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3.94%的经济增长，增速不仅高于2008—2017年危机期间年均的3.35%，还高于1980—2017年历史平均的3.48%。从复苏的动力来看，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均有望超出历史平均水平，分别实现4.94%和2.48%的经济增长，较2017年提速0.18和0.14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从多元化退潮向多元化涨潮的结构异变转折期，发达经济体复苏高点和新兴市场动能增强同向叠加，支撑全球经济换挡提速。从前瞻指标看，2016年以来，全球PMI持续向好，特别是新兴市场PMI迈入枯荣线上方，带动全球通胀反弹。今年1季度， PMI一度从七年来的高位回落，但新订单指数和投入价格指数于4月企稳，仍接近3年来高位。今年5月，中国制造业PMI和新订单指数均创下了半年来的新高，全球需求回暖有望重新推升通胀。尽管多元化涨潮伴随全球性贸易摩擦的威胁，但总需求持续上行的态势从全球贸易增长中仍可见一斑。2018年，全球贸易增速有望再度超出经济增速1个百分点以上，意味着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逆全球化趋势相对得到改善。
全球总供给相对趋紧，成本推动型通胀逐渐形成。全球总供给曲线的左移为潜在通胀的重要原因，其关键因素有以下三个：第一，中国“供给侧改革1.0”的产能出清带动通胀沿产业链传导。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推动下，上游产品价格率先上升，也渐次带来从上游到下游、从资源品到消费品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2017年全年，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0%，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68.2%，同比提高8.7个百分点，钢铁产能利用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80%，逐步进入合理区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供给侧改革2.0”将更注重供给的质量、补齐短板并适应消费升级需要、监管和环保措施的常态化，通胀水平不会持续上升，而有望保持相对温和。
第二，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带来输入型通胀。2017年以来，以OPEC成员为主的原油生产国冻产行动执行情况超预期，对油价构成了较强支撑。EIA的数据显示，其原油库存在2017年底下降到2015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以来，随着地缘政治冲突恶化，中东局势的不稳定或将维持原油价格在阶段性高位，并对原油进口国带来输入型通胀。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结构来看，2017年至今，CPI同比增速领先核心CPI，且其相对走势与更多衡量可贸易品价格的PPI较为同步。
第三，贸易摩擦加大全球性通胀压力。今年以来，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全面升级，美国与欧盟、加拿大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也有加剧的倾向。随着贸易摩擦的演化，机电产品、钢铝产品、农产品都可能成为贸易战重点针对的商品类别，为贸易战各方及全球其他国家带来直接或间接的通胀。
需求端刺激将渐次终结，全球货币政策收缩对通胀的制约存在滞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货币现象”，但货币现象对于通胀的作用却有赖于相对货币供应的数量和形式。不同经济体真实复苏进程的差异决定了货币政策收紧的渐进性，意味着加息的影响滞后于经济回暖，不会阻碍全球通胀在短期内上行。
从历史上看，以消费为主引擎的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与M2和M1的相对增速大体呈正相关。但金融危机爆发后，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货币刺激政策导致其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而经济增长中枢的下行却带来企业投资积极性下降，现金储备上升。在此情形下，核心通胀变为与广义货币相对增速负相关，意味着陷入流动性陷阱，即M2增速长期低于M1增速。以美国为例，在1995年12月至2008年10月，其M1月同比均值仅为1.6%，但在之后截至首次加息的2015年底，M1月同比均值高达11.4%。
随着经济真实的复苏，重启加息后至今美国M1月同比均值降至7.6%，核心通胀与广义货币的相对增速负相关程度减弱，但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尚未形成对通胀上升形成挑战，且海外美元回流也抵消了部分国内美元信贷增速减缓压力。与之相比，欧、日央行资产负债表仍然处在量化宽松边际减缓的阶段，主要央行全面缩表的共振尚未出现，其对全球整体通胀的制约在短期并不会显现。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