济增长能实现其潜在的扩张能力;使就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使物价稳定(即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以及使长期利率保持在合理状态。
60年物价平均每年上升5%，物价累积上升18倍的结果充分证明美联储根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同样，世界其他央行也没有能稳定物价，保持货币币值稳定。
显然错误的货币理论与计算公式是各国央行无法真正知道一个经济系统需要货币量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计算公式，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按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货币理论，没有真正弄清楚价值是什么，无法建立起具有价值固定不变标准量纲的货币体系，因此是无法找到这个公式的。对市场商品与资产价值测不准，货币的价值量定不准，必然导致货币供求调控不准，物价的起伏不定，总体逐年上涨就是注定的了，金融危机不断产生也是必然的了。
四、找到经济学的“上帝粒子”，建立固定不变的价值量纲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灿烂辉煌。对于我们面对、研究、生产的一切，我们都能精确的度量。因为我们发明了相应的计量标准体系：长度、重量、质量、面积、体积、容积、温度、力量、能量、压力、速度、时间、色彩、音响、密度、功率、频率、信息等等。只要需要进行度量计算统计，就会发明相应的统一计量标准，即量纲。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各种不同的量纲，人类才有了研究评价事物的客观尺度，才可能对事物不仅可以作定性的研究，更重要是可以作定量的研究，才可能建立各种科学技术与各种思想学说。
但是，万分遗憾和万分不解，人类什么都可以正确、精确计量，唯独不能不能建立具有固定不变价值量纲的货币，因而不能正确计量我们创造的财富的价值量!
1000克水的质量无论在何时，无论在哪里都是一千克。1公里无论在地球还是在太空都是1公里。但是，1盎司黄金在上世纪40年代是35美元，可是2011年8月是1900美元。或者说上世纪40年代1美元是1/35盎司黄金，可是2011年仅仅是1/1900盎司黄金!
一件商品的价值量到底是多少?我们的财富价值量到底是多少?这种困惑已经使历史上的经济学家们头痛不已。
李嘉图一生寻找衡量商品价值量“不变的价值尺度”，最后万分绝望：“诸商品的相对价值变动了，我们当然希望有方法判定商品的真实价值腾贵，何种商品的真实价值跌落。要办到这样，我们只有认定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依次把他们比较。但世间要寻找一种绝对不变的价值尺度，却是不可能的。……上述种种，已足使世间不能有完全的价值尺度。”
克拉克同样表达了研究价值的艰难与无奈：“如此大量文献……〔读者〕尽可耐心阅读，而他对价值为何物仍不得而知。”
“想要从经济文献寻找令人满意的关于价值的普通公式，那是枉费心机。”
凯恩斯在写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时首先就遇到价值计量纲这个头痛的问题：“有三个疑难之处严重地阻碍了本书的写作进程，它们是：第一，选择计量单位，该单位能适用于研究整体经济体制问题;第二，预期在经济分析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收入的定义。在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之前，我很难顺利表达我的意思。”
常用的单位使经济学家们不满意的地方，可以从国民所得、实际资本存量和一般价格水平这几个概念得到说明：
1、国民所得。正如马歇尔和庇古教授所定义的那样，衡量的是现期产出量或者实际收入，而不是衡量产出量的价值或者货币收入。这个定义的一个严重不足之处是：由于社会的商品和劳务是性质不同的复合体，因此“严格地说，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这个复合体是不能被计量的。”
这个商品与劳务的复合体是什么?就是价值。但是，凯恩斯也无可奈何只好说，“严格地说，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这个复合体是不能被计量的。”
在进入实际产出分析时，他坦白承认遇到更大的麻烦：
2、当我们为了计算净产出量而设法计量资本设备的净增量时，遇到的困难更大。因为，要对现期内生产的新设备与已经损耗掉的老设备在数量上进行比较，我们就必须找出两者之间某个共同的基础。在计算净国民所得方面，庇古教授做了一些尝试，并暗中引入了价值变化的概念，但还是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就经济分析来说，我相信庇古教授所尝试的概念是正确而恰当的。但是，除非先采用令人满意的单位体系，否则，很难给出精确定义。
于是，他指出人们的常识，“一般价格水平”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且难以避免：
3、人们都知道，一般价格水平这一概念具有的模糊不清的性质，而这也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性质使得该概念很不适合被应用于因果分析，因果分析应该是非常精确。
那咋办呢?此路不通，绕道而行吧：既然不精确，就没有必要!
“这些概念不仅缺少精确性，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但是，凯恩斯也深知，要进行经济分析，没有精确的分析是万万不行的，于是，把话兜了回来：“显然，在我们的定量分析表达方式中，必须不使用任何在数量上模糊不清的方式。并且事实上，正如我希望能证明的那样，一旦我们尝试着去做，没有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加清晰。”
“必须不使用任何在数量上模糊不清的方式”就是必须使用精确的计量单位。那精确的计量单位在哪里呢?
