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贾根良
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演化经济学和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表现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两者的产业政策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技术赶超或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有关政府作用的理论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为基础的，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在批判市场失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不适合于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运用于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使是运用于低收入国家，也是有局限性的。事实证明，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正是我国所有地方政府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吉林报告》则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吉林报告》的缺陷说明，聚焦于传统意义上产业部门之间区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不适应新国际分工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价值链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是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还是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基础之上，针对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发展一种历史和国情特定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自2016年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新一轮产业政策争论以来，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信奉者，其他经济学流派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对之保持着沉默。但这并不说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学者对产业政策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恰恰相反，这些学者的研究要比现在的争论早就深入得多。例如，在演化经济学以及与之具有历史渊源的研究传统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有路风(2000，2004，2016a，2016b，2016c，2016d)、贾根良等(2007，2008，2009a，2009b，2011，2015)、贾根良(2012，2013a，2013b,2013c,2013d, 2013e，2014a，2014b, 2014c,2016,2017a,2017b)、宋磊(2015,2016a，2016b,2016c)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贺俊等人(例如，贺俊、吕铁，2015;黄群慧、贺俊，2015;贺俊，2016，2017a，2017b)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也许除林毅夫、宋磊、贺俊和顾昕等人外，其他参与争论的学者并不知晓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因此，本文首先通过介绍当前国外经济学界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两大理论范式，厘清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在目前产业政策的争论以及在经济思想史中所处的位置，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两大理论范式提供一个概要。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二节将对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基础提出批评，并阐明演化发展经济学相应的替代性观点。最后则讨论演化发展经济学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为什么要比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
一、产业政策研究国际前沿的两大理论范式
在进行讨论之前，本文首先需要对产业政策的概念进行定义。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所谓产业政策就是指所有有关产业发展的政策，或者是有关发展的产业政策。这样定义的产业政策既包括英文中工业战略的概念，也包括政府制定的与企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微观经济政策。皮特利斯认为，微观经济政策目前正在大西洋两岸通过产业政策、战略和国际竞争这些伪装的概念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复兴，“正如钱德勒、彭罗丝和许多其他作者观察到的：组织和企业是国家可持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公共产业政策的分析再也不能忽视企业以及它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了”。而那种“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产业政策理解为在市场机制发生障碍的情况下，政府对特定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进行介入或对特定产业内部的竞争进行限制的政策，……实际上将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立场的政策实践排除在产业政策之外”了(宋磊，2016a：3),本文将不采用这种以特定理论范式定义的产业政策概念。
按照上述演化经济学有关产业政策的定义，“历史上第一次审慎的、大规模的产业政策”的实施可以远溯至1485年登基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亨利七世的青少年时代是和他的一位姨妈在法国的勃艮第度过的，在这个地方，他注意到毛纺织品的生产不仅为其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也使面包师和其他工匠非常富裕，但其原材料却都是从英格兰进口的。1485年，当亨利接手英格兰时，英格兰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未来几年的羊毛生产都抵押给了意大利的银行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在勃艮第的所见所闻，因此，他决定采取模仿勃艮第的做法，并为此制定了鼓励羊毛纺织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对羊毛出口征收关税、对新建立的羊毛纺织厂规定免税期、吸引海外特别是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等，这就是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开端(埃里克·S·赖纳特，2010，58-62)。正是这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在英国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贾根良，2017a)。
