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江林 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

“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实施方式反映了经济运行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片面性与消费全面性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揭示了这一规律并指出其发挥作用的深刻根源存在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共同本质之中,它决定了人类只有实现最大限度的平等、联合、协作,才能形成最进步的经济社会体系。“一带一路”战略将以更加有效、进步的方式推动建设国际互联互通网络、发展跨国经营企业、建立新型世界经济体系,形成高效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结构,健全国际供应链结构,以共同经济利益的增长逐步化解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在利益和权力分配上的分歧、对抗和冲突,加快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将经历由商业贸易之路到产业和城市密集带,再到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与此相适应,“一带一路”的发展方略应当包括近期发展对策、谋划中期发展和运筹长远之计等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三年多以来,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呼百应”的超预期效果。到2017年初,已有10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3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于2016年11月首次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正在深刻、广泛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结构升级。这一战略之所以能够赢得世界范围的认同,成为有效推进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伟大创举,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战略意图和战略实施方式反映了经济运行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矛盾运动规律。
马克思有关社会再生产矛盾运动规律亦即经济运行发展基本规律的思想,为近代以来的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是“一带一路”战略获得成功的思想基石。“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成功实施,必将为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突出问题,以更加有效、进步的方式化解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在利益分配上的分歧、对抗,加快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开辟新的道路,同时也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国际合作理论的丰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片面性与消费的全面性矛盾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说中将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周期区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基本环节,“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页)这四个环节首尾相连、依次过渡,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行,以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实现经济发展。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职能分别由相应的社会组织系统承担,这些系统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各自发挥其职能,物质和精神资料亦即我们所说的“经济要素”在这些系统之间依次流动,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在每一瞬间同时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维持经济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再生产周期性运动及其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大体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从宏观经济系统总体运行的角度可以分为供给与需求两个侧面,供给的一侧包括生产、流通和分配,而需求一侧,则包括生活消费需求、生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矛盾,也就是宏观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矛盾。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观点: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基本矛盾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集中体现为生产的“片面性”属性与消费的全面性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
(一)生产的“片面性”特征及其本质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过程时指出:“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4页)为了进一步说明社会分工造成单方面的劳动与多方面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不只是商品生产中的特殊矛盾,而是一切社会再生产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他将分工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 “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9——390页)在这里,马克思所揭示的从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中产生商品交换的规律,表明人的劳动活动、劳动能力以致整个社会的各个生产组织的生产活动和生产能力等,都有其片面性的自然基础。生理的、种族的、生存环境的差别,以及个人和社会组织在自己的环境中所能找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自然因素的差别,决定了每个人的劳动、劳动能力以致各种社会组织的生产活动和生产能力,都难以逾越由一定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特殊性、片面性、局限性。而后来出现的更为发达的社会分工和普遍的物质交换,只是扬弃了这种自然的分工,将自然分工的基础性作用纳入到社会分工的体系之中。马克思指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继最初的社会形态之后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所以,马克思指出的生产所具有的片面性,首先是来自于自然因素,受一定自然条件的决定;其次是这种片面性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其相应的社会形式,成为具有社会特征的、体现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片面性;再次是这种片面性通过普遍的商品交换过渡为相对的全面性;第四是在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这种基于分工和交换的全面的生产能力和全面的社会关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和他们获得自由个性的条件。
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人类自身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特质和本性,到人类社会形成一定系统结构并保持其发展能力的必然性和内在联系等,所有这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都决定了任何一个层次的社会生产主体,不论是作为生产劳动者的个人,还是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系统,如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地区,以及现代的企业、行业、部门、各种经济联合体等等,他们从事物质性、精神性、信息性、服务性产品的生产,其生产能力相对于他们的消费需求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片面性”的特征。每一个生产主体只能生产出他们的能力所企及的产品,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总是受他们各自生理的、社会的、专业技术的、地域综合条件的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制约,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特殊性、专业性、地域性或局限性。每一个生产主体同时又是消费主体,只有消费才能使生产主体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其生产能力。而要消费,就必须获得相对全面的消费品。消费结构单一或畸形,消费者就不能成为健康、合格的生产主体,就不会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供全社会消费。而要使每一个生产主体都能获得相对全面的消费品,所有的生产主体就必须进行分工并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从事既有分工又相互合作的社会性生产。这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群体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也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而与自然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之一。
社会生产之所以具有“片面性”并且在分工推动下不断向越来越“片面性”的方向发展,是因为这种“片面性”的本质就是专业性,是人的本性和分工规律所决定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社会化水平,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改善社会成员生存条件的基本途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生产的这种“片面性”特征的本质及其与消费的全面性矛盾曾做过有价值的分析。他在列举了制造一件普通衣服的复杂分工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2页)亚当.斯密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解决生产的片面性与消费的全面性矛盾,在于人类能够“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同上书,第16页)亚当.斯密在这里所说的“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与马克思所说的“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都是指专业化的生产。从古至今,任何一个生产主体,即使是今天的规模巨大的企业或地域综合体,甚至是一个大国或若干个国家的联合体这样的生产主体,之所以不可能生产出他们现实的消费活动所需要的吃、穿、住、行、用、享受、发展等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就是因为生产的专业化本质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尤其是在商品经济进入较发达的时代,生产者是出于为自己获得价值的目的而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因而只能从事为满足别人的消费需求并能发挥自己的专长的“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样他才能获得较多的价值去购买比自给性劳动所得更多、更全面的消费品。(下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