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贾根良
(上接4月23日A4版)
第七，重视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制中，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曾长期作为必修课在经济学系(经济学院)所讲授。然而，正如道格拉斯·多德教授指出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三个必选的“课题领域”：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此外，还有自选的两到三个其他领域。但现在呢?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加上数学;但两个历史学方向已很少要求，也很少开设了。(道格拉斯·多德，2008：20)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久负盛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备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歧视，甚至有时被公开蔑视为嗜古成癖已经不是一个秘密。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30年以来，提到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对此哀叹”。海因茨·D.柯兹2006年在“经济思想史欧洲年会”上发表主席讲演时也指出，经济思想史学家已成濒危物种，该学科被边缘化由来已久。
经济学家们探讨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日益衰落的各种原因(贾根良、兰无双，2016)，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单一范式支配性影响所导致的，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杰弗里·霍奇逊指出的，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经济学即使还未死亡，也是正在死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于50年代，直到现在，数学形式主义仍支配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育，它不仅拒斥非主流经济学的历史方法，而且傲慢地将经济思想史学科拒之门外。在过去十年中发生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突显出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所面临的生存危机：2007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这两个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由于遭到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这种从经济学分类中试图移除掉这两个学科的动议才未落到实处。但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个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之中;2011年，经过经济思想史家的努力，它们才重新被划归经济学科的分类之中。但是，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是否还能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生存下去仍是未知数。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的支配性影响，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由于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学科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国家，许多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例如，除了笔者以及笔者与学生合作发表的论文外，笔者至今仍没有见到有国内学者引用和使用过2003年在美国出版的《经济思想史指南》一书中的材料。经济思想史学科目前在全国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为例，其学位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以经济思想史学科申报下来的，但到了2015年初，该学科只剩下笔者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教师。即使是从事经济思想史教学的教师，也几乎没有以该学科为志业的。在我国，相对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繁荣而言，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可谓门庭冷落，备受歧视，尽管这两个学科近年来开始受到人们在认识上的重视了。
在我国，重视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同样存在着如何贯彻多元主义经济学教育原则的问题。以经济史学科为例，近年来，一些海归经济学人在国内高校大力推行“量化史学”(计量史学)，许多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以为这是唯一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殊不知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近年来在西方史学界遭到了批判。计量史学实际上是非历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计量史学”革命之前，强调技术、制度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和历史特定性的研究传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史研究中一直就占据着主流地位，这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研究，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英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史研究，韦伯、杜克海姆和美国老制度主义的经济史研究，以及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波拉尼经济史研究，等等，这些多元化的经济史研究传统对于我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的重要性远比“量化史学”重要的多，但我国经济史研究中能够运用这些传统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在“量化史学”的大潮中是否将完全消失也未曾可知。因此，笔者在2016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北大经济史学大会”的大会主题报告中，呼吁“经济史学研究需要多元化的理论视野”。
第八，海外发文和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土学术规范问题。
本文在前述讨论中对2016年我国高等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暂时被取消的(经济学专业)《A类期刊名录》提出了批评，笔者现在继续讨论它反映出来的问题。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国经济学界掀起的“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之下，海外发文就逐渐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学术评价和职称晋升的基本标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把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视作评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标准。但在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专业中，海外发文并不是被一视同仁对待的，而是设置了不同等级的外文期刊分级(基本上是英文期刊)。目前在国内最有代表性且最具认同性的大概是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的期刊等级分级,它将经济学的英文期刊划分为了四个等级：顶级(总共5种，所谓的Top5)、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第四轮学科评估经济学专业《A类期刊名录》的全部外文期刊的12种就有11种来自于其顶级(总共5种)和第一类(其中的6种)期刊，这反映出上海财经大学这个期刊目录在我国高等学校学术评价中具有高度代表性。
那么，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存在什么问题呢?查阅这些期刊目录和它所发表的论文，人们不难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其入选的300多种SSCI期刊中，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论文也不可能在其顶级、第一类和第二类期刊上发表，在第三类上发表的可能性也很小。第二，这个期刊目录没有考虑到学科特点之间的差别。例如，在所有期刊中没有一本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期刊入选。第三，它是数学形式主义单一范式和研究方法主导的。例如，与经济思想史学科不同，这个期刊目录中有不少与经济史相关的期刊入选，原因就在于这些入选的经济史期刊已经被计量史学所支配。第四，在其顶级、第一类和第二类期刊，没有一本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的学术期刊入选，只是在其最低期刊级别即第三类期刊中，才选入了《剑桥经济学杂志》一种杂志。第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它没有选入一本中国本土的经济学期刊,其学术评价完全以国外期刊为准。我国其它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外文期刊分级虽然与上海财经大学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具有其前四个特点。
实际上，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的期刊等级分级完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评价体系在中国的翻版。在西方发达国家，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期刊等级分级评价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在其大学中排挤和清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它们还把经济思想史学科等包括在其清除目标中。这种期刊分级作为指挥棒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非新古典的发展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科以及以非数学形式主义从事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者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些经济学或学科几乎完全不能在其权威(Top5)、重要(上海财经大学分级第一类)和比较重要(第二类)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在学科评估中，这就必然对存在这些经济学研究的相关大学系科的学术评价非常低，在这种指挥棒之下，为了提高评估绩效，这些大学在招聘、晋升、研究战略等决策上不得不采取歧视这些经济学的制度、政策和手段，甚至不惜驱逐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研究者，这是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根本原因。
以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对我国高等学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其影响下，我国许多重要科研机构所办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也日益“西方主流经济学化”，对我国高等学校的职称评定、学术发展方向、人才选拔和意识形态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状况不改变，我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和我国的学术话语权难免不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因此，这是笔者为什么说，虽然我国高等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迫于压力，“仍沿用上轮的评估方式，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但在指导思想以及相关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重要原因。以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是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的，是与党中央、教育部近年来不断强调的学术价值取向——以中国方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的。