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是最早的产业政策，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坚决反对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正如李斯特和马克思指出的，(晚期)重商主义(16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重工主义”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21年在议会开幕时经内阁授意所说的话就典型地概括了这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国家利益的关键性作用：“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61：41)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如果一国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殖民地就只能是其悲惨的命运了。查阅任何一本社会科学著作，您总是会发现，殖民地无一例外地被定义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制成品销售市场”。重商主义这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不仅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性因素，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催化剂。“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国家命运是何等重要!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产业政策理论也不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的，而是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对何种经济活动才能使国家致富特别是关于“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等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在他们看来，“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是“坏的贸易”，而“出口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则是“好的贸易”(梅俊杰，2008，105-106)。当时的英国精英阶层正是以这种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为依据制定产业政策的，从而推动了英国的崛起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演化发展经济学正是通过对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有关国富国穷的基本原理：“增长是经济活动特定的”，并为之提供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产业政策只有选择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大、进入壁垒高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一国才能走上富裕的道路。
正是基于对国际学术界上述研究成果的了解，2005年初，笔者邀请挪威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纳特共同为中国读者编辑一本由笔者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著作。这本著作在2007年以《穷国的富国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为名出版，现在仍是世界上第一本、同时现在也是惟一一本以“演化发展经济学”命名的著作。西欧主要国家(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晚期重商主义经济学是最早的发展经济学，并对美国学派(汉密尔顿是其先驱)和李斯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分别成为推进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经济学说，美国学派、李斯特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日大分流”的重要因素(贾根良，2015)，1945年后的日本和1953年后的韩国的“发展型国家”深受这种经济(产业)政策传统的影响，虽然许多发展型国家论者未能深入理解这种历史渊源。因此，演化发展经济学不仅从这些源远流长的产业政策实践及其思想史中吸收灵感来源，而且还直接从李斯特、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学派的E.P.史密斯那里直接吸收理论灵感。
演化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由上述以政策实践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广义上的现代经济演化理论合流而成，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重新阐释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实践及其经济思想，并创造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实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将之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这种广义上的现代经济演化理论包括：演化经济学(其主要流派是凡勃伦以来的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结构主义经典发展经济学的演化理论方面、继承凯恩斯传统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特别是现代货币理论，并直接从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那里直接吸收理论灵感，因为和熊彼特和凡勃伦一样，马克思和凯恩斯也被公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对于这种广义上的现代经济演化理论，我们需要简要地说明它与演化发展经济学及其产业政策理论之间的三点主要联系。
首先，演化发展经济学的产业政策理论仍需要继承并发展经典发展经济学合理的理论成分。例如，杨格定理是在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基础之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斯密定理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经济演化思想的重要代表。在杨格定理基础上，经典发展经济学的两位开拓者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指出，由于投资活动在产业间存在着金钱外部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之进行协调。对于经典发展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豪斯曼和罗德里克也是承认的，在他们的著名论文《经济发展作为自我发现》中，他们提出了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两大理论基础——“协调失灵”和“信息外溢”，其中前者就是从经典发展经济学继承而来的。但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经典发展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强调技术创新而非后者所谓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其次，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代学派是英国的剑桥学派(国内学者在过去经常称之为新剑桥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卡尔多、罗宾逊夫人和帕西内蒂等人，他们探讨了作为演化经济学主题之一的分工、技术进步、报酬递增和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等问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其货币金融理论，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现代货币理论(又称国家货币理论)异军突起，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它不仅对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智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现代货币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斯蒂芬妮·凯尔顿还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的竞选中直接担任经济顾问，尽管由于美国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特朗普政府不可能以这种货币理论为基础制定经济政策，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却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彭罗丝的《企业成长理论》继承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在这本名著中，彭罗丝指出，企业的“超额资源”内生地导致了企业的成长，它是作为企业间学习、专业化和协同工作以及有抱负的管理者为“超额资源”寻找新的有利可图的用途的结果，从而为目前在商学院作为主流理论的“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中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产业政策理论奠定了基础。