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 安江林
[上接03版]
由于跨国公司的广泛存在和不断扩大其经营的领域，世界上销售的产品越来越难以分清其属于哪个国家的产品，只能说供人们消费的产品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产品。受生产片面性与消费全面性矛盾推动并且与跨国公司并存的另一种企业形式，就是数量更多的中小型跨国经营企业。这些企业以独立的或附属的形式从事直接或间接的跨国经营，成为推动生产国际化、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它们与那些“巨无霸”式的跨国公司一起，成为跨国供应链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和数量众多的中小型跨国经营企业，就是以生产在空间上的高度分散来达到供给上的高度全面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这种趋势，通过合作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的一系列行动，为各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推动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体系走向更高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鼓励各国企业来中国投资，通过建设国内的自贸试验区和跨国、跨境产业园区等举措，提高国内市场的开放度。2015年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企业达到481179户，投资总金额45390亿美元，比2005年分别增长了85%和两倍以上。同时，政府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营主体，扩大海外投资的传统市场，寻求新兴目的地。2016年，中国大陆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境外投资企业盈利和持平的占到75%以上，其中非公企业投资额约占50%。中国主要能源企业在中西亚、南亚、非洲、拉美的许多油气出口国，投资于油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炼油化工、装备制造、产品销售、工程建设、工程技术服务以及相关产品出口、人员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以完整的产业链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在非洲兴业的2500多家中国企业，投资领域涉及电信、能源、医药、纺织、机械、农业、采矿、建筑、金融、商贸、科技、服务、餐饮、零售、旅店等，帮助东道国建设工业园区和高端产品生产基地，形成本土化经营的知名品牌，并为当地培养高端技术人才，加强了这些国家的供需平衡能力，带动了众多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主要银行和对外基金组织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合作，以大规模融资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中小企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发展，促进东道国经济运行发展走上良性轨道。海外并购已成为中国大陆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收购的领域涉及能源、医药、航空、家电、化工、高科技、保险、房地产等，收购的对象包括美、欧、日发达国家的世界著名企业。由于并购规模巨大，注重收购先进技术项目和知名品牌，使中国企业能够以“跳跃”的方式获取核心技术和销售渠道，走捷径进入成熟、发达的国际市场，加快了在全球范围布局生产经营网点和由低端分工向高端分工的转型升级。
从事跨国经营的各国企业，无一例外地关心全球市场的稳定、全球合作的发展和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为了满足各国企业的这一共同愿望，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推动中外企业从事跨国经营，并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拉动、影响更多的企业加入全球生产经营体系。中国今后在推动企业进一步扩大占领国际市场方面，应当发挥金融实力强大的优势，支持国内主要金融企业建立更多的海外分支机构，逐步形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和全球范围的金融服务网，为中外跨国经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全面、便捷的融资服务。要注重建设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健全、合作双方政策对接紧密的境外经济合作园区，形成以产业链为主要纽带并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涉外专业服务机构紧密合作的企业集群，使本国的大中小各类企业能够“抱团”适应海外市场环境，以群体优势增强竞争力和在东道国的聚集-扩散能力，同时吸收各国企业加入园区，参与园区合作，减少企业经营风险，发挥国际示范效应。通过发展更多的跨国经营企业，强化跨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微观载体功能，提高合作国经济的融合度，为治愈世界经济运行中市场分割、供需脱节、穷国与富国差距扩大等顽疾提供“疗效”显著的药方，为全球经济由“列国纷争”、“碎片拼接”的松散结构演化为网络化、开放性的有机整体结构开拓新的道路。
(三)建立全球化的再生产体系
“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目标应当是建立全球化的再生产体系，其中核心的目标就是建立开放、公平和良性运行的世界经济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在以下主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1、形成开放、高效的经济空间组织结构
以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合作国发展战略对接为主要途径，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内产业链逐步衔接成跨国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实施相互对接的战略规划，引导投资向合作条件相对优越的沿海、沿交通干线、沿边界地区集聚，将高效和大运量交通通道发展成为国家、地区、城市之间的协作、融合的轴心。发展临港、临站、临空和交通沿线的产业集聚区，促进沿海、沿交通干线、沿边界地区率先发展成为城镇、港口和产业密集的跨国、跨洲经济带。倡导、实行超越国界的合作发展规划，按照增进共同利益和合作发展规划要求，优化产业的跨国布局和城市群、经济带、大区域的空间结构。促进“一带一路”主副轴带发展成为辐射功能强大的世界经济增长极，通过轴带的延伸和分支体系的扩展，逐步形成布局合理、运行高效、覆盖全球的经济带网络。
2、健全国际供应链结构
