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五常
Ⅰ编者按Ⅰ
5月20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应邀在深圳做了主题为《从科学角度看经济学的灾难》的讲座。
如同以往，张五常教授以粤语发表演讲，由夫人苏锦玲女士转译为普通话。两位老伴侣无间合作，令讲座完美呈现。讲座结束后，张五常教授还就深圳房价、共享经济、及特朗经济等热点问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与洞见。以下为张五常教授的演讲记录稿，未经张教授审阅。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同学，今年我81岁，朋友坚持认为我是82岁了——按中国算法我是82岁。我24岁读大学本科，第一年学经济学，是57年前了。我做经济研究全凭自己兴趣做的，但最近我用了一年时间重新大修《经济解释》——十几年前三卷，现在变成五卷，修到最后知道自己在学术上走到尽头了。
我的朋友科斯一直做(经济研究)到百岁，我认为自己到81岁不要再做了，主要的原因是智力不下降，想象力也没有了，同时记忆力很短暂，记忆力也下降得很厉害，早上想到的，下午就忘记了。小孩三岁时候的事情我记得，但早上想的，两小时后就不记得了;想到的东西，我用纸记下，但随后连纸放在哪里，也找不到了。思想的发展是很多琐碎事情加起来的。我听说这是老人家的症状，每个人都如此。所以我想改完这次不再做了，做其他事情。现在还担心的，是很多以前大师写的文章和书，不断修改，不一定是改好，可能是改坏了的。我重新再改，当然辛苦，但我担心改坏了，所以我改的过程不断寄文稿给朋友，问他们我有没有改正，他们都说改正了。最近五卷完成，交了出去。我要强调，做这样的事，不是为了钱。
我做其他事情可以赚很多钱，做学术研究对我来说，也不是为了名。当年给我博士学位时，因为外国学生要给50美金，我说不要了，一纸博士哪里值50美金?校主任教过我的，追了出来，说一定要我拿这个文凭，说我帮你出钱，我就不好意思不要了。老实说，没什么用。我除了给学生写介绍信，从不说自己是什么博士，对我来说，一篇好的文章重要。我的观点很多朋友一样看法，但不容易写的。一些人写了很多，但是文章写完，三五十年后还有人记得就不错了。
我的追求
你问我追求什么，我追求文章传世。头衔、金钱可以不要，但我辛苦写出来的文章不是为了升级和得到他人的赞扬，我希望100年后还有人看到我的文章。有个瑞典主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很多年的朋友，十年前我问他，你们的诺贝尔奖提到那么多文章，除了科斯的两篇，还有哪篇可以传世50年?他想了两个小时，一篇也说不出来。客观看自己，我认为自己机会不会比科斯差。证据是1959年我在芝加哥出版的《佃农理论》，卖5元一本，现在网上用过的卖800元，新的卖2000元。现在看起来，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你怎样批评我都好，但我的文章死不了!
我没写过大红大紫的文章，这些文章隔几年没人理了。我写蜜蜂、婚姻、佃农，都还存在。美国知名大学的学生，不会读我的文章，他们要读自己老师的文章。但是那些次等一些的大学，老师写不了的，学生们都读我的文章，这就增加了传世的机会。回看这些，是比较满意的。传世的文章，要有新意，要说真理，有趣味性，才有持久的能力。
很多大红大紫的文章，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年我写《佃农理论》，说我错的人无数，编辑问我要回应不，我说不回应;文章是自己思想，有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干预。批评我的人不知去哪里了，我文章还在。提到分成合约，你不能不说张五常。就这么简单。
事实上我也是幸运的。很多年前在美国，他们说到一个经济学者有创作高峰期，有一个高峰期已经不错了，如果有两个“峰期”，这间隔会多久?科斯是1937到1960年，相距23年，人们认为是奇迹。我的《佃农理论》是一个峰，我的《经济解释》也是。能传世是没问题的，这是2017年，两者相隔50年。我认为在这点，我比科斯幸运。为什么呢?我有一个简单解释，我从来不认为我比科斯聪明，也不认为他比我聪明，为何我能相隔50年呢?很简单，他们只见到的是一个世界，而我见到了两个。