纳尔逊和温特的经典著作不仅因为强调惯例、能力、创新和组织学习在推动组织变迁并提高组织绩效上的作用，从而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们还开创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发展了创新体系(创新系统)的研究方法，开辟了创新经济学的专门研究领域。“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和新熊彼特学派都是建立在熊彼特的学说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将之统一称为新熊彼特学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演化发展经济学中，对产业政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新熊彼特学派。众所周知，以美国学者查莫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一书为标志，正式拉开了一场全球性的产业政策大辩论。但正如宋磊指出的，在日本学者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中，今井贤一在1984年已经开始将演化经济学以及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学术渊源的动态能力理论应用到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之中，但直到现在，这种研究思路仍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注意，同样，在20世纪下半叶的英文文献中，由于演化经济学家没有使用过于“狭隘的”产业政策概念，而是使用了创新体系的概念(国家的、区域的、部门的和技术的)讨论政府如何通过建设创新体系在制度和政策等更系统、更多维的视角推动产业发展的问题，所以，演化经济学特别是新熊彼特学派在产业政策研究上的贡献也就很少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在演化经济学中，如果说今井贤一是最早将企业能力问题引入到产业政策研究的学者，那么，英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在1982年提交给经合组织(OECD)的一篇会议论文则是第一篇从宏观和中观角度从事产业政策研究的论文。弗里曼在198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中，研究了日本通商产业省和经联会的产业政策对日本创新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研究，并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英文书名中受到启发，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这展现了现代演化经济学在发展的早期就与源远流长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之间的历史渊源。
大约在2007年之后，演化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使用“产业政策”的术语了。2007年，演化经济学家苏特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实践中的产业政策开始转向了创新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加强能力建设，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对截止到2007年的产业政策研究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笔者区分了旧式的和新式的产业政策：从前在东亚与拉丁美洲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是旧式的产业政策，而以知识、能力建设和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则是新式产业政策，后者将越来越成为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重点，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贾根良、姜达洋，2009a)。2009年，赛默里、多西和斯蒂格里茨编辑出版了演化发展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产业政策与发展：能力积累的政治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原本不属于演化经济学阵营，但自他离开世界银行成为“华盛顿共识”的反对者之后，就日益运用演化经济学研究实际经济问题。他将伦德瓦尔等演化经济学家们有关学习型经济的研究运用到发展中经济的问题，提出了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是知识和学习问题的观点(Stiglitz,2011)。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进一步指出，(演化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已认识到，生活水平的改善来自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来自资本积累，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真正区分开来的主要是知识的差距。在他们看来，发展中国家增长和追赶的步伐基本上依赖于它们能够缩小知识差距的步伐，这就使得国家如何学习、如何变得更有生产力和公共政策如何推进这种进程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精心设计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可以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而设计很差的政策则阻碍了学习。“新自由主义”集中在静态资源配置上的思路阻碍了学习而不是推动了增长，自由贸易实际上导致了停滞，而基础广泛的工业保护和汇率干预给被保护的部门并常常是给整个经济带来了好处。
那么，上述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源流及其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与过去十多年国际经济学界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笔者只是通过介绍一场争论和英国经济学家皮特利斯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综述对此做出说明。
就在中文版《穷国的富国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于2007年元月出版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在该年也相继出版了，这就是赖纳特的《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依然贫穷?》和张夏准的《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与赖纳特更理论化的著作不同，张夏准的论著更多地是从经济政策史入手的。2007年7月21日至8月3日，《金融时报》副主编、著名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该报上开辟专栏，共发表了七篇短文讨论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著作，张夏准一人与沃尔夫、艾伦·温特思、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安妮·克鲁格、埃德蒙·费尔普斯展开了论战。笔者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组织了一个专栏，在翻译这七篇短文(马丁·沃尔夫等，2008)的基础上，对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评论(贾根良、黄阳华，2008;杨虎涛，2008)。与后来张夏准与提倡产业政策的林毅夫之间的争论不同(Justin Lin，Ha-Joon Chang,2009;中本版见林毅夫，2011：93-116)，这场争论基本上是在张夏准与原教旨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一次交锋，后者对产业政策基本上持反对观点。