供应链是指“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组成的供需网络”。(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创新增长合作与中美经贸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在经济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国内的供应链不断延伸、衔接成为跨国供应链，成为维系国际合作机制和国际产业链结构、保证世界经济正常运行的主要纽带。国际经济合作的效果和效益，最终都要体现在国际供应链的结构和运行水平上。“一带一路”战略在基础设施、政策、管理、调度、协商等方面及时排除国际供应链各环节的障碍，促进已有供应链的高效运行和新供应链的形成，提高国际供需网络特别是“一带一路”覆盖区供需网络的便捷化、高效化水平。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应当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和输入输出资金总量大、产业门类相对齐全、管理大规模经济系统运行经验丰富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国内供应链与海外投资、生产、采购、配送、销售网络的衔接，降低跨国供应链衔接和运行的成本，为健全国际供应链结构做出示范，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产业链由松散型、断续型向紧密型、稳定型过渡。
3、以共同经济利益的增长化解分歧、对抗和冲突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以实现和扩大共同利益来引导、促进合作各方进行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改变有损共同利益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消减、冲淡、化解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摩擦、冲突、对抗，为经济全球化开拓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一带一路”战略是谋求各国共同发展的百年大计，应当遵循发展优先、分歧置后、求同存异、平等相待、排除干扰、化解冲突、合作共赢等策略原则，在寻求和实现共同利益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应当在以下主要方面做出努力：
(1)依靠中国在经济总量、市场容量、进出口规模巨大和综合实力增长速度快等优势，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携手，在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发挥合作共赢、扶危济困、促和去恶的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合作升级。在与国情各异的国家的合作中，一方面正视和认真对待与一些国家间存在的贸易摩擦、政治分歧甚至军事对峙，在重大原则和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绝不让步，但同时努力争取使分歧、对峙、对抗不致破坏正常的经贸往来，使双方的自贸谈判等能够继续进行并取得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在涉及双方共同经济利益的重要合作领域，坚持以自由贸易原则和发展互利合作为主线，促进贸易额、投资额以及带动就业等指标较快增长，使经济合作及其带动双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成为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最具分量的“压仓石”。通过扩大经贸合作和对外援助，带动和扶持小国、穷国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际地位。制约一些国家的不合理利益扩张，阻滞大国博弈加剧，与有关国家共同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维护公平正义和和平发展大局，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朝着公平、合作、共赢方向发展。帮助陷于纷争和冲突的国家消弭纠纷，遏制局势恶化，促进冲突各方走向和谈，重振经济。以合作共赢的利益增长影响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协调多元力量的争执、竞合关系，推动形成良性互动、持久合作的地域共同体。带头强化国际交往的规则建设，有效防范合作各方面临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安全风险。
(2)根据合作对象国的发展需要，寻求双方的利益结合点，在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领域和重大项目上取得突破。发挥中国资源种类多样、产业体系相对齐全、要素输入需求量巨大的优势，与世界上具有各种产业构成特点的国家、地区寻求产业链对接和产业融合发展的结合点。针对各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市场供需特点，分类发挥中国在进出口和产能、资本、装备、技术、人才、文化、产业园区、企业竞争力等方面的特长和优势，帮助因产业结构不合理而陷入困难的国家走出困境，帮助因产业优势而面临各种发展机遇的国家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使中国成为大区域以致全球产业衔接网络的核心。以产能合作为主线，以产业链对接为主要形式，寻求和实现经济要素的跨国优化组合，建立以要素优化组合为基础的经贸合作网。将中国的长期、大额进口需求与合作对象国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衔接成上下游产业链关系，使结构单一的产业能够在合作对象国经济增长中发挥支柱性或主导性作用。以相对稳定的跨国产业链和不断增长的贸易投资为利益纽带，帮助欠发达国家克服要素稀缺、分工不发达、产业结构单一或畸形、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品短缺、贫困和社会危机严重等困难，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在高端产业和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互补互利合作，与各类合作伙伴国结成丰缺互补、交往互利、项目互惠的利益共同体。研究和谋划交通、通信、能源、科技、港口、产业园区、城市群、城镇带等大型、关键性合作项目，为跨国产业链提供不断增多的战略支点，带动提高合作各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3)适应“一带一路”发展需要，提高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从“走向世界”的开放模式过渡到深入了解世界、主动适应世界和积极影响世界的开放模式。以经济合作的深化和升级推进合作各方的体制、政策创新，加快体制、政策的改革和对接步伐，谋划和实行共同发展方案。合作推进金融、投资、区域经济组织等领域的改革，完善贸易、投资等经济交往规则，逐步扩大政策、制度对接的范围，提高全球经济的运行和治理水平。按照“物以类聚，国以利分”的常规，倡导建立经济互补性最强、政策和体制对接最成功的伙伴国关系，实行合作伙伴国重大政策和中长期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共同发展效果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合作样板。