小时候我经过饥荒日子，得到的经验很多人没有的，农村的经验让我写《佃农理论》第八章时，不管阿尔钦还是谁，他们说找不到写佃农更精彩的。因为饥荒时候我在农地奔走，我知道如何农作。我写佃农时，推断是完整的，如有神助。阿尔钦看到第八章，拍案叫绝，奔走相告。后来我到芝加哥大学，他们看到这章，以为我是农业经济的顶级专家。
真实世界是经济学者唯一实验室。我到处跑，回到香港。很多人说我不务正业，放弃学术，今天还有人这样说。如果我不是到处跑，怎能写出《经济解释》那些案例呢?我不是只是到处跑那么简单，我做很多项目的小投资，拿到的资料可靠。有几间工厂，我打电话问工人情况，他们一定要对我说真话，因为我有投资。
另一个例子。2008年我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会传世的。这跟官方说的是两回事。不是不信他们，而是容易被误导。跟地方政府官员喝酒聊天，左问右问，问他们污水怎样处理。我写了这书几年，中国内地给我帮忙很大。我打电话给地区干部，他们马上飞来，他们也想知道我们现在的制度到底如何。他们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到处跑，跑到香港地区调研，被批评为放弃了学术。(我索性想，)你要批评我的话，就拿出一篇文章我看看!我写蜜蜂、座位票价、婚姻，(如今这些文章)每篇都在——这个历程是不容易的。经济学是实证科学，需要实验室的，真实世界是经济学唯一实验室。我看得多、看得快，我对马歇尔很欣赏，他跑工厂好几年才写出了他的名著，但我认为“低能”——跑了几年工厂怎会不知道合约怎样安排呢?我敬仰科斯，但认为他太慢了——很多细节可以不管就不管，他慢、我快。有些事情你要知道多一点，但在实验室操作的行为，竟然被经济学同行批评，这是经济学的灾难。
你看那些统计分析、回归分析，不知所云，废物一堆。我写的是真实世界。很多年前我也做过回归分析，比较可靠的数字很少有。现在那些回归分析，算什么学问呢?1975年左右，我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不满意，在一个会议上，我评论一篇文章，拍案大骂，说这样的垃圾怎能算学问呢?我说完后全场震惊。科斯在场，拉我到一旁说，你客气一点啊。
现在我的看法，是可能有很多种经济学，(不过)用途不同;我认为垃圾的，可能有其他用途;我认为是灾难的——科斯最后十几年也这样认为——但是我们认为的原因不一定相同。他认为经济学的灾难是和真实世界脱节了，是黑板经济学。所以他反对。我反对的理由，是现在的经济学无从验证。所谓的验证不是真的验证，完全没有解释能力。科斯希望，好的经济学能够在中国搞起来。他的希望我当然支持，但是他又希望我一个人把它搞起来，我说不容易的，尽己所能，把《经济解释》修改一次，已经做到尽头了。
我对经济学悲观的原因，是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我的老师赫舒拉发认为现在经济学有好的地方，我就认为全是垃圾。我说我的看法时，要从头说起。我走经济学发展的路——你要知道我到了24岁才读大学，在中学几乎没升过级。但我做过生意，逃过难，经历过饥荒日子——这对我以后的经济学是有用的。1959年我在美国加州读本科时，从那开始，我的运程没有其他人比我更好。
整个20世纪经济学大师，我几乎全认识，乐意教我的大师无数。我在西雅图，经济学大师们飞到西雅图，一定要找我聊天。我本科一年级，英文也不好，但这是我唯一机会;我超龄了，所以不看成绩直接录取我。1961年我拿了学士，1962年拿了硕士。跟着我做了个天才的决定：1962年考博士，我决定不考，而是等阿尔钦回来——我要考他的试。后来隔了三年才考，要考阿尔钦的题。我旁听他的课，是我最好的决定。那两三年我到处听课，和同学们讨论，学了很多。
而其中一件今天看起来不大可能的事20世纪的逻辑学大师卡尔纳普，竟然在UCLA教本科一年级逻辑。他一上课，我们就争位置，辩论科学方法，辩论什么是验证。当时弗里德曼已经发表了他的科学方法论。我个人认为，弗里德曼不到家，萨缪尔森不到家。
我偷听卡尔纳普的课，受到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后来我在《经济解释》就写了《科学的方法》。我跟老师阿尔钦是有分歧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临死前几年说自己是错的。分歧是观察上的事。要验证一个假说，如说甲发生，乙则发生。但验证时候甲和乙要真有其事。弗里德曼不知道，阿尔钦也不知，后来他才知道。