但正如罗伯特·H·沃德(Wade,2012)和皮特利斯(Pitelis,2014)指出的，在最近几年，产业政策的争论又重新流行起来了。皮特利斯认为，“在这种脱胎换骨的争论中，产业政策的争论常常涉及到知识或能力的转移、学习、市场的共同创造、集群、创新的生态系统和企业家精神的提升等主题”(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Runde,2017)。皮特利斯的这种看法无异于是说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甚至核心范式。但他又指出，“有趣的是，一些改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或可以称之为‘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加入到这种争论中来了，例如，罗德里克(Rodrik，2009)、豪斯曼等(Hausmann et al.,2011)和林毅夫(Lin，2011)等，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入的缺失和协调失败，所以需要产业政策。……甚至更具新古典经济学风格的阿吉翁等人(Aghion et al.,2011)的‘新产业政策’也认识到，定位于特定部门的垂直的产业政策干预可能比目前新古典经济学所能领会到的更加有效”。
在笔者看来，这种“后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争论的另一主要范式。由于它承认政府对生产活动的某种干预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反对产业政策。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名言”就具有代表性：“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Becker，1985)。但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韦德看来，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将‘产业政策’描述成为毒药，美国政府隐藏了其产业政策的实践，以至于连非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者都声称：美国没有产业政策，或者说有坏的产业政策，……(但实际上)，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实施着以生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其政策收益远远超过了其成本。”(Wade R.，2017)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反对产业政策的学者占多数，尤其是，“张维迎、林毅夫围绕产业政策存废的论战在媒体的构设及炒作下，争论演变成‘批产业政策’一边倒的舆论态势”(袁岚峰，2017)，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但是，在对这些改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持欢迎态度的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进步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例如，范因和瓦扬贝尔热就指出，这是一种对新古典经济学“永不可能发生的范式转换”：“林毅夫的立场可见于两种相互冲突的视角。一方面，他绝不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而且他还坚持国家的干预作用……在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与其说林毅夫积极倡导国家干预，不如说他是以此为手段，在新自由主义(在其中，产业政策是被深恶痛绝的)丧失了合理性的情况下，来抵制对更激进措施的要求”(本·范因、艾丽莎·范·瓦扬贝尔热，2015)。范因和瓦扬贝尔热实际上是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阻挡针对“华盛顿共识”的发展范式和经济政策实践的真正的革命。范因和瓦扬贝尔热的这种说法虽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也并非没有一些道理。
在笔者看来，这种“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触动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缺陷，其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与演化发展经济学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皮特利斯指出的，这种“后新古典经济学”对产业政策争论的贡献仍然执迷于传统的市场失灵或者有效的资源配置的观点，他们非常不同于市场扩大或资源创造的理路，持有这种理路的经济学家既包括在商学院工作的有关企业组织、企业能力及其战略研究理路的学者，也包括诸如卡尔多(Kaldor，1972)、罗宾逊(Robinson，1977)和帕西内蒂(Pasinetti，2007)等学者的剑桥学派。在这种强调结构和干预性公共政策的“后新古典经济学”值得欢迎的同时，它们实际上对作为剑桥学派核心主题的组织和生产问题并没有什么可说的(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Runde，2017,684-685.)。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皮特利斯对上述产业政策争论不同范式的评述是不全面的。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秉承资源创造理路的经济学当然还包括演化经济学，因为“演化经济学是资源创造的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贾根良，2004，前言;Witt,2006);资源创造的经济学还包括“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演化发展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先驱，“这是一种把生产、知识、创新、协同、(规模)报酬递增和由此所引致的制度(和组织)变迁”看作是经济发展核心机制的‘经济学的替代性教规’”，这是继“华盛顿共识”失败之后发展范式的一种革命(贾根良，2007，见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中译本前言，Ⅲ)。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经济思想史中抛弃经济发展主题转向“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的“静态的插曲”(谭崇台，1989：32)，是与生产、技术创新、规模报酬递增和由此内生的制度和组织变迁无关的“交换经济学”。
作为“后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宣称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和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但它在2016年底所提出的一些产业政策与这种理论基础是内在相冲突的，实际上已经否认了其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在下面第二节的讨论将说明，比较优势理论在历史上曾是发达国家让欠发达国家安于贫困的理论，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摆脱贫困都是违背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它所尊奉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对研究产业政策来说是不恰当的，与现代知识经济更是不相干。通过这些讨论，笔者将提供演化发展经济学替代性的理论和观点。这种讨论还将说明，新结构经济学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理论指导，作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也是有缺陷的。本文第三节将探讨为什么演化发展经济学要比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中国国情，新结构经济学只有抛弃新古典经济学，才能使其合理成分在研究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中得到更好的运用。
二、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还是技术赶超?
