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4月30日 A4版]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
■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组
无论是要素投入、创新驱动还是结构变迁，没有体制机制的变化，这些因素都无法汇聚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动能。改革开放无疑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尤其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为经济主体创造了强有力的激励结构，促使他们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投入到生产、交易、创新等活动中去，形成促进发展的多元动力。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原有的改革红利逐步释放完毕，更加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突破思想观念障碍，打破利益格局藩篱，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新的制度红利。
由此可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揭示的一般规律。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实践中也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道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首先，在理念层面，中国共产党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等，进而使中国经济始终在科学发展理念引领下健康发展。其次，中国在20 世纪80年代所确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经过持续探，最终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发展战略。同时还制定了涉及各领域的更为具体的发展战略，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长远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如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等。同时，国家还以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方式，进一步对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做出规划，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最后，在科学的发展理念、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引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总之，对中国经济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无疑会深化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对多样化的增长与发展路径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做出重要学术贡献。
五、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要素市场理论，主要研究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在要素市场的供求机制作用下得到确定，核心是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效率问题;二是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理论，主要研究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如何认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调节方式矫正收入分配不公。
西方经济学的要素市场理论是一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即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为价值和财富创造做出贡献，因此，这些要素的所有者应当根据这些要素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最终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学说史上，亚当·斯密的价值和收入分配理论中就隐含着按要素分配的思想。由于斯密的价值理论具有二重性，导致其收入分配理论也具有二重性特征。一方面，他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利润和地租都是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的一种扣除;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亚当·斯密，1972)，因而，把劳动、资本、土地都看作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进而成为收入分配的依据。斯密的这一思想后来被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都为财富创造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因而3种要素的所有者可以按照各自的要素贡献获得相应报酬，这就最终形成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三位一体”公式，即资本、土地、劳动分别是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的源泉(马克思，2004)。19世纪末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要素分配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以要素均衡价格为基础的分配理论，二者互为补充，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要素的收入是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即最后追加一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边际产出，因此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克拉克认为地租是利息的特殊形式，企业家的工资也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由此得出，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分别根据其边际生产力获得相应的收入。马歇尔则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组织4种形式，认为这些要素的均衡价格就是各自的收入，即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均衡时的价格就是要素的均衡价格，就是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报酬(张作云，2001)。
西方经济学的要素分配论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庸俗成分，尤其是这一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按照各自提供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获得相应报酬，因而抹杀了其分配制度导致的各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虽然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资本、土地等非生产要素也是商品生产和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没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没有资本、土地等物质承载物，无形的抽象劳动无法凝结为商品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生产要素的种类更加多样，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参与生产过程能够大大提高劳动凝结为价值的效率，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要素所有者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在产权关系上具有排他性，任何生产要素的配置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因而各种要素必然在供需关系的作用下形成各自的“价格”，进而转化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这就决定了收入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公有制经济中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必然会采取按要素分配的形式来体现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经济利益(张宇，2016)。基于上述原因，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按要素分配逐步被纳入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体制的框架，明确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在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同时，首次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要素参与分配正式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实践证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极大地改善了各种要素所有作者的激励结构，激发了不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提高社会整体福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按要素分配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不可避免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对此，西方经济学也形成了相应的收入分配调节理论。以阿瑟·C.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派认为，由于货币也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特点，将收入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收入转移的方式包括：自愿转移，即富人自愿从事慈善事业;强制性转移，即政府向富人征收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转移，如建立社会保险;间接转移，如对生产穷人必需的食品、住宅等商品的企业给予一定补贴(孙祖芳，2002)。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扩大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必须调节收入分配。一种方式是对富人征收直接税，以增加社会的消费倾向;二是食利者阶级的消亡，“一旦它的食利者阶级的方面消失掉，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就会有重大的改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99)。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二战后西方国家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也有西方学者从效率和公平的内在矛盾角度出发，质疑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有效性。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平等和效率二者之间存在矛盾。要提高经济效率，必然要使收入有差别，但这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要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则会降低经济效率(阿瑟·奥肯，1987)。如何在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平衡好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而成为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
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同所有者凭借要素所有权参与分配，也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面临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挑战。有鉴于此，我们党也在持续不断地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重申了这一原则并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为遏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从党的十七大开始，我们党更加注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应地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提出了新的主张，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尤其是针对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比重过低的问题，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强调，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收入分配政策的上述调整，不仅反映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党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更体现出我们党对收入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即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效率和公平此消彼长的传统观念，而深刻认识到效率和公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六、关于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