此外，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仅助长了我国经济学教育以(数学和建模)工具而非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式，而且也漠视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导致了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在我国一些名牌大学，评教授已经不看国内期刊发表的成果，更不看研究成果在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中的作用，只看在国外所谓“顶级”和第一类等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清华大学某文科学院的一位40岁左右的副教授曾告诉笔者，他根本无暇关心现实问题，只是整天琢磨着如何迎合国外期刊的口味，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否则就别想晋升教授。早在30多年前，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就将这种现象称作是“智力外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热衷于与其经济发展毫不相干的“高深”数学模型，盲目地推崇在国外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志，而对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困、失业、教育、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却毫无兴趣。这种学术评价受制于国外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严重背离了解决中国重大实际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助长了“依附型经济学”和挟洋自重的恶劣学风，打击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早在2006年，笔者就已指出，在当时的我国已经出现了“依附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如何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突出中国问题意识，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土学术规范，这是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九，人才队伍建设和经济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大量引进海归肇始于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回顾”研讨会，在该会上，复旦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而专注于为西方国家输送优秀的博士生。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提议竟然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赞成，笔者在当时就对这种思潮提出了批评，针锋相对地提出经济学高级人才应该主要由国内来培养。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掀起了一股高薪引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博士以及在海外招聘经济学院院长的热潮，这一势头目前仍有增无减，相应地，在学科评估的教师队伍建设这一项指标中，海归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地加码。
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我国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师大规模招聘海归的做法不利于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存在着以下严重弊端。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垄断了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它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且其理论范式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政策主张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其次，近十多年来，我国引进的“海归”几乎是清一色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的“海归”屈指可数，学习经济思想史的几乎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引进海归必将加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支配地位。最后，2014年在法国发生的经济学教育改革事件说明，一旦西方主流经济学彻底统治了中国经济学界，不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学科，而且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和经济学创新在中国都将陷入更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
鉴于经济学专业海归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的一元化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我国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教师引进的海归不应超过教师招聘总数的三分之一，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应该主要靠国内多元化经济学教育体系培养。其次，大规模缩减经济学专业领域中针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项目，因为这些“千人计划”的人才不仅基本上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元化教育体系的产物，而且许多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育体系在国内不遗余力的推行者，例如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对国内经济学学术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的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就是由他主持制定的。
最后，总结我国高等学校十几年前实行的“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经验教训，为我国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教师队伍提供人才储备。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才可以由海归提供，所以，笔者建议，“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应集中培养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之外的经济学理论人才。
与此相关的是改进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科目和内容问题。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财经类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中，主要的考试科目是数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笔者早在2005年就指出，“2002年教育部规定，数学在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所占分数等于4年所学经济学在考试中所占的分数，无疑将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和内容过分注重数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教育体制的产物，应该进行改革。为了抛砖引玉，笔者在这里针对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科目的改革问题，提出一个不成熟的建议：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应该以较全面考察经济学本科所学基础课程，除了考外语和政治两门课外，再考两门专业基础课，分别为专业基础课Ⅰ和专业基础课Ⅱ，专业基础课Ⅰ包括数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外国近现代经济史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任选一门)三门课程，每门各占50分;专业基础课Ⅱ也包括三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或经济学方法论任选一门，每门也各占50分。
第十，改革学科评估办法和鼓励各高校经济学教育的多元化竞争。
2016年5月，针对当时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办法，笔者提出了如下建议：经济学专业应该恢复以前从二级学科对(重点)学科进行评估的做法，而不是一揽子地从理论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的一级学科层次上在总体上进行评估。这是因为，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中，不同的二级学科具有很不相同的特点。例如，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来说，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六个二级学科。这些不同的二级学科不仅“冷热”度不同，而且从学术上来说，本来就不存在相同的评价标准。因此，不应该对这些不同的二级学科采用完全一样的评估标准。
在笔者看来，在过去十年中，在一级学科层次上笼统地进行学科评估，已经造成了学科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以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为例，由于不直接评估二级学科，在许多经济学院一窝蜂地大力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情况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枝独大导致了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两个学科的严重衰败，造成了政治经济学学科受到严重挤压，以至于像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许多高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实际上已经垮掉，即使在国内号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龙头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实际上真正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目前只不过几个人而已。出于这些考虑，笔者建议恢复从二级学科对重点学科进行评估的做法，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避免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枝独大导致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的衰落。第二，有利于避免我国大学经济学学科同质化严重的现象，鼓励各大学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等之外的大学发展自己独特的学科竞争优势，有利于优秀人才在国内各大学特别是中西部大学之间较为均衡的分布。
至此，笔者针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十点具体的改革建议。在过去几年中，笔者曾将这些改革建议的大部分内容多次报送过《成果要报》或内参，但没有一次被采纳。笔者的博文《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发表后，某著名报纸的记者曾于2016年5月就中国经济学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对笔者进行了访谈，但《经济学专业学术评价：警惕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支配——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最终被该报拒绝发表。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仍是很大的，因此，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仍可能只是一个备忘录，以供有志者在改革时机成熟时参考和借鉴。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是笔者长期倡导的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对于本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建议，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约400年前在《伟大的复兴》一书的序言中针对他描述的对象所指出的那样，笔者同样“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完)
(原载《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