“在论述就业理论时，我建议只使用两个基本数量单位，即货币价值量和就业量。其中，前一个单位是严格同质的”。
不错，货币的价值单位是严格同质的，问题是，货币的价值量怎么确定呢?凯恩斯再次无可奈何地绕开了这个庇古教授努力解决而终未解决的难题，把他交给了读者，再用现实中人们习惯的使用计量单位货币，将读者忽悠而过。
后一个单位“就业量”咋办呢?如果要对经济进行价值计量，那么，“就业量”的实质就是就业的价值量。既然价值量都无法确定，那么继续绕吧。
凯恩斯借鉴了马克思的办法，相当于将复杂劳动时间的报酬等于若干简单劳动时间的报酬方式来使它们换算成严格的同质性：“后一个单位可以人为地使其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别的劳动者以及领取薪金的办事员来说，他们获得的是相对固定的报酬。我们可以把普通劳动者工作一小时的报酬作为计量单位，而按一定比例把特殊劳动者的工资换算成他的劳动时间，例如，报酬是普通劳动者两倍的特殊劳动者每工作一小时，计作两个工作时数，对我们的目的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就业量的定义是很充分的。我们把衡量就业量的单位叫做劳动单位，并把每一劳动单位的货币工资称为工资单位。从而，假设E表示工资(和薪金)总额，W表示工资单位，而N表示就业量，就有E=NW。”
终于，把就业量换算成普通劳动时间，再把普通劳动时间报酬换算成货币工资单位。经过如此这般的变化，凯恩斯终于把要分析的价值计量单位统一到了严格同质的货币单位，可以挥毫写作他革命性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了。
凯恩斯的《通论》在世界经济学史上的确“革命”了，但是，他的经济学革命居然把经济学最基础最核心的价值理论给革掉了。
当在剑桥讨论会上，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没有价值理论，他却顾左右而言它，无端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为唯一通用的价值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它已声名狼藉了。”可是，他“把衡量就业量的单位叫做劳动单位，并把每一劳动单位的货币工资称为工资单位”的作法显然就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改头换面的结果。
由于世界经济理论的困惑，到现在为止，全世界依然还是没有一个计量价值的固定不变的标准量纲。即使是在1971年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制，借用黄金来充当“度量”标准，同样是无法真正准确确定商品与货币的价值量。
35美元=1盎司黄金——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
但是1盎司黄金的价值量又是多少呢?没有人能确定。如果这时有人回答，他只能很无奈地告诉你：
1盎司黄金=35美元
但是，35美元又等于多少价值量呢?人们只好再绕了回来说：
“35美元=1盎司黄金。
这个回答和问谁是鹿谁是马一样可笑：
问：谁是马?
答：鹿的旁边是马。
问：谁是鹿?
答：马的旁边是鹿。
到底谁是鹿谁是马呢?
我们还是无从知晓。
“35美元=1盎司黄金 1盎司黄金=35美元”和“鹿边是马，马边是鹿”的回答都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这是一个奇怪!这是一个比“鹿边是马，马边是鹿”更荒诞的奇怪!因为这是一个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恼人的严重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奇怪中的奇怪!为何是这样呢?只能这样。因为，迄今为止，尽管有许多关于货币的理论与价值的理论学说，但人类根本就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价值，当然也就无法建立一套测量商品价值量的固定不变的标准体系：价值量纲——货币体系。
2011年，世界黄金价格上涨超过了每盎司1900美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当初规定的1盎司黄金=35美元的57倍。因此，无论是用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还是用美元来作为价值尺度，对商品价值测量的结果早已面目全非，其它货币当然也更是如此。
但事实上，1公斤面粉还是1公斤面粉的价值量，1盎司黄金还是1盎司黄金的价值量，N量商品还是N量商品的价值量，仅仅因为货币没有固定不变的价值量纲而发生价值表示的漂浮不定，使商品的价值量无法准确测定与表示。
结论：找到经济学的“上帝粒子”，人类才能征服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可见，央行不能确知一个经济体系需要的货币量根本的原因在于现有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没有能帮助各国央行建立具有价值量固定不变的标准量纲的货币，而更为根本的是没有找到经济学的“上帝粒子”——价值粒子。
正是这一系列关键的缺陷导致人类经济学严重的危机，所以彼得.德鲁克早就指出：“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
对于现有西方经济学缺少真正的价值理论非常失望，因此预言：“下一种经济学还是应当有一种价值理论。”
找不到经济学的“上帝粒子”，人类肯定不能征服金融危机;找到了经济学的“上帝粒子”，未必能征服金融危机;但是只有找到经济学的“上帝粒子”，人类才能征服金融危机。
下一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找到经济学的“上帝粒子”——价值粒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