现在回到经济学理论——效用理论我完全不用。贝克尔用，他常赞我。但我说是没有功用的，可以不用则不用。需求定律——世界上没有需求曲线这东西，是经济学者的想象。需求定律说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价格是事实，看得到，但需求量是意图的需求，没有的，看不到。但讲需求定律不能不说。世界上是没有需求量这回事，单为这需求量我没法取消。效用、功用我可以都不要，但需求量无法取消。终于我想出来怎样处理了。你要验证需求定律，一定要处理需求量。
我走自己的路，等阿尔钦回来，在思想上挣扎。等他回来那几年，把科学方法论弄明白，还有其他问题。我到处旁听，在图书馆看书，忙得不得了。我问阿尔钦怎写博士论文，他说是你要写论文不是我写，你要问自己。我又去问赫舒拉发，他说你到图书馆，找出名的那些论文，看别人怎样看。我就去了，找奈特、费雪等人的论文看。得到一个结论：天才的作品，基本上不及格。
为什么呢?理论漂亮，但没有验证!经济学不是实证科学吗?萨缪尔森的书，还有费雪写等优曲线，验证全是零。这就是问题了。在UCLA，天天说验证，阿尔钦、弗里德曼都是，但看他们的论文，验证在哪里呢?唯一对我有影响的，是弗里德曼1957年发表的《消费函数理论》，有验证。这本书好，(在我看来)是唯一的(好的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我写论文一定要验证，《佃农理论》从头到尾都是验证，还有中国的婚姻等文章也是。经济学不是说说而已。
1969年我要找工作，去了西雅图华大，去了三个月他们就似乎“没缘由”地升我做了正教授。给我升正教授的同时，系主任诺斯(后来诺奖得主)，还有院长，都对我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希望你教学多点。但不教也行，或做研究、或发表文章都可以。完全不能想象的，当年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全是为了自己过瘾而写。看看现在的大学，替学校的老师(感到)可怜，(他们)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都是被迫写的，(因为)他们要算文章数量。
我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见到有那么大的方便给我，(于是)雄心勃勃，我(开始)从事研究发明专利和商业秘密的合约——这是大错也!美国的研究基金，见我申请，给我很多钱要我研究;我动用基金买了几百份合约回来，包括商业秘密租用、发明专利的种种合约，一个大柜子那么多，还有一队助手。但我得到的收获是零。发明专利是很专业的，要请专家、律师，(这方面是)很贵很贵的。看到这些我是欲哭无泪。我(虽然)写了报告，但基本上收获甚少。我做研究是雄心万丈，但却碰到了铁墙铁壁。你们可以去拿那些发明专利合约看看，是弄不明白说什么的。这浪费了我的时间。
第二个失败，是我替石油公司做顾问。1976年，几家大公司找我做顾问，我做的是加州标准石油公司(的顾问)。资料什么都有，也去现场参观。他们要我分析对石油的安排为何要那样做。我写了报告，他们说是最好的石油的报告。阿尔钦看后，说没见过写得更好的。但文章不能发表，合约有规定的。
石油公司的人对我说，有人认为我们的石油协议是串谋，他们想知道到底是不是。他们说，你不需要上庭作证，你只需要告诉我们是不是即可。他们还说，看过这报告的人都说精彩。这也花了我不少时间。随后我回到中国香港，进而回到大陆。我写了很多文章，你看我的《卖桔者言》、《再论中国》、《中国的前途》等。(至于我的)学术上究竟怎样，将来历史会有评价的。
“解释”(explanation)一词有好几种意思。看风水是一种解释，信不信由你。(由于)不少人相信，(所以)风水先生这个行业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历久不衰。以图表分析及推断股市走势没有数千年，但股市的历史有多久，这种图表派的学说就存在了多久。我称股市的图表派为风水派，信之者不乏人，所以其服务市场有价。我曾经指出，这是意图以事实解释事实，信之者其结局如何没有人做过统计吧?