在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之前，我们需要简述其基本观点。林毅夫教授写到，“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和结构”(林毅夫，2017b)。“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早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林毅夫，1999)。“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和劳动力比例水平较低向较高水平的提升。……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林毅夫，2017b)。
那么，如何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呢?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让我们首先从对世界经济史的观察入手对其做出评价。这种理论最大的迷惑性就在于突出了经济剩余对不同经济活动选择的重要性，确实，有谁能否认经济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呢?然而，历史却说明，当一国对其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经济活动进行选择时，经济剩余的多寡并不重要。它还强调一国在选择某种经济活动时，正确的方法是选择要素成本低的经济活动，因为这种经济活动能产生更多的经济剩余，从而为选择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历史事实是如何呢?我们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当亨利七世在1485年接手英格兰时，英格兰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亨利七世采取了违背其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吸引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英国两百多年后之所以崛起的首创性的产业政策。然而，亨利七世的这种选择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条件：只有在积累较多经济剩余的条件下，才能选择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羊毛纺织制造业;也不符合新结构经济学所谓“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政策”，当时的英国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养羊业，放牧羊群的农民的收入比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居民都低得多，确实符合比较优势理论要素成本低的条件，但养羊业却不能给英格兰带来更多的经济剩余，原因就在于进口羊毛的国家将其加工成制成品后再返销英格兰，其价格是其英格兰出口羊毛价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当亨利七世接手英格兰时，它为什么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原因就在于其长期秉承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其结果是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它如何以及何时才能够积累比较优势理论在选择资本密集程度高的制造业时所要求的经济剩余呢?英格兰的这个例子说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剩余的至关重要性并不成立。
第二个例子是拉丁美洲的故事，它说明了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当时经济剩余很高，也选择了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采矿业，但却陷入了“中等收入(甚至高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无法摆脱。众所周知，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70年代爆发后，西欧和美国迅猛的重化工业化导致了对矿产品的大量需求，拉丁美洲各国就通过大量接收移民和矿产资源的出口更深地卷入到了欧美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成为其主要的矿产品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在刚开始的时候，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很富裕，例如，阿根廷在19世纪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柯林·克拉克的数据，在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仍高居世界第五位，而当时的澳大利亚人均收入位居世界第六位，但到了2013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计算，阿根廷的人均GDP已经下降到只是澳大利亚的1/5.5。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巨大的差异呢?一个原因是，由于重工业革命对矿产品的大量需求，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将经济剩余投向了资本密集的采矿业，相对于它们进口的轻工业消费品而言，采矿业无疑是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但出口矿物原料并不能使国家致富;另一个原因则是澳大利亚在20世纪10至20年代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工业，而阿根廷却没有(Dieter Senghaas,1985：146-151)，未能及时建立而非过早选择资本密集的工业恰是阿根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既然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不能构成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那么，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还是让我们从对世界经济史的观察入手。亨利七世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进入毛纺织业?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因为相对于羊毛出口等原材料生产，毛纺织业等制造业具有更大和更频繁的技术创新窗口，从而可以带来更长的产业链、更大的规模经济、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利润和更高的工资。这也就是说,技术创新窗口的大小和变化速度是亨利七世实施其产业政策的基础，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些经济学道理，但他从毛纺织业所带来的普遍富裕中直觉地意识到了技术能力对其进入毛纺织业成功的关键作用，因此，他采取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英格兰毛纺织制造业本土技术能力的形成，这些措施包括提高羊毛出口的关税，以使外国的毛纺织品生产者不得不承受比他们的英格兰同行更高的原材料价格，以便鼓励羊毛在英格兰本土加工，并吸引海外特别是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对新建立的羊毛纺织厂给予一段时间的免税期，或者在某些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授予其专营权等。
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技术都是以工匠所具有的技能和诀窍等形式存在的，它对当时西欧各国的争霸及其产业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影响可以从两个事例中略见一斑。一个是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提出的决定性影响，另一个则是对英法争霸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法国爆发的影响。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之所以创造“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是因为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当他在英国流亡期间，他遇到了许多信奉新教的法国侨民，其中多数人是身怀技艺的手工业者，他看到这些能工巧匠为英国带来的好处，叹息法国因迫使他们移居国外而蒙受的巨大损失，很想把他看到的英国的做法运用到法国，因此，当他怀着发展民族工商业、保护第三等级利益的坚定信念回到法国后，就满怀激情地撰写了献给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三和王后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阿尔金，2007)。罗斯托将法国工匠的大量流失看作是工业革命没有在法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西欧各国群雄争霸的时代，“欧洲各国充满生气的重商主义政府都在建立全国市场，引进和保护当时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技术。……现代史初期的宗教问题和引发英国1688年革命(和1685年法国取消南特敕令)的全部因素，都直接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有关系。……(身怀技艺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出走削弱了法国在关键的时期和事实证明是关键的方面同英国竞赛的能力”(罗斯托，1997，136;153)。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产业政策制定的一个理论基础问题：它究竟应该是以技术赶超理论为基础，还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技术赶超包括两个方面：技术追赶和技术蛙跳，技术追赶是技术蛙跳的基础，它们两者都是以技术能力为基础的，而比较优势则是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回到了经济思想史中李斯特的古老问题：国民财富的基础究竟是生产力还是交换价值?所谓交换价值就是古典经济学的“蓄积的财富”，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剩余”。因此，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歧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可以归结为：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究竟是应该回到亚当·斯密，还是回到李斯特?