这些样板的类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政策和战略对接最成功的合作样板;与“近邻”国的成功合作样板;与发达国家的成功合作样板;与产业结构单一国家的成功合作样板;与弱小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成功合作样板;其他的成功合作样板。投入不断增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了解和适应各个国家的特殊国情，熟练掌握与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政策、知识和操作技巧。培养更多的涉外人才，培育更多的以世界为经营舞台的企业，形成越来越多的以全球分工为基础的世界产业和世界产品，带头创造各民族相互沟通、相互认可、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的多元性世界文化。适应国情和民意特点，以互补互利为基础，建立形式多样的利益共同体，使互利合作关系影响到合作各方的国体和国策，深入到民生和民心的各个领域。健全维护共同利益的政治、外交、文化手段，促进以共同发展为目的的政治、外交、防务、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形成经济、政治、文化逐步趋于协调的国际社会共同体。
四、“一带一路”由商业贸易带到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演变道路
“一带一路”必然要经历由商业贸易之路到产业和城市密集带再到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与此相适应，“一带一路”的发展方略应当包括近期对策、中期谋划和长远之计三部分内容。
(一)“一带一路”由商贸之路发展为产业和城市密集带
经济带的最初形式一般是由简单的运输条件联系起来的商路。这种商路式的经济带是一种松散、初级的地域共同体，实际上只能算是沿途各地区、各国的商贸联系体。在这样的体系内，既有沿线各地区经济主体相互的贸易和投资，也有彼此的摩擦、对立和冲突，所以维系这种商贸共同体的纽带较为脆弱。古代的丝绸之路和近代以来的海上航路就是这样的商路式经济带。
但是，商路式经济带从一开始就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是解决经济带沿线地区以及更广大地区生产片面性与消费全面性矛盾的一种有效的、无可替代的形式。从富人到穷人，从国家管理者到普通劳动者，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依赖一定的通商条件，必须维护商路的畅通。商路的中断意味着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命线的中断，不仅造成商人利益和政府税收的损失，而且使各阶层的消费者失去消费品来源，使大批下层劳动者失去维持生计的条件，由此必然引发社会的动荡和冲突。即使在商路经过的一些地区发生剧烈的政治冲突和持续的战乱，也只能中断商路的某一些区段，并且这些被中断的区段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商路路段所取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政治和军事冲突中断了商路，商人们则会开辟出替代的路段，将中断了的商路重新衔接起来。传统的商路衰落了，商人们就会联合社会其他阶层，开拓出新的甚至比以前更加繁忙的商路。这就是经济利益特别是牵涉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共同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力量，是一种基础性的、无法抗拒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然也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商路畅通的原动力，自然也就是商路式经济带从一开始就具有的顽强生命力。
古代丝绸之路就曾因列国割据、政权更迭、战乱频发等原因，经历了多次改道、多种商路并存和以陆路为主到以海路为主等长期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发达的商路使相隔遥远的地区之间加强了经济联系，加快了经济活动向沿线地区聚集。为了适应或服务于商业的发展，一些产业譬如古代的手工业、餐饮业甚至种植业、畜牧业等逐渐向商路沿线集聚、转移，政府在沿线的管理机构也因之加强。原本只是单纯的驿站或无足轻重的村落，因商旅繁荣而演变成了交易市场和商家不断增多的集镇，集镇进一步演变为商业、手工业繁荣的城市，小城市演变为大中城市，城镇稀疏的地带演变成为城镇密集的地带。古代丝绸之路就曾以这种方式，串起了由中国东部地区到欧洲的陆上城市链和沿海城市链，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密切交往。
在现代，海陆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然要经历由商贸带到城市密集带这一重要发展阶段。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互联互通网络，建设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交通、通信、能源工程和配套设施，共同实行与互联互通网络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在政策、体制、战略上扩大相互对接的广度和深度，必将极大提高商贸和投资便利化水平。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投资项目不断向沿线的城镇、城市群聚集，将持续加快以城镇为载体的各类产业发展。海陆交通通道沿线的城镇、城市群在近期内主要以交通和贸易联系为主，随后不断增多并加强产业链和价值链联系。譬如中欧贸易快速增长、中欧之间货运规模迅速扩大，将推动中国和欧洲国家分别在中亚、西亚和对方国家建设生产基地、物流基地，就近提供满足市场需要的商品，形成东亚—中亚—西亚—欧洲绵延数万公里的产业链条。这种产业链及其所体现的价值链纽带逐步深化欧亚城市、城市群之间的分工，推动原有城市的扩大和新兴城市发展，提高城市分布密度，增强城市在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和相互依赖，由此形成跨国和跨越欧亚大陆的各种城市链和城市群连绵带。这种变化，首先会在交通通道经过的各国国内的重要城市、城市群以及合作伙伴国的边界地区取得突破，随后沿海陆经济带主副轴带和分支轴带延伸，逐步形成由中国沿海、内地到欧洲、非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城市和城市群连绵带，带动各国原有城市、城市群、城市群连绵带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在沿线各国现有的城市发展水平上，“一带一路”由商贸带到城市密集带的过渡，在10到20年的时间将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使新兴的世界性城市密集带成为“一带一路”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基础条件。
根据这一基本发展趋势，近期即2020年前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推进互联互通的硬软设施建设，实现主要合作伙伴国发展战略和重要的政策、制度对接，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促进沿线地区经济较快增长，合作国互利共赢发展取得初步成效，为以后的合作升级和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一带一路”由城市密集带发展为经济共同体