解释不一定可以推断
一个小孩子逃学，母亲问为什么，这孩子聪明诚实，做了解释。他提供的解释应该对，但通常是一些特殊情况，不能一般性地引申到他的其他行为上。
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呢?择其佳者。我既欣赏也佩服，尤其是中国的史学家。记得年轻时读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在结语中他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不仅拜服小杜的文采，也对影响了他的史书向往起来。
当然，历史学家的观点与引用的史实可能错，但错失任何学问都可能出现，可以被后人修正。问题是，不管史学家的学问如何精确，不管他们对史实的考查如何慎重、客观，他们对史实的发展不能在事前肯定地推断。上佳的史学可信可靠，对史实的解释也精彩，问题是这门曾经教我很多的学问不能肯定地在史实出现之前作出推断。
换言之，历史学者不能像我那样，在1981年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当年我不是碰巧的——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不是儿戏。这类推断当然不容易，因为要有足够的局限转变的掌握，但只有经济学才可以在事前做出这类准确的推断。
再说钞票失踪的例子
回头说多年前我提出的——今天不少美国大学采用的——那纸百元钞票掉在人行路上会失踪的例子。所有其他科学皆不能解释该钞票会失踪，但经济学可以，而且可在失踪之前推断，指出在一些情况下该钞票一定会失踪。万无一失，跟牛顿说苹果脱离了树枝会掉到地上去一样。
当然，任何人——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容易地推断该钞票会失踪，也会知道要指定的是些什么情况。经济学的关键贡献是：足以解释钞票失踪的理论架构，适当地采用，可以解释及推断人类的所有行为。
外人看来是小题大做了。解释路上的钞票失踪，经济学武断地提出三项公理(axioms)。其一是需求定律。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会增加。例如没有警察的话，在场行人会偏于拾取该钞票。
其二是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例如一个人正在赶路，他拾取钞票的意图会下降。
其三是竞争的含意。钞票可以在市场竞投物品，面额愈大竞争会愈激烈。说是小题大做，但经济学的整体就是那么多，要解释复杂无比的现象经济学的整体也就是那么多。
这三个属公理性的基础非常重要。属浅学问吧?非也。在社会竞争下引进交易或制度费用，为了减少这些费用，道德与风俗的教诲会在社会出现，在某些风俗的约束下可能出现路不拾遗的情况，解释了钞票不失踪，或拾取者把钞票交给警察去。不是套套逻辑，但引进新的局限，可以验证的，要客观地下功夫。
公理性的解释是事前推断的关键
转到本节要说的重心话题。属公理性的科学是可以验证的，即是可以提出有机会被事实推翻的假说。可以验证于是成为一种实证科学。事后解释好些其他学问都可以，但事前可以推断的学问一定要是公理性(axiomatic)。公理性的科学可以推出让事实验证的假说。这样处理，事前推断与事后解释的性质相同，虽然难度不一样。自然科学——物理、生物、化学——全部是公理性的，但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所以验证假说在经济学非常重要。
在西方，经济学重视假说验证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约20年，其主要参与者集中在几间大学。其后的不幸发展源于要算文章发表的数量，没有多少内容的数学与容易误导的统计分析变得盛行，愿意多花时间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的经济学者近于消失了。
统计学说的验证(testing)可不是理论假说的验证，没有牵涉到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这三者并存的经济分析，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有解释力的假说的。
想当年，老师阿尔钦教需求定律，不用任何图表或方程式，讲足15节课。今天我(也)可以翻倍地去做。当年学成本概念与竞争含意，我苦读——苦思三年，跟着读博士后，单是成本(包括租值与交易费用)，我继续苦思数十年。
今天，从西方回归的同学告诉我，上述的三个基础或公理，他们的老师基本上不教——可能因为老师们不懂吧?这些不可或缺的经济学基础，既不教也不学，怎能推出可以验证的经济假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