李斯特认为，亚当·斯密混淆了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他就会富裕起来”(李斯特，1961：118)。那么，什么是财富的生产力呢?李斯特以渔夫的例子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他说：“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李斯特，1961：296)李斯特在这里所指的“能力和手段”实际上就是演化经济学的企业能力理论和国家能力理论中所说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源流要远溯到李斯特及其以远的原因。李斯特对生产力的定义虽然很芜杂，但其核心无非是(个体的和公共的)新知识、新技术、企业家精神和由新技术内生的制度和组织能力。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与亚当·斯密一样，新结构经济学也混淆了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它关心的是经济“剩余”而非生产力。
在我们刚引述的李斯特的上段话中，他实际上是说，一个国家在刚开始时虽然很穷，但如果它不断积累和革新其技术能力(为了讨论的简洁，本文暂不涉及组织能力问题)，这个国家终究会富裕起来;而一个国家在刚开始时仅靠要素禀赋出卖自然资源或体力劳动，虽然“蓄积的财富”或“(经济)剩余”很多，但因为没有积累和不断革新其技术能力，这个国家最终将会陷入“贫困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就像自然资源丰富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样。因此，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技术能力的积累和不断革新，而不是可用于再投资的“(经济)剩余”问题，用李斯特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问题而不是交换价值问题，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应该成为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因而，这个结论就对新结构的下述命题提出了疑问：“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和劳动力比例水平较低向较高水平的提升(Lin，2017b)。”显而易见，这个命题忽视了技术创新和结构变迁在推动资本—劳动比提高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技术创新，资本—劳动比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的关系，但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技术能力的建设和技术创新才是决定结构变迁更根本性的力量，演化经济学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政策制定基础上的本质不同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美国。一些学者将1776年看作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不平凡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的两件大事：美国独立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但是，这两个事件对美国的影响却是相当不同的。亚当·斯密根据其国际分工的相对优势理论，反对独立后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他写到，“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海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亚当·斯密，1972：336-337)。
由于美国自然资源和土地的要素禀赋价格相当低廉(这很好地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素禀赋论)，所以，亚当·斯密关于美国不要发展制造业的观点和自由贸易理论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非常流行，在美国的大学中是占支配性的经济学说。然而，它却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的坚决反对。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有着实质性的关系”(转引自W·W·罗斯托，1997：156)。因此，美国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雷蒙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并不是靠亚当·斯密的建议致富的，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别的国家来遵循这一方案，“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们的目的，即鼓吹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作用好让别的国家上当，而他们自己是绝不会被自己所欺骗的”(Raymond, 1820:134)。但是，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信奉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为英国生产工业制成品供应棉花等初级产品，在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了对美国北方工业保护主义的战争。显而易见，如果南方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获胜，拉丁美洲目前的状况就是美国的命运。
美国学派之所以反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因为他们发现，技术进步是资本的本质。美国学派将资本定义为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器替代工匠成为了能够及时反映当时技术进步的载体，所以，他们的这种定义就反映了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美国学派的先驱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将国际间商品竞争的性质抽象为一种唯一的共同要素投入，即生产中施加和利用的产业能量，采用机器的目的就是通过开发大自然中的能量替代人类体力劳动做工的能量，机器的生产率远高于劳动力(迈克尔·赫德森,2010:335)。美国著名政治家和美国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亨利·克莱继承和发展了汉密尔顿的思想，他指出，“科学使一个人像二百人甚至一千个人那样强有力,它不靠自然力,因此科学将胜过也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的数量。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培育实用的、机械的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在力量上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迈克尔·赫德森,2010:124)
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帕申·史密斯和亨利·凯里在19世纪中叶及时利用当时有机化学的进步，将化肥视作与劳动和土地相竞争的资本品，提出了生产要素之间交叉竞争的理论和“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按照这些理论，由于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生产投入都可被还原为作为“工作作用力”的能量，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机器和化肥作为当时科学技术进步载体的资本，可以替代劳动和土地作为原始工作的提供者，它提供能量的效率是劳动和土地的几倍，而单位成本又是后两者的几分之一，例如，蒸汽织布机比手动织布机的生产率之所以高十几倍,原因就在于人的肌肉作为动力来源,被动力程度高十几倍和单位成本只是劳动力的几分之一的蒸汽动力所替代的结果。(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