20 世纪70年代兴起的国际经济学从开放视角出发，研究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全球的配置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等。其中，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认为，由于国际分工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一个国家应当利用其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出口，而进口其生产要素相对匮乏且生产成本较高的商品，这样各国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因此，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和世界市场上的寡头垄断格局;同时，主张一国政府应当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通过采用补贴和出口鼓励等措施扶持特定产业的发展，以扩大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以及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优势(樊永明，2006)。从国际间的要素流动看，国际经济学着重研究了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的原因及其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国际投资对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的影响。国际经济学认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可以发挥弥补资本短缺、促进出口、优化贸易结构、引导技术转移与外溢、促进竞争和产业升级等重要作用。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密不可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1993)就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看，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发挥了如下积极作用：一是利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利用自身较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增强出口创汇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二是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缓解了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短缺的状况，促使社会投资不断扩张，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外国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不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对外开放还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促使经济体制按照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共同游戏规则，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从而形成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之势。总之，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使中国经济发展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成功在印证国际经济学一些基本理论判断的同时，也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反思：尽管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能够为一国经济发展发挥巨大促进作用，但是为何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并未享受到全球化红利，而是陷入由经济增长停滞、国际分工依附、债务危机、金融动荡、社会分裂构筑而成的“全球化陷阱”。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则为破解这一理论悖论提供了重要借鉴。首先，在改革进程中，中国采取积极主动、渐进可控的方式，稳步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从空间开放格局看，最初建立经济特区，然后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开放沿边、沿江地区，最终向内陆地区开放，从而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开放领域看，采取先开放货物贸易等非敏感的部门，再分阶段、有控制地开放服务贸易、金融市场等重要部门的战略，以降低对外开放带来的潜在风险。从开放政策看，初期主要采取管制型政策，随着开放程度扩大，逐步转向激励型政策，同时强化对外资的法治化监管(张宇，2008)。中国的渐进式对外开放模式，适应了政府治理能力和国内市场的承受度及其动态变化，避免了像拉美国家、苏东国家采取激进的全方位开放政策给本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从而确保对外开放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从开放发展战略看，实现了从内向封闭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建国后到 1978年)向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存战略转变(20世纪80年代)，再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的递进式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充分将自身的人口红利与国外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相结合，不仅注重通过出口产品带动增长、就业，增加政府收入和资本积累，而且注重技术进步和工业升级。一是通过购买先进设备，实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并利用拥有大规模市场产业化的优势，促进新技术的传播;三是通过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采取合作、合资、合营等方式，扩大各国公司对本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本国市场的竞争度和提升本土企业的学习能力;四是在具备一定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逐渐实现从技术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五是推动有实力的企业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走出去，融入全球产业链，利用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促进技术和产业升级换代(周天勇，2017)。总之，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中国将自身比较优势与对外开放的有利机遇紧密结合，不断实现了产品升级、技术升级、产业升级、要素升级和综合竞争力升级。
最后，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所具有的双重效应，因而充分权衡对外开放的利弊得失，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一是在对外开放中确保国家的自主性，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和经济安全，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的控制力，降低世界经济波动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二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使中国的对外开放既符合自身利益，又符合合作方的利益，不断拓展和深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关系，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三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因此，中国注重在对外开放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引进、开发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自身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基于本国经济的承受能力，中国坚持积极稳妥、渐进有序的开放策略，以降低对外开放带来的潜在风险。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曲折，各国围绕市场、资金、资源的争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试图抓住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契机，继续主导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同时，由于全球化进程中收益分布不均衡、加之地缘冲突和难民问题的冲击，欧美国家掀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复杂重构，使得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仍需付出艰苦努力(习近平，2016)。面对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也在逐步调整自身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外部发展空间。一是在对外贸易方面，正在加快外贸优化升级、提质增效，实现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二是在投资方面，正在完善投资布局，在积极有效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同时，推动本国企业和装备走出去;三是在开放体制方面，通过不断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推进自贸区建设，来不断优化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四是在开放的空间格局方面，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格局。如何在总结既有的对外开放经验基础上，顺利实施对外开放方式的战略转变，实现从开放大国向开放强国转变，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七、结论与建议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既要坚持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又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更要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出发，切实提炼出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经济学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范畴”和“新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具有本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方式、制度安排、发展路径，形成积累了许多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民众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成功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未曾遭遇的挑战。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新命题，显然已经超越西方经济学已有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涵盖范围和解释能力，例如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结合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协调模式;关于中国所有制改革与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模式和经验;关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和经验;关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关于中国对外开放与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重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式与机制，等等。都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创新点，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
总之，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我们既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又不能不加辨别照搬照抄;既要学习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又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尤其是要具有敏锐的“中国问题意识”，着力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只有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超越、创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构建起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完)
(转自《管理世界》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