城市密集带必然是商贸发达带和产业密集带，但不一定是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因为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标志是实行零关税或接近零关税的区域自由贸易集团和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市场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是城市、城市群的一体化。“一带一路”沿线及其近辐射地区由现在的松散式地域空间组织发展为统一的、紧密型的区域经济组织，再进一步发展为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其基本进程大致如下：从商品贸易为主的经济合作发展到以相互投资为主的合作，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成员国的合作关系走向紧密化、高度化;协商制定一整套促进合作升级的政策、制度，成功管理各成员国的贸易和投资，形成共同市场体系，譬如欧盟当年通过实施共同市场的一系列政策，致力于消除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取消成员国之间的所有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消除海关关卡、过境手续以及卫生检疫标准、法规、技术标准、税别、税率差别等方面的障碍，建立统一的海关税则，建成类似关税同盟的组织，使商品、劳务、人员、资本自由流通;建立起统一的或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货币体系，由统一市场体系过渡到全面的经济货币联盟，如欧盟建立共同的中央银行，成员国率先放弃货币主权，共同采用统一的货币等。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各国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民族特点等方面存在复杂而巨大的差异，各国共同实施全面配套的经济政策并过渡到高度化的统一市场体系，可能要经历比欧盟完成这一过程还要长的时期。因此，“一带一路”在中期阶段即到2040年前后的主要建设任务，就是形成统一市场体系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主要包括：建设覆盖全球的现代化、智能化互联互通网络，“一带一路”主副轴带延伸发展为覆盖五大洲的轴带网络，提高发展中国家与发展达国家经济的融合度;以更加有效地经济合作加速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后起经济体的转型升级，显著缩短世界“雁行阵列”第二梯队(发展中国家中的工业化国家)与第一梯队(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沿线各国实施全面配套的互联互通政策、共同产业政策、共同外贸政策、保护消费者政策、取消关税政策、共同货币政策、内外改革政策等，使各国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大批不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搭乘“一带一路”快车加快工业化、信息化步伐;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的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等，都面临着进一步提升经济合作水平、改进经济合作方式、形成共同市场体系以实现新的共同发展目标的要求。
(三)“一带一路”由经济共同体发展到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命运共同体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地区、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和相互依赖，必然会产生政治一体化的共同要求，推动政治上的相应变革和协调统一。所谓命运共同体，主要就是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包括经济、政治、外交、防务等多方面协调统一的国家联合体。“一带一路”在各国经济长期紧密合作的基础上，通过沿线国家之间签订一系列重要协议、条约，制定和实行一系列共同政策，如共同的地区政策、社会政策、科学政策、宗教政策、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制定和实行共同的法律等，推动成员国在经济、政治、安全、防务等领域实现联合并采取共同行动，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走向高度的协调和统一。欧盟在这方面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在其一体化的各个阶段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并使其转化为成员国国内法的法律。如《欧盟宪法条约》规定了欧盟拥有共同的决策机制、共同的执行机构、共同的议会，以及机构的设置、各机构权力的分配，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制定和实行统一的欧洲环境法等，使松散的国家联合体成为真正的政治实体或国家邦联。“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借鉴这些经验，在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程度和区域组织如上合组织、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南亚联盟等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碎片化”的区域组织逐步融合为“大板块”、“大集团”式的区域组织，从而使形成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命运共同体的条件趋于成熟。
“一带一路”在经过大约30到40年的发展之后，即到2050年前后，借靠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引起的产业变革浪潮，将全面、快速地刷新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方式、水平及其传统格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全球各类经济体的融合度显著提高。“一带一路”将演变为全球经济带网络，它与其他区域组织形式的区别趋于消失。各国共同推动政治制度的演变、包容和政治体制的协同、对接的条件趋于成熟，世界将加快步伐并以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式解决文化差异、民族隔阂、地缘政治等造成的对抗和不平等问题，消除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在利益和权力分配上的分歧，加快政治一体化进程和各国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统合。“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这一伟大进程中的历史性贡